194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得知發展東北有著大好條件後，馬上要求集中力量向那裏進軍。為什麽當時代理中央主席的劉少奇特別強調不能延誤， 甚至稱這是「千載一時之機」呢?
山東傳來好訊息，延安城內忽降飛機
1945年9月6日,八路軍冀東部隊進入了沈陽,卻因所攜帶的電台功率小，沒有能夠向延安報告這一訊息。在此之前，8月29日八路軍山東軍區也派出一個營部隊作為偵察分隊到達遼東半島的莊河縣上岸,發現當地偽政權崩潰，已處於無政府狀態。他們向大連前進時與蘇軍相遇，說明自己是八路軍，一名蘇軍少將很熱情地與他們進行了「非正式接洽」，說明蘇軍在東北只占各城市，至於其他地區八路軍只要不打出公開旗號，可以自由活動。帶隊的呂其恩等聽到這一表態，立即乘船趕回膠東，透過電台向中共中央報告。
9月11日，中共中央從山東軍區來電中知道了這一好訊息，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非常振奮，當天馬上命令山東軍區組織十二個團部隊迅速渡海去東北。三天之後即9月14日，延安機場突然降落了一架蘇聯飛機，機上走下來從沈陽來的八路軍冀東分區負責人曾庫林，以及一位蘇軍上校。這位上校奉命向朱德總司令轉達蘇軍駐東北統帥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通知，說明中國軍隊如何進入滿洲應由中國自行解決，我們不幹涉中國內政，並表示「對八路軍均抱深厚之同情。」蘇軍代表還說明，進入沈陽的中共部隊公開打出八路軍的旗號，會在國際上造成影響，給蘇聯帶來外交上的麻煩。曾庫林也馬上向中央報告了進入沈陽時的困難，以及蘇軍的兩面態度。
劉少奇、朱德聽取匯報又接到蘇軍代表的通知，感到十分高興。他們向蘇軍的代表說明，可以不用共產黨、八路軍的名義進入東北,得到了對方默許。為了便於領導，中央當天決定成立中共東北局，由彭真任書記、陳雲任副書記，東北局主要成員隨蘇軍這架飛機馬上飛往沈陽。當天，劉少奇在黨內電報中就稱「此真千載一時之機」，認為時間決定一切。鑒於毛澤東正在重慶談判，若去電請示，電文往返和密碼轉譯還需要時間，於是劉少奇本著先行動、再請示的精神，向黨內下達了進軍東北的指示後，再致電重慶報告毛澤東。
收縮南方向北進軍，算總賬有賺沒蝕本
考慮到國際國內形勢和中蘇條約的限制，劉少奇特別要求各部隊進入東北時要隱蔽身份。9月15日，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山東和華北的根據地負責人指出:「在東北決不能采用八路軍的番號，也不能用共產黨的公開名義和紅 軍接洽並取得其幫助」;「如部隊進入滿洲不可能，即放下武器，脫下軍裝，作為勞工或難民開到沈陽附近再裝備」;渡海部隊不要考慮美軍海上截擊,「途中如萬一遇美軍盤查，軍隊可堅稱向冀熱遼軍區之樂亭與山海關之間某地進發;便衣可堅稱難民回東北。」
中共中央決定大力北進，南方勢必就要收縮。抗戰結束時，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戰線漫長，從長城內外延伸到廣東，縱貫全國，兵力處於分散狀態，不改變這種被動態勢也抽不出多少部隊進軍東北。對此，劉少奇主張撤出江南各個解放區，以山東、江蘇北部的八路軍、新四軍主力進軍東北，再把江南的新四軍撤到江蘇北部和山東以彌補兵力空缺。從9月15日至9月18日，劉少奇代表中央調整了全國的戰略部署，要求「山東主力及大部份幹部迅速向冀東和東北出動」;「新四軍江南主力部隊，立即轉移到江北」。對於劉少奇在歷史緊要關頭代表中央作出的戰略決策，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周恩來馬上表示了贊同。
根據中央的部署，北方根據地的十幾萬部隊迅速向東北趕路，南方根據地的部隊則從全域出發，忍痛告別了當地父老鄉親，向北方根據地撤退。在江南新四軍北上的同時，毛澤東、周恩來在重慶談判中宣布，願意撤出南方八塊根據地，作為爭取和平的讓步條件。這一態度，受到全國各界的熱烈擁護，打破了蔣介石歷來說共產黨只知爭地盤的宣傳。對於這次讓步，毛澤東於回到延安五天後向幹部做報告時就解釋說:「長江以南各個解放區，不讓也得讓，爭也爭不到，何必不慷慨一點讓出來呢?算總賬，沒有蝕本，沒有吃虧，這個地方失了，那個地方得，失了一寸，得了一尺，還賺九寸。」
當國共兩軍都在爭速度向東北進軍時，9月底中共中央接連發出幾個指示，強調「向東北和冀東進兵及運送幹部，是目前關系全國大局的戰略行動，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今後鬥爭有決定作用。目前是時間決定一切。遲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損失。」原先從延安派往中南和華東的部隊和幹部在途中大都接到新命令，立即折向東北前進。當時調往東北的主力部隊有11萬人，還有2萬幹部，中國共產黨七大選出的五十多名中央委員有二十名被派往東北。
徒步乘馬日夜趕路，搶在美國飛機和軍艦之前
派往東北的部隊來自不同的戰略區，需要有統一的指揮員，當時中共中 央選定了林彪。8月下旬林彪離開延安後，原準備接替生病的羅榮桓擔任山東軍區司令員。他先乘美國接飛行員的飛機到達山西東南，再騎馬行至河南濮陽，便接到中央的「萬萬火急」電報，命令他立即轉道去東北。雖然進軍東北的部隊幹部沒有近代化的交通工具，陸地靠徒步或騎馬,渡海要乘木船，卻因爭分奪秒地日夜兼程趕路，終於在兩個月內陸續進入了東北。當時劉少奇代理主席的中共中央做出的這一決定，在極為緊要的關頭抓住了一個重要的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