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朝是自秦朝以後，中國古代歷史上思想最自由的時代，沒有之一。
不僅思想自由，其他的方面也自由。經商自由、旅行自由、信教自由，歷朝歷代普遍都嚴管嚴罰的事情，到了元朝，基本上都放開了，一切隨便，你想咋搞就咋搞。
南宋滅亡後，有個立誌當遺民的詩人，名叫鄭思肖。他人在大元，心系大宋，經常寫詩懷念宋朝，結果什麽事兒都沒有，平平安安地活到了78歲。相比明朝的遺民在清朝活得戰戰兢兢、謹小慎微，鄭思肖過得簡直就是神仙的日子。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鄭思肖寫的書在元朝從來都沒有被禁過，但是到了清朝卻變成了禁書。
元朝還有個詩人名叫梁棟。有一次到南京附近的茅山遊覽，大約是喝高了，所以就像【水滸傳】裏的宋江一樣，隨手在墻上寫了一首詩。詩本身的內容其實也沒什麽，但是廟裏的道士和梁棟有過節，所以就把他給舉報了，說這小子公然寫反詩。
案子層層上報，最後，大都的禮部下來了判決：「詩人吟詠情性，不可誣以謗訕。倘使謗訕，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
這件事就證明了一點：大元王朝是沒有文字獄的。
還有一首元代的散曲，我們大家都很熟悉了，這便是【山坡羊·潼關懷古】：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這首詩的作者是張養浩。張養浩是什麽人？他可不是貧困落魄、滿腹牢騷的窮酸書生。他是當朝的高官，曾做過禮部尚書，官居一品。寫這首散曲時，他身為陜西行台中丞，相當於今天的中紀委駐陜西省巡察組組長。
級別這樣高的官員，寫出來的詩歌按理應該都是歌頌大好形勢、贊美大元朝廷的內容。但是他卻把社會的狀況寫得一團漆黑，而且「興、百姓苦」這樣的話顯然也是大有問題，這豈不是在說，大元朝的興起也是在讓老百姓受苦？
不過，元朝的統治者顯然並沒有這麽聯想。張養浩依舊可以繼續寫他灰色調詩歌，比如他還有什麽「功，也不久長；名，也不久長。」，什麽「贏，都變作了土；輸，都變作了土。」都是一個調子。這並不耽誤張養浩做官，他依舊官越做越大，死後還獲謚「文忠公」。
（二）
說到元曲，我們就不能不提到元朝末年的一首很著名的散曲：【醉太平·堂堂大元】，其內容是這樣的：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
散曲的作者不詳，但是據當時的一位學者陶宗儀的記載：「【醉太平】小令一闋，不知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
也就是說，這首公然指名道姓謾罵大元王朝的散曲，在當時已經是傳遍了全國，人人皆知了。元朝方面也沒有采取什麽措施來取締這首散曲，而是任其流行，可也真是夠讓人驚嘆的了。
另外，還有我們熟悉的睢景臣所寫的著名套曲【高祖還鄉】。在這首套曲裏面，作者揭穿了漢高祖劉邦原本是鄉間無賴的本色，對於封建皇權進行了極大的嘲諷。這樣的作品在元朝也是暢行無阻的。反而是到了元朝，朱元璋開始重視皇帝群體的形象問題，下詔嚴禁戲曲中出現皇帝的形象。
元朝文學藝術的巔峰之作還得說是【水滸傳】。【水滸傳】實際上寫成於元朝，你無法想象一部宣揚造反的書能夠在朱元璋時代問世。
像【水滸傳】這樣的書，在元朝也能寫，也能出版，這就很說明問題了。有人可能會說，明清時期也出版這本書了呀。現實情況是：明朝前期，社會上根本就沒有【水滸傳】這本書的影子，只是後來，到了嘉靖年間，朱厚熜開始長期不臨朝上班，大明朝廷很多事兒都沒人管了，【水滸傳】這才重見天日，又在社會上流行起來，並且誘發了【金瓶梅】的誕生。後來，十分「勤政」的崇禎帝上台後，他很快就把【水滸傳】就又給禁毀了。
清朝之所以允許這本書出版，那是因為這本書實在是流傳得太廣了，禁不禁的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所以就幹脆放開了。
（三）
元朝雖然高度自由，但是它卻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迅速滅亡了。原因何在呢？
實際上，元朝之所以自由，並不是因為蒙古人開明，而是由於他們懶政，以及對於自身武力的過度自信造成的。
蒙古人不像後世的建州女真，大家普遍都不愛學習，沒有像清朝那樣抓教育。蒙古人靠著罕見的武力征服了中原，但是他們卻不知道該怎麽管理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因此，只好把管理國家的重任承包出去，交給色目人、漢人中的那些官吏和豪強。元朝長期實行包稅制，各級官吏、豪強在自己的領地裏可以為所欲為，只要是能把規定的稅收數額交上去，保證幾十萬蒙古貴族們能無憂無慮地吃喝玩樂，那就完事了，其余的事情你想怎麽幹就可以怎麽幹。
因此，元朝出現了遍地豪強惡霸橫行不法的嚴重現象，普通百姓飽受欺壓，少數權貴為所欲為。這也使得元朝的社會矛盾變得日益尖銳，最終導致農民大起義的爆發。正像元朝的一首民謠裏所說的那樣： 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天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元朝對於意識形態方面的漠視完全是蒙古人對自身武力過度自信的結果。蒙古人覺得自己天下無敵，完全不必害怕有人造反。因此，對於吟個反詩、發個牢騷這類雞毛蒜皮的小事，蒙古人根本就懶得去管，就是由於這個原因，這才出現了元朝空前的思想自由的現象。
英國著名大思想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自由的經濟制度與和平的環境與公正嚴密的法律配合在一起，這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與進步。
元朝固然是自由了，但是沒有公正的法律來保護民眾的利益，結果整個社會就變成了野蠻的叢林，恃強淩弱、以大欺小的事情比比皆是，其結果必然使得社會的正常運轉遭到破壞，整個國家也失去了平衡。元朝的迅速滅亡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