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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會戰的攻防矛盾,第九戰區直面日軍,主動出擊還是待時而動?

2024-01-24歷史

書接上回,本期為南昌會戰的第4期。上一期主要講述了即將發起戰役的日軍所做的一系列戰前準備,本期將講述國軍方面為應對即將到來的會戰所作出的戰略抉擇。

(本期全文約8000字,內容較長,感謝您的觀看)

軍委會:主動攻擊設想的破滅

與日軍相較,國民政府對南昌的認識絲毫不差。南昌正扼鄱陽湖盆地之中心,鄱陽湖盆地北有九嶺山、南有九連山、東有武夷山、西有萬洋山,鄱陽湖及贛江、撫河、錦水貫穿其間,沿岸多窪地沼澤,山巒起伏,是天然的抗戰基地。同時,南昌是浙贛鐵路線與南潯鐵路線的交會點,透過向塘公路近接京湘國道(南京-湖南),水陸交通十分便利,通達四方。所以,無論從戰略判斷而言,還是從情感而言,中國軍隊對南昌的得失都不會等閑視之。

抗戰初期,陳誠與薛嶽(左)的合影。薛嶽得到蔣氏重用,陳誠起了很大的作用。

與武漢類似,要保衛南昌就要首先確保外圍防線能有效阻擊日軍,即在德安以南至南昌的廣大贛北土地上實施抵抗。這裏屬於第九戰區的管轄範圍,而當時的第九戰區盡管司令長官名義上是陳誠,實際他身兼多職、事務繁重,另由薛嶽代理長官之職,負責具體作戰事務。因此,南昌會戰期間,第九戰區實際的指揮長官是薛嶽。薛嶽幾乎已經是抗戰軍迷耳熟能詳的將領了,他綽號「老虎仔」,頗有自己的個性和主見。雖然他為蔣介石所器重,委以重任,但他並不惟命是從,遇到上級意見無法執行的,會在自己的許可權範圍內以各種理由和方式拒絕或者根本不理會。這次會戰之初也毫不例外,他與中國軍隊最高統帥蔣介石之間上演了一台精彩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好戲。

武漢會戰之時,贛北地區是最早結束戰鬥轉入對峙的戰線。因為日軍第106師團在萬家嶺戰役中遭受淪陷性打擊,策應的第101師團又受創累累,故而早在1938年10月底,中日兩軍就轉入了隔著修水河對峙的狀態。中國軍隊利用這個時機,積極開始加強防禦的工作。同年12月,考慮到武漢會戰結束不久,各部剛開始整訓,軍委會訓令第九戰區贛北地區的戰略方針:「與當面之敵保持接觸阻其南下,並迅速鞏固主要陣地線,加緊訓練第二線部隊。」

然而隨著日軍對南昌企圖的逐漸顯露,對日軍戰略謀劃洞若觀火的蔣介石決定采取攻勢防禦打破日軍的進攻準備來保衛南昌。1939年2月7日,軍委會訓令第九戰區攻勢防禦方針「此次敵進攻南昌,其主力將在武寧、修河一帶,務望悉心籌劃,依攻勢防禦,嚴密配備。關於工事,我軍總預備隊應控制於武寧附近,非待致兵力疲憊至相當程度,切勿輕率出軍為要」。也就是說,此時軍委會提出的,還僅僅是個攻勢防禦的想法或概念,並且對總預備隊的使用有嚴格規定。

2月14日,軍委會電令第九戰區進行攻勢準備,明確指示第一步先攻取瑞昌、陽新,得手之後主力指向九江,以切斷日軍的水運補給線為戰略目標。這個規劃十分大膽而有創意,一旦成功,可以切斷鄂南日軍與贛北日軍的聯系,直接威脅到長江補給線。盡管在這條攻擊線的正面是日軍戰鬥力薄弱的第106師團,但以中國軍隊的戰鬥力、要達成蔣介石設想的戰役目的,應投入15個師以上的力量才能取得決定性的戰果。為什麽這麽說呢?試舉兩例如下:1938年10月,在萬家嶺戰役中,薛嶽集中12個師約48個步兵團的兵力,包圍處於機動作戰狀態、孤軍深入的第106師團主力,並阻擊日軍援軍,雖然重創日軍,造就輝煌大捷,但未竟全功。1941年,陳誠策劃反攻宜昌,中國軍隊共投入5個軍14個師約42個步兵團的兵力,攻擊缺少近三分之一力量的第13師團並阻援,最終失利。

以當時薛嶽所能動員的,包括整訓部隊和第九戰區全部預備隊在內,勉強能湊足16個師1個旅(包括第8、73軍的4個師,第20集團軍的2個師和第30集團軍3個師1個旅,總預備隊第1集團軍和第74軍的7個師,56-60個步兵團),這樣一來,手頭便沒有任何機動部隊,所以實施這樣的計劃肯定是不現實的。縱然不以軍委會的戰略目標完全達成為念,以取得一定牽制為效果,這些部隊中的相當部份力量還無法立即投入使用。如前所述,好些部隊正處於整訓期間,而整訓部隊是分批次的、因此一個集團軍或一個軍往往一部份在前線,一部份在後方。例如第8、73軍各有一個師在湖南,第30集團軍的第72軍則遠在湘西。紙面上看起來薛嶽兵力很多,但實際沒有足夠用於進攻作戰的本錢。

當然話說回來,就算部隊整訓完畢,薛嶽也斷斷不肯如此進攻,將有限的兵力虛耗在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對固定防禦點的進攻戰之中。他認定「敵善於固守而我則短於攻堅。故以奇兵攻擊動態之敵,較易收效」。因此,他選擇了消極抵制的做法。2月28日,軍委會見第九戰區動作遲緩,再度催促薛嶽將兵力集結在永修、武寧,對日軍實施攻勢。薛嶽采取了變相抵制和折中處理的辦法,他在3月6日電令所部,以第19集團軍出動2個團的兵力,湘贛邊的第8軍出動1個團至1個旅的兵力出擊瑞昌、陽新之間,周暑、關麟征部出擊蒲坼、羊樓司牽制當面之敵。對於出擊部隊,大談「乘虛搗穴,出奇制勝……以大軍擊之反受挫不若以奇兵襲之而取勝」。

第9戰區序列表(1939年1月)

3月8日,蔣介石致電薛嶽,下達了更加明確的指令:「第九戰區為確保南昌及其後方聯絡線,決即先發制敵,轉取攻勢,以摧破敵之企圖。攻擊準備應於3月10日前完畢,預定攻擊開始日期為3月15日。」並對指導要領及部署作原則指示,要求第19集團軍固守現陣地,拒止敵渡河攻擊;湘鄂贛邊挺進軍指揮第8、第73軍由武寧指向德安、瑞昌,攻擊敵之左側背,第30、第27集團軍向武寧附近集結,第1集團軍向修水、三都(今修水縣太陽升鎮)推進,準備爾後作戰。

薛嶽於3月9日、10日接連致電蔣介石,提出部隊整訓未畢,補給困難,準備不及,要求延至3月24日開始實施。蔣於3月13日復電,強調「惟因目的在先發制敵及牽制敵兵力之轉用,故攻擊開始日期不能遲於本月敬日(註:即24日)」。薛嶽卻又打了折扣,命令所部29日起開始攻擊,盡管在使用兵力上比先前的計劃有所增加(主要是同意第8、73軍投入攻擊),但他強調「各出擊及遊擊部隊務極力秘匿其行動,並盡誘惑欺騙敵人之能事,以遂行任務」。就在蔣與薛打口水仗之時,日軍發起了進攻,一場主動攻擊的設想完全化為泡影。

第九戰區:從後退決戰到機動防禦

相對於軍委會高層的積極,作為在一線直面日軍的第九戰區就謹慎多了。戰區關於防禦南昌的考慮,早在1938年11月就開始了。當時還在第九戰區第1兵團司令長官任上的薛嶽,就安排中將高參杜建時和少將高參兼作戰科科長趙子立共同研究和草擬作戰計劃。時年32歲的杜建時出身官宦家庭,畢業於東北講武堂北京分校,曾在東北軍炮兵部隊任職。

1932年以優異的成績考人南京陸軍大學正則班第10期,頗受蔣介石的重視和賞識,被選拔去美國陸軍利文沃思指揮與參謀學院深造,還曾就讀於加州大學國際政治研究生班。此時,他剛從美國回到國內,就被派到第九戰區參贊軍機。而30歲的趙子立畢業於黃埔軍校六期和陸軍大學正則班第14期,陸大畢業時成績相當優秀,自武漢會戰成為第1兵團司令部部屬以來素為薛嶽所倚重。兩位將軍一洋一中,各有所長,又是重要領導眼中紅人,自然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杜建

兩人仔細研究了贛北地區的地形,認為日軍有兩條進攻路線可以選擇,一條是在修水北岸集結主力,向南突破,經陸路進攻南昌,一條是水運有力部隊經鄱陽湖出進賢縣,切斷南昌後方,攻占南昌。兩條相較,無疑第一條的可能性最大,第二條可能作為輔助。而修水南岸自張公渡(今永修縣虬津鎮張公渡村南)以西是高聳連綿的山地、大兵團運動困難,張公渡以東是低山和平地,因此選擇第一條路線作為主攻方向,則突破口必然選擇在張公渡以東。同時,兩人還判斷出,日軍在突破後將利用公路,經奉新、安義一帶的盆地區遷回,出生米街(今新建縣生米鎮),將修水以南的中國軍隊包圍消滅,然後拿下南昌——這與岡村後來的謀劃基本如出一轍。鑒於修水在春、秋、冬三季水位低,可以涉渡,夏季有山洪,不能涉渡的情況、他們估計日軍進攻南昌的最早時間應在1939年春。

據此、兩人擬定了一份後退決戰的作戰預案。「兵團以決戰防禦之目的,以一部兵力,守備鄱陽湖西岸及修河南岸,以主力控制於安義、奉新以東、以西地區,俟敵軍深入至潦河北岸,轉取攻勢而殲滅之」,並要求「修河南岸守備部隊,先采取持久防禦,而後待命向潦河南岸進行逐次抵抗,務贏得時間,以便完成一切決戰準備,再待命轉取攻勢。控置部隊,在東面,控置於西山、梅嶺地區;在西面,以主力控置於安義以西,以一部控置張公渡西南、安義西北山地,待命東西夾擊深入至安義、奉新之敵。」但這份預案交到薛嶽手中時,他進行了修改。他將第49、70軍推上了修水南岸防禦,僅以第79軍一個軍控置在安義以西。

羅卓英

12月,薛嶽離開南昌去了長沙代理戰區司令長官,這份作戰預案就轉交給第19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羅奉命以第九戰區前敵總指揮的名義統轄贛北地區的第19、30集團軍、鄱陽湖警備司令部等部13個師的兵力。羅卓英是國軍土木系的2號人物,年輕時投筆從戎,頗有儒將風範。其治軍練兵皆足稱道,善於管理培養人才,在軍隊內頗有人緣,被人戲稱「羅婆婆」,但是他多謀而寡斷,作為獨當一面的戰將有欠殺伐之氣。

根據當月軍委會訓令第九戰區贛北地區的戰略方針,羅卓英對於南昌防禦作戰有自己的想法,因為贛北的主要陣地線無非兩條,一條是修水防線,一條是贛江防線,而要保衛南昌,贛江已經太近,所以他非常重視修水防線。他將手頭大部份掌握的兵力都推上了修水防線。其實羅卓英在估計日軍突破方向時認定,日軍有兩個突破口可以選擇,一個是塗家埠(今永修縣塗埠鎮老城區)一帶,一個是永修到虬津(今虬津鎮)之間。前者的好處是可以沿南潯鐵路線推進,並利用潦河漲水,西側中國軍隊支援困難,直插南昌,但沿線為中國軍隊既設陣地,且多湖澤,不利於機械化部隊展開。

趙子立

後者的好處是,我軍防禦陣地呈一側突出態勢,便於日軍發起攻擊,且公路沿線地勢平坦,便於日軍機械化部隊推進,但這條路線距離遠,側翼和補給線容易遭到中國軍隊打擊。他判斷,以日軍的驕狂,選擇後者以迂回方式進攻南昌的可能性更大——真是英雄所見略同。既然羅得出同樣的結論,為什麽要更改預案,采取不同的處置辦法呢?原因很簡單,羅認為他可以在潦河西岸集結部隊,對剛渡過修水的日軍實施側翼打擊,而日軍就算突進到安義,他仍可以威脅日軍補給線。

所以從某一角度而論,羅徹底摒棄了杜、趙的後退決戰思路,在修水實施單線機動防禦,從另一個角度而言,羅又沒有徹底摒棄杜、趙的方案,而是可視為他將決戰地點前移,從安義、奉新之間的潦河南北岸提前到了永修西南方向的潦河西岸灘溪(今永修縣灘溪鎮)地區,甚至是修水南岸的半渡而擊。而在兵力配備上,不是集中軍一級單位作為機動打擊兵團使用,而是采取各軍在後方配置預備彈頭隊的辦法〔具體配備方案見下節)。這個決策對後來的戰爭行程造成了重大且深遠的影響。

1939年在贛北的羅卓英將軍,其坐騎為繳獲的日本軍馬。

對於羅卓英的調防,第九戰區參謀部的人員是心懷不滿的,尤其作為原預案的設計者之一的趙子立,他認為羅的計劃完全破壞了原先的決戰設想,因此在羅2月份將第79軍推上修水防線時,已出任第九戰區參謀處少將副處長的他和少將處長狄醒宇一起向薛嶽建議制止羅卓英的這種調動。薛嶽以第79軍隸屬羅指揮拒絕了。薛嶽此舉,一方面是對羅頗為照顧,不願意輕易得罪對自己提攜頗力的土木系,另一方面,依照軍委會提出的攻勢防禦要求,修水防線主要承擔防禦任務,西線突擊部隊一旦出擊,將可改變修水前線的態勢。

縱然攻勢不成,作為第九戰區,還有兩支預備隊——第1集團軍和第74軍,可用於增援,只要修河防線能支撐五至六天,這些部隊便能投入決戰——薛嶽從另一層面將原預案擴大化,即他用整個第19集團軍來完成第九戰區預案的「持久防禦」,等待第九戰區機動部隊共同「轉取攻勢」。這也許是他和羅卓英共同商討的結果。在薛嶽看來,屢次挫敗於他的老對手第101、106師團戰鬥力不高,修水正面堅持這些天完全不是問題。當然事後證明,薛嶽和羅卓英對自身實力估計過高,對日軍的力量估計不足,導致了嚴重的後果。尤其是當我們以前述的決戰地點前移的角度看時,會發現中國軍隊和高級指揮官犯過不少次類似錯誤,就是在薛嶽身上也有第二、四兩次長沙會戰失利的例證。

修水:機動長蛇陣

在1939年2月和3月,第79軍和第32軍推上修水防線後,自張公渡以東約60公裏的防線麋集了第32、49、79整整三個軍以及一個鄱陽湖警備司令部,總共8個師,張公渡以西有第70、78軍的3個師1個旅(第78軍是臨時歸羅卓英統轄)。

依3月17日序戰揭幕時為準,修水防線主體上的具體部署為:吳城(今永修縣昊城鎮)至下曲岸熊(今吳城鎮下曲岸、熊家墩一帶)一線為第32軍第141師(實際一線不足1個團)、下曲岸熊至狗子嶺熊(不含)(今永修縣立新鄉南岸村狗子嶺附近)為第32軍第142師,狗子嶺熊至鳳棲山(東)(不含)(今永修縣艾城鎮陽山村陽山劉村西側)為第79軍第76師,鳳棲山(東)一鄧家鋪(今張公渡村東南,修水由南向北拐點東岸,具體未詳)為第49軍第105師,鄧家鋪(不含)一陳家渡(今永修縣江上鄉陳家渡自然村)為第70軍第107師,陳家渡(不含)一遊墩嘴(不含)(今已淹沒柘林水庫之下,以下簡稱今沒柘)為第70軍第19師,遊墩嘴以西一直到源口(今沒柘)附近為第78軍的防區,西為新編第16師第2旅,東為新編第13師。第78軍以北的修水北岸區域為湘贛邊區挺進軍之第73軍。

第49軍預備第9師配置於安義縣城附近;第79軍第98師配置於灘溪東西一帶和上馬源(今安義縣東陽鎮馬源村上馬源)地區,第118師配置於長均攏(今安義縣長均鄉)地區。除了前述部隊,還有第32軍第139師還在後方構築預備陣地,正準備向樂化(今新建縣樂化鎮)集結。修水防線右翼側為鄱陽湖警備司令部防區,控制贛江以東及沿岸水域,守衛部隊為司令部直轄的預備第5師。

在具體防禦安排上,羅卓英對張公渡至塗家埠之間的主陣地采取了機動防禦和梯次配置模式。以第105師為例、其防禦陣地被分成左右兩個部份,左為第313旅,右為第315旅,每旅各以一個團布置於一線,另一個團為預備隊配置在後方。這兩個團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相互輪換。另外,防禦陣地分成兩級,即沿河防線和主防禦陣地,有些還有第三級——即在修水北岸有橋頭堡據點。如第315旅就有一個連部署於修水北岸。在張公渡以西的次要陣地則基本維持單線防禦配置模式。以第19師為例,以第55、57旅左右並列配置,每旅也是兩團左右並列。在這裏有一支部隊例外,即第107師,其面對張公渡的右翼陣地為前後梯次配置2個團,而左翼則為並列布置2個團。

在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諸多著作都認為羅卓英在這裏實施單線防禦配置兵力、而且就算把全副兵力推至一線,仍然顯得單薄,不敷使用,其實這是大錯特錯。從前文所述就可以很明顯看出,羅在重要地段實施的是梯次機動配置,無論是軍或師級層面都是如此,有一定獨到之處。當然,話說回來,雖然這樣的布置層次分明,但還是存在相當大的隱患。就以塗家埠以西,張公渡以東的近40公裏防線而言,在第一線僅有2個師(第76、105師),單師防禦正面近20公裏。

以二戰常規而言,作為主防禦帶的陣地,一般不宜超過15公裏,以10公裏以內為上,這顯得略為寬大。尤其糟糕的是,第一線的兩個師,留了幾乎一半作戰部隊作為預備隊,這樣一線就更加單薄了。在2個師的背後,是整整3個師的機動增援力量(第98、118、預備第9師),但距離一線陣地相當遠,最近的第118師在15公裏,最遠的預備第9師達40公裏之遙,以中國軍隊的反應速度和機動能力,實在堪憂。

盡管中國軍隊各種支援部隊不如日軍,但還是盡可能做了加強。如炮兵統一成立一個集團,交由炮兵第2團上校團長李前榮指揮。炮兵集團又分成左中右三個炮兵群。左炮兵群位於虬津以南大約6公裏處的馬鞍村(今永修縣雲山鎮馬鞍山西側)南北,包括炮兵第2團3營的6門蘇制76.2公釐野炮和3門蘇制115公釐榴彈炮,由炮兵第3營少校營長楊俊指揮,直接支援第105師作戰,中炮兵群位於永修西南的陽門殷(今灘溪鎮陽門村陽門殷家,註:實際地點與民國時永修縣城距離遠大於第9戰區前敵總司令部日誌中記載的4公裏,不知何因)一帶,包括炮兵第1團第3、6連的蔔式(即博福斯式)75公釐山炮6門,由炮兵第1團第1營少校營長袁祖恢指揮,直接支援第76師作戰。

右炮兵群位於塗家埠東南1公裏處的後村熊(今永修縣永豐墾殖場南山村後村組附近)地區,包括炮兵第1團第4連的75公釐山炮3門及第98師炮兵營的六年式75公釐山炮9門(裝備11門,有2門不堪使用,亦有資料說是8門),由第98師炮兵營少校營長董臨漢指揮,直接支援第142師作戰。其他各部還有些零散的炮兵部隊(第32軍有75公釐山炮12門,但具體在修水南岸有幾門不詳:第49軍有10門六年式75公釐山炮),歸各部自行配置使用。

這些火炮與日軍動輒上百門大炮相比,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上都微不足道。而且中國軍隊炮彈儲備更是匱乏,盡管進行了一定的補充,但在所有火炮之中,只有蘇制76.2公釐野炮和115公釐榴彈炮的炮彈超過了1個基數,前者最高也不過每門炮有170余發炮彈而已,而最少的第49軍炮兵營10門火炮總共只有367發炮彈。為了保存力量,在修水對峙之中,日軍經常炮轟中國軍隊陣地,幹擾工事作業和殺傷人員,而守軍僅偶爾回擊一兩炮而已。另外,使用平射炮的炮兵第51團一部,主要配置於吳城、塗家埠和南昌牛行(今南昌市紅谷灘新區沙井街道公交沙井車站西側附近),數量也不過寥寥數門。還有戰區配給的工兵第3團1個連,用於加強防線,這樣的部隊是聊勝於無。

除此以外,為了有效掩護右側翼,阻止日軍沿水路深入,海軍總司令部派員至南昌指導策劃,由幸存水兵組成的海軍布雷隊在鄱陽湖和贛江的航道上陸陸續續布下了100回來,雖然這樣的布置層次分明,但還是存在相當大的隱患。就以塗家埠以西,張公渡以東的近40公裏防線而言,在第一線僅有2個師(第76、105師),單師防禦正面近20公裏。以二戰常規而言,作為主防禦帶的陣地,一般不宜超過15公裏,以10公裏以內為上,這顯得略為寬大。尤其糟糕的是,第一線的兩個師,留了幾乎一半作戰部隊作為預備隊,這樣一線就更加單薄了。在2個師的背後,是整整3個師的機動增援力量(第98、118、預備第9師),但距離一線陣地相當遠,最近的第118師在1S公裏,最遠的預備第9師達40公裏之遙,以中國軍隊的反應速度和機動能力,實在堪憂。

盡管中國軍隊各種支援部隊不如日軍,但還是盡可能做了加強。如炮兵統一成立一個集團,交由炮兵第2團上校團長李前榮指揮。炮兵集團又分成左中右三個炮兵群。左炮兵群位於虬津以南大約6公裏處的馬鞍村(今永修縣雲山鎮馬鞍山西側)南北,包括炮兵第2團3營的6門蘇制76.2公釐野炮和3門蘇制115公釐榴彈炮,由炮兵第3營少校營長楊俊指揮,直接支援第105師作戰,中炮兵群位於永修西南的陽門殷(今灘溪鎮陽門村陽門殷家,註:實際地點與民國時永修縣城距離遠大於第9戰區前敵總司令部日誌中記載的4公裏,不知何因)一帶,包括炮兵第1團第3、6連的蔔式(即博福斯式)75公釐山炮6門,由炮兵第1團第1營少校營長袁祖恢指揮,直接支援第76師作戰。

右炮兵群位於塗家埠東南1公裏處的後村熊(今永修縣永豐墾殖場南山村後村組附近)地區,包括炮兵第1團第4連的蔔式75公釐山炮3門及第98師炮兵營的六年式75公釐山炮9門(裝備11門,有2門不堪使用,亦有資料說是8門),由第98師炮兵營少校營長董臨漢指揮,直接支援第142師作戰。其他各部還有些零散的炮兵部隊(第32軍有75公釐山炮12門,但具體在修水南岸有幾門不詳;第49軍有10門六年式75公釐山炮),歸各部自行配置使用。這些火炮與日軍動輒上百門大炮相比,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上都微不足道。而且中國軍隊炮彈儲備更是匱乏,盡管進行了一定的補充,但在所有火炮之中,只有蘇制76.2公釐野炮和115公釐榴彈炮的炮彈超過了1個基數,前者最高也不過每門炮有170余發炮彈而已,而最少的第49軍炮兵營10門火炮總共只有367發炮彈。

中國軍隊使用之75公釐口徑山炮。

為了保存力量,在修水對峙之中,日軍經常炮轟中國軍隊陣地,幹擾工事作業和殺傷人員,而守軍僅偶爾回擊一兩炮而已。另外,使用平射炮的炮兵第51團一部,主要配置於吳城、塗家埠和南昌牛行(今南昌市紅谷灘新區沙井街道公交沙井車站西側附近),數量也不過寥寥數門。還有戰區配給的工兵第3團1個連,用於加強防線,這樣的部隊是聊勝於無。

除此以外,為了有效掩護右側翼,阻止日軍沿水路深入,海軍總司令部派員至南昌指導策劃,由幸存水兵組成的海軍布雷隊在鄱陽湖和贛江的航道上陸陸續續布下了100余具水雷。這些水雷均為錨雷,以淺定深的方式固定在水下,對日軍軍艦和運輸船只構成相當威脅。

在陣地構築上,中國軍隊高層進行了多次強調。但是,各個部隊依據主官的重視程度和執行力的不同,時間上的多寡,人工力量的不平衡,存在一些差異。總體而言,中國軍隊的工事配置縱深數公裏、有前沿陣地、主陣地和預備陣地等,體系比較完備。

就細節而言,沿河工事自1938年10月以後就開始系統組織,應該說基本完好;而河灘之後的丘陵山地的主陣地和預備陣地工事,盡管得到相當重視,進行了重點加強,但因為基層官兵的疏忽大意和準備不充分,仍存在許多薄弱環節、甚至有的主陣地只有一條簡單的散兵壕。防線上的漏洞為它埋下了崩潰的隱患。

【未完待續……】

下期將繼續講述南昌會戰戰鬥戰史系列,點關註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