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彭德懷得知高福源見了張學良後大吃一驚，更讓他吃驚的是張學良表示願意談判，等自己心跳穩定以後，彭老總讓通訊員把此事電告瓦窯堡。毛澤東等人輪流讀著前線發來的這封電報，窯洞裏立刻充滿了輕松的氣息，這封電報讓眾人產生了柳暗花明的愉悅，因為就眼下的處境，如果和東北軍停了戰，那生存問題和出路問題都有眉目了，說是「絕處逢生」一點也不誇張。眾人一商量，立刻給彭德懷回電，告訴他要抓緊跟張學良談，我方的條件主要是希望張學良同意兩軍各守原防互不動手，互派代表商量停戰細則，交換電報密碼保持溝通等等，還提到將派周桓同誌前去負責談判。
周桓是紅一軍團的政治部秘書長，他去談判問題似乎不大，但是彭德懷覺得不妥，畢竟周桓是個文職人員，他擔心談判中涉及的軍事問題他不熟，再說張學良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周桓怕是不太合適，彭德懷把自己的憂慮反饋給中央。毛澤東等人也覺得有道理，先後又提出葉劍英或孝敬光，彭德懷依然覺得不合適。就在彭德懷為談判人選焦慮的時候，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因公到彭德懷司令部出差，彭德懷眼前一亮，當時就決定把李克農留下來，讓高福源領著去洛川見張學良。
派人跟王以哲提前打好招呼後，李克農、高福源和幾名警衛於1936年1月18日出發，前往洛川王以哲軍部，1月19日一行人抵達後被秘密安置在一個高墻大院裏。王以哲前一天發電告訴張學良說紅軍那邊派高級代表來了，請副司令前來參與談判。結果張學良19號沒趕到，當天晚上李克農就跟王以哲先通了通氣，算是一個試探性的初步會談，氣氛是相當融洽。聊完後李克農用王以哲的電台給毛澤東和彭德懷發電匯報情況，說王以哲是願意聯合抗日的，但是最終決定權在張學良那裏，張學良估計20號才到洛川，到時候談了再跟你們說。
（李克農）
李克農這封電報又是好訊息，想想我方要員即將跟張學良這個「西北剿總」的實際統帥會談，大家都挺興奮，為了表示誠意，毛澤東給彭德懷發電讓他趕在20號解除對甘泉城的圍困，並把這個訊息通知李克農，讓他作為正式會談時給張學良的見面禮。彭德懷立刻下令撤兵轉移部隊，並給李克農發了電，大意是說甘泉城已經解圍，紅軍向北撤離，城內欠缺的柴草物資已經動員群眾前去送賣，請轉告王軍長放心。王以哲聽完後笑逐顏開，自己的這支隊伍被困了4個多月成了自己的心病，這次總算要歸隊了。
1月20號張學良親自架機到了洛川，當天晚上跟李克農會談，選在晚上主要是為了避人耳目。張學良健談、愛開玩笑，兩人一聊就是3個多小時，氣氛友好融洽、幹貨滿滿。張學良對李克農說，南京方面反對內戰想抗日的人有不少，張某人可以去奔走聯絡一下，本人同意兩軍各守原防互不進攻，而且也將在可能的情況下恢復通商和經濟，但是讓他反蔣那是不行的，而且真抗日少不了蔣介石的國軍參與，更多的細則咱們下次繼續在洛川或者延安再談。
第二天21號李克農匆匆趕回了彭德懷司令部，一五一十把會談情況向彭老總匯報，完事後他總結說感覺王以哲這人誠懇，張學良就比較滑頭，我們的某些主張他贊同、某些不贊同，尤其是他同意抗日但不同意反蔣，畢竟他跟蔣介石的關系不一般，讓他反蔣從個人感情上做不到。彭德懷聽完很不以為然，他覺得張學良和蔣介石還是那種軍閥之間的拜把子關系，個人感情和政治事業沒有分開，這思想太老舊了；不過彭老總對張學良去各地斡旋聯系抗日同情人士的建議很欣慰，他知道張學良有這個能力和人脈。
彭德懷把李克農整理的會談結果發給瓦窯堡，中央方面看了也是很詫異，他們原以為張學良背著蔣介石跟他們談判，心裏肯定是反蔣的，沒想到他居然不反，他張學良可是被蔣介石逼著打內戰的，怎麽能做到反戰不反蔣呢？都跟對手談判了，卻又不反對給他設定對手的長官，大家一時想不明白這個事。於是在復電中開出了更有想象力的條件，說紅軍願意協助張學良在整個西北地方建立抗日聯軍，並讓張學良擔任聯軍總司令，紅軍願意用自己跟蘇聯的關系爭取武器彈藥，但前提條件是張學良要反蔣，如果對這個條件感興趣，雙方可以在洛川或延安舉行下一步會談。
（王以哲）
當時陜北紅軍總數1萬1千多人，拿得出手的武器和馬匹還是從東北軍那裏搶來的，提出成立抗日聯軍並讓張學良坐第一把交椅，這是紅軍能開出的最高條件了，彼此不過才有第一次接觸，紅軍就完全向對方交了底，這在政治賽局中確實不明智。但是不明智也是沒有辦法，自己的本金就那麽點，而張學良則是大土豪，不如幹脆一把全壓下去交了底，反而顯得誠意滿滿，理論上能以最直接的速度推動談判向前發展。
第一次洛川會談後彭德懷跟王以哲建立了電台聯絡，雙方的溝通效率得到了質的提升，不像以前靠傳令兵來回跑。之後彭德懷就經常拿電台當電話用，隔三差五跟王以哲談心，倆人很快就混熟了。1936年1月26日這天，彭德懷發電給王以哲說，希望兄弟盡快安排第二次會談。彭德懷之所以著急，是因為他得到情報說，王以哲已經在東北軍中發表抗日言論，他對官兵說過這樣的話：兄弟們再堅持堅持，3個月後我們與紅軍的戰鬥就結束了，之後大家將前往抗日戰場；而且他還跟河北地區的義勇軍頭領取得了聯系。一切跡象表明，趁熱打鐵從王以哲身上突破是很有希望的。
彭德懷著急還有另一個原因，紅軍接下來的計劃是東渡黃河進攻山西打閻錫山，擴大蘇區地盤的同時解決兵源和糧食問題，不然蝸居在陜北遲早要挨餓。一旦這個計劃開始實施，彭德懷也得領兵去山西，那他跟王以哲談判的事情就不好弄了。但是王以哲那邊不知道彭德懷的情況，不緊不慢地回復說，你的提議已經轉達給副司令了，他那邊一直不回訊息我也不好催，這第二次談判我做不了主啊。
有關東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早在1月17日就已經開過了，會上討論後認為要東征進攻山西，就得把對蘇區南部威脅最大的東北軍問題解決，南面沒了安全風險才能集中兵力。怎麽解決東北軍帶來的安全風險？那就是抓緊時間談判停戰，這個任務自然又壓到了彭老總身上。事實上1月26日彭德懷催王以哲那天，毛澤東已經率領先鋒軍離開瓦窯堡出發去山西了。時間到了2月份，彭德懷實在等不了，他分別在1936年的2月3日和2月6日兩次給王以哲發電，直接自己就安排上了，說不管你們那邊情況如何，近期我要派李克農來洛川了，就共同抗日救國的問題舉行二次談判。
（彭德懷）
王以哲也很痛苦，回復說張副司令人不在西安，至少得等他回來才能安排。2月9日王以哲終於輾轉聯系上了張學良，張學良說手頭有事暫時回不了西安，等回去再說，彭老總只能繼續等。2月15日張學良終於返回了西安，當然也看到了王以哲接二連三的電文，盡管他有停戰談判保存實力的訴求，但是瞞著南京政府這麽做到底是對還是錯？萬一某個環節出了錯走漏了風聲，自己將面臨什麽後果？一向我行我素的張學良心裏也有點發怵，到底去不去洛川他開始猶豫了，因為這次跟上次不一樣，對方已經交了底，自己一下子騎虎難下了，去還是不去？這是個問題。張學良陷入了焦慮，等待他回信的王以哲、彭德懷以及中央高層更是焦慮的睡不著，好事在最後時刻黃掉的例子可實在太多了。
說來也巧，就在他猶豫煩悶的時候，西北禁煙督辦鐘可托透過譚副官遞來貼文，說要引薦一位名叫董健吾的西北經濟專員求見，求張副司令幫個忙。見了面後才知道董健吾從上海來，希望張副司令行個方便讓他去紅區。這個請求讓張學良很驚訝，那年頭貿然進入蘇區被懷疑和紅軍有染，下場不是死也得殘，經過深入交流和一番調查後，張學良得知原來南京方面也在偷偷跟紅軍談判，而且董健吾就是帶著蔣介石的口信去蘇區。得知這個情況後張學良徹底釋然了：既然政府都在談，那我還有什麽好顧慮的呢？2月18日張學良立刻發電給王以哲：立刻在洛川安排第二次會談。
我們的男主角和劇情原本走到了死胡同，董健吾的從天而降推倒了眼前那堵墻，這條路突然就通了，董健吾的出場太過戲劇性，像是作者的刻意安排那樣不真實，那麽董健吾是何許人？他又怎麽會出現在西安城呢？
如果用現在的網路用語來描述，當時的董健吾屬於社交界的「達人」外加情報界的」大神「，局勢君在翻閱有關他的資料時，數次為他的傳奇經歷驚嘆，當意識到這個人將在我們的故事裏現身時，內心滿懷著敬畏與激動。董健吾的真實經歷比任何諜戰片都要精彩，我們能汲取的只是他豐富經歷裏很有限的一部份，這也不免讓局勢君感到遺憾。
（董健吾）
1891年董健吾出生於上海青浦一個大戶人家，比較一下年齡，他比張學良大了9歲，比他的大學同學宋子文大了3歲，比蔣介石又小了4歲。董健吾的奶奶董沈氏非常厲害，屬於典型的女強人，為董家創下了豐厚的家業，而且她本人信仰基督教，也帶著一家人全部信教，所以董健吾出生於基督教世家。更為傳奇的是，董健吾9歲那年，兩名美國傳教士到上海後面臨生活困難，祖母大方邀請他們吃住在董家。由於相處愉快，祖母認了其中一位女傳教士鮑小姐為幹女兒，那麽董健吾就意外有了一位「幹媽」。
祖母不收鮑小姐的夥食費和住宿費，但是三年五載白吃白住也不是個事，老太太有自己的想法，她希望鮑小姐教孫子董健吾西方的文化知識，鮑小姐表示那一點問題都沒有，很樂意做董健吾的家教老師。幾年相處下來，董健吾不但學了東西長了見識，還意外掌握了地道的美式英語，這在1900年那個時候就太稀奇了。小學畢業後鮑小姐寫了推薦信，董健吾拿著信去了教會創辦的蘇州桃花塢中學讀書，中學畢業後順利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
這個聖約翰大學可就厲害了，1881年就采用全英文授課，是國內有記載最早的一家，號稱「東方哈佛」，當時美國多所名牌大學認可該校的學歷，本科畢業直升它們的研究生，這個神奇的現象現在是不存在的，該校畢業生有顧維鈞、林語堂、貝律名，還有跟董健吾同一屆的宋子文。如今上海叫得上名字的重點大學多多少少都吸收過聖約翰大學的某個院系，該校的原校址是現在的華東政法大學。董健吾本來學的理科想振興中國的工業，但是大學校長蔔舫濟非常賞識他，畢業後又強烈建議他讀了神學這個第二學位，所以董健吾持有聖約翰大學的雙學位。
董健吾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來自聖約翰大學校長蔔舫濟的推薦：到揚州聖公會工作，教會創辦了友基小學和美漢中學，董健吾擔任小學校長，同時在中學當老師。3年後的1920年，校長告訴董健吾陜西教會辦學人才緊缺，於是派董健吾去西安中學做校長，董健吾就去了西安。連他自己也沒想到在西安當中學校長期間，居然為國家的高等教育做出了巨大貢獻。董健吾會來事，不但把西安中學辦的很紅火，還結實了大量達官顯貴和外國人，包括著名的美國記者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當時想擴大燕京大學的校園，求董健吾從中斡旋讓陜西督軍陳樹藩把他買給他爹養老的勺園賣給他，錢不是問題。經過董健吾的疏通，陳樹藩父子居然直接把勺園送給了司徒雷登。如今的燕京大學是北京大學的校園，勺園也還在北大校園內。
（華東政法校園內的聖約翰大學教學樓）
4年後校長蔔舫濟又把董健吾召回上海，讓他做了校長助理兼大學講師，把他朝著聖約翰大學華人校長的方向培養。結果1925年上海爆發了反對日本的「五卅運動」，董健吾支持學生們罷課、祭奠傷亡同胞的活動，而校長蔔舫濟堅決不同意並帶人破壞現場，導致董健吾和蔔舫濟面對面大吵一架後決裂，553名學生和教授宣布離校，並在上海重新成立了「光華大學」，一直開辦到1951年，也就是現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前身。董健吾並未在光華大學就職，而是到聖彼得教堂找了份跟他第二專業對口的工作：牧師。
聖彼得教堂就是現在上海市靜安區的懷恩堂，董健吾到這裏做牧師更是專業對口，牧師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各種活動儀式。從職能角度說，牧師是教堂內主持教務並管理教徒的工作人員；往高尚了說，牧師是帶著教徒走向宗教世界的引路人。董健吾不是一個普通牧師，因為過硬的業務能力和良好的口碑以及人脈資源，他常常服務上海灘的社會名流，比如宋美齡的母親倪桂珍，就經常邀請董健吾布道，換其他人她不樂意。在主持宗教工作以外，董健吾廣交社會上層人士，還加入過青幫，與杜月笙、蔣介石等人都有交情，黑白兩道都混得很開。
1927年6月份，在大學同學浦化人的盛邀下，董健吾向教會請了一年的長假，離開聖彼得教堂去了洛陽，做了一名隨軍牧師。中國的軍隊還有隨軍牧師？這個稀奇事恐怕也就那個年代才有，董健吾去的那支軍隊是西北軍，西北軍創始人馮玉祥被稱作是「基督將軍」，原因是他早年兵敗後很頹廢，每天在附近的教堂裏散心，意外被感化於是入了教，之後他幹脆以基督教治軍，他娶的第二個夫人李德全家裏3代人都是基督徒，對牧師有很高的需求，於是透過董健吾的老同學把董健吾請過來，做了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隨軍牧師，同時兼任馮玉祥一家人的英語老師。後來蔣介石發動清黨行動，馮玉祥也跟著參與這事，不過馮玉祥並沒有迫害共產黨員，故意把他們裝上卡車押往南京，半路制造了一起「集體逃跑」事件。在這一時期加入共產黨的董健吾，則被馮玉祥保護到了1928年10月份，並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派人護送他返回上海。
（原聖彼得教堂已被拆除）
回上海後董健吾繼續回聖彼得教堂擔任牧師，期間負責保衛工作的陳賡看中了董健吾的社會關系和能力，經過他的說服和引薦以及周恩來的批準，董健吾便加入中國共產黨最神秘的組織：中共特科。中共特科極具神秘性，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沒聽說過，在那個年代除了極少數高層領導外，其他人均不許過問。中共特科的任務主要是收集情報、保護高層、暗殺叛徒，其最核心的團隊是情報組和行動組，情報組裏是董健吾這樣的人精，行動組裏是視死如歸百步穿楊的高手。成為特科成員後，董健吾上班的教堂便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安全屋」之一，他還在陳賡的指示下開了一間名為「松柏齋」的古董店，也是特科人員的碰頭地點。
我們在諜戰片上看到過的最經典情節，說不定就來自董健吾的發明。比如董健吾曾創造性地在教堂2樓的陽台上擺著一盆花，暗示今天安全可以進來開會或避難；如果哪天沒擺那盆花，說明教堂裏有外人不安全，自己人就假裝路過不會進教堂。再比如周恩來有一次緊急撤離，住處被軍警封鎖等待搜查，一份重要檔藏在屋內需要特科取回，董健吾約了幾十個收古董的攤販在大門口跟軍警吵作一團，聲稱房屋主人把家具賣給他們要進去搬走，混亂中特科隊員溜進大門上到二樓取走了檔。還有一位高級別黨員叛變造成很多人被捕，特科接到命令將他除掉，第一次暗殺子彈擊中其脖子後住院治療，住院大樓和病房被嚴防死守，董健吾說服醫院牧師並收買了護士，讓特科隊員假扮醫生混進大樓，制服門口的24小時守衛，將病床上的叛徒殺死，引發了巨大的轟動和恐慌。
「四一二」清黨運動後，大量革命黨人東躲西藏自身難保，他們的子女就委托親戚朋友代養，有的甚至流落街頭，董健吾接到黨組織的任務，以教會的名義成立了「大同幼稚園」，特意托關系找國民黨元老於右任題寫了校名，讓普通人不敢打幼稚園的主意。1930年幼稚園成立後，專門收留革命同誌的子女，園內工作人員也是革命家屬。大同幼稚園收養的兒童中，最知名的莫過於是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三兄弟，毛岸龍4歲那年染病在幼稚園意外去世。後來國民黨發現大同幼稚園有問題，反復施壓和破壞下，幼稚園於1932年被迫關閉，毛岸青和毛岸英倆兄弟此後幾年一直在董健吾家裏生活，直到1936年6月份由李杜將軍將兩個娃送往蘇聯，這一段我們暫且不表。
根據國內學者的考證，蔣介石在1935年的下半年真正確定了抗日想法，因為他開始在經濟上籌措物資，並在各大城市建立防禦工事。而那個時期輿論的抗日訴求及其強烈，蔣介石壓力很大，於是打算透過「招安」快速解決紅軍問題，他的想法很簡單：將紅軍拆散編入國軍，然後送上抗日戰場消耗掉。為此先後找了4個人從不同途徑接觸黨中央最高領導層，其中有一個人便是董健吾，最後董建吾也完成了這個任務。蔣介石最初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大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又找到二姐宋慶齡幫忙物色合適的人，宋慶齡告訴他：你的大學同學董健吾就是最佳人選。
（董健吾子女寫自己的父親）
我們跳過他們溝通協商和做準備的過程，臨行前宋慶齡給了董健吾一封密信，以及一大包自費購買的雲南白藥，還有一份名為「國民政府財政部西北經濟特派專員」的委任狀，也就是宋慶齡提到的「護身符」，必要的時候可以拿出來當通行證用。直到接過這份委任狀，董健吾這才意識到這次的任務是蔣介石的意思，果然在出發前老蔣專門召見他，當面口述了5條意見讓他傳達給紅軍高層。這5條意見大意是說，希望紅軍歸順南京國民政府，國軍就立即停止圍剿，雙方可以聯合起來一同抗日。
當年從上海去陜北的路有兩條，一條是向北先後經過江蘇、山東、河北、山西等省份進入蘇區，走這條路是為了繞開國民黨的封鎖，但是這條路意味著選擇了艱難模式，不但遙遠而且要穿過大量荒無人煙的地方，土匪路霸半路打劫是常有的；另一條路是直接坐火車到西安，然後從西安一路向北抵達蘇區，這條路行程短也好走，但是要設法透過封鎖的重重關卡。假如從保密的角度，走第一條路當然好，但是能不能活著到達瓦窯堡都說不準。考慮到自己在西安有朋友，董健吾決定先坐火車到西安，然後另想辦法。
董健吾走出西安火車站大概是1936年1月15日，天下大雪城墻上白茫茫一片。為了不驚動西安的國民黨情報機關和張學良、楊虎城倆人，董健吾連旅館都沒有去住，直接敲開了聖約翰大學同學鐘可托的門，住在老同學家裏慢慢找去陜北的門路。鐘可托當時擔任西安禁煙督辦，算是既有地位又有社會關系。經過他的多方打聽，所有進入蘇區的道路全部設卡封閉，原則上任何非軍事人員都無法進入，除非得到「西北剿總」最高負責人張學良簽發的通行證。董健吾不信這個邪，繼續奔走疏通想辦法，忙活了一個月人還待在西安城內賞雪。
張學良的大名董健吾當然知道，但奇怪的是縱使他這個社交達人居然跟張學良卻素未平生，盡管宋慶齡臨別時告訴他有需要可以找張學良幫忙，但他畢竟跟對方不熟，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重風險。當他把想找張學良幫忙的想法告訴鐘可托後，老同學告訴他張副司令同情共產黨，東北軍反戰情緒也嚴重，找他應該沒問題。於是透過鐘可托的疏通，董健吾以西北經濟特派員的身份到張公館拜訪，事情一個月沒有進展，這個效率失真他的聲譽。
（張學良）
剛見張學良時董健吾本不想說實話，他亮出委任狀稱因為經濟工作的需要得進一趟蘇區，請張副司令幫忙。張學良聽完很驚訝，因為那年頭進蘇區涉嫌通敵，提出這種要求就可以關起來拷打了。為了迫使董健吾說實話，張學良提高聲音說：就憑你剛才那句話，我就可以讓衛隊在花園裏將你槍斃。經歷過風雨的董健吾倒也不怕，他知道不說實話過不了張學良這一關，於是支開左右後告訴張學良，自己去陜北瓦窯堡給毛澤東等人送信，這個任務是受宋夫人和宋子文之托，自己跟共產黨方面也有關系，如果張副司令有需要，也可以從中斡旋。
這個理由確實像那麽回事，但是張學良心裏還是有疑問，既然是南京方面派來的，而且要透過自己這一關進入蘇區，為何不提前跟自己打招呼呢？當天他並沒有答應董健吾，只是告訴他需要辦手續，第二天給機要室下令，向宋子文和南京方面發電求證，同時讓王以哲給紅軍方面發電求證。很快南京方面給了肯定的答復，紅軍方面的答復更為熱誠，說非常歡迎此人前來，將派人到紅白邊界迎接。張學良手握電文心裏明白了，董健吾不但跟南京方面關系密切，跟紅軍那邊的關系更密切，自己幫這個忙算是兩頭都有人情。既然南京方面都在派人跟紅軍談，那我有什麽好猶豫的呢！
1959年11月，被軟禁在台北深山裏渴望自由的張學良奉命寫了【西安事變懺悔錄】，其中有這麽一段話：「返回西安，在當時之先後，有一人（良忘其姓名）持有財政部公函見良，要求進入匪區，良親為談詢，彼不吐實，良告以若不露真實任務，難獲透過，被迫無奈，告良負有接洽任務。良雲匪區危險，共匪素不講情面，以當年在鄂招賀龍之人被殺相告，於是彼吐露系共黨同路人。遂以王以哲將該人送入匪區，俟其返回，告良接洽經過，並同良約，邇後互通訊息」，23年後張學良忘了董健吾的名字，但是沒有忘記這件重要的事。
張學良沒有簽通行證讓董健吾自己去陜北，而是讓副官安排自己的私人飛機載著董健吾直飛延安。1936年2月21日，美國飛行員雷納德把張學良的波音飛機降在延安機場，董健吾鉆出飛機，但見一隊騎兵在機場接機，為首的軍官敬完禮告訴他，張副司令有令，讓兄弟們護送董先生前往蘇區，然後兩個兵過來把董健吾扶上馬背，出北門就往陜北方向去了，山舞銀蛇原馳蠟象別有一番風味。到了紅白邊界後，前來迎接的紅軍騎兵隊伍已經等候多時，董健吾換了一匹馬深一腳淺一腳繼續一路向北，足足走了一個禮拜，在2月27日抵達瓦窯堡，站在了特科一把手周恩來的面前，自從上海一別，腥風血雨的好幾年已經過去了。
【本文參考資料】
1、王光遠 ：【紅色牧師董健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2、董霞飛、董雲飛：【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北京出版社，2001年
3、楊奎松：【革命四—西安事變新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7，第42—54頁
4、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1959年
5、吳福章：【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