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的会通
我们知道，华夏文化内部融合产生了汉代儒家，它属于中华文明传统中的「内部融合」。作为主流价值系统的儒学，遭遇到了的本土道教，和外来佛教这两个他者，在从东汉末至明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三者相依、相争、相成，生成了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的文化格局，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文化品格。
由此，儒释道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表征。明清之际，随着西方的强势入侵，由儒释道构成的中国文化遭遇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他者，这一他者虽然呈现为不同的现代性形态，但却有着共同的基督教思想内核。
所以，当近代中国被卷裹着进入世界文化潮流中时，自我与他者间的对话不仅呈现为中——西空间结构，本质地处于古——今时间维度上，而且还伴随着一种羡憎交织的情感。除却器物、制度、思想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性以西为师外，更为深层的对话主要围绕西方文化的内核基督教展开。
我们主要是对中西相遇的历史进程作粗略的梳理。
晚明之际，西方正处于文艺复兴极盛时期。阳明之后，中国哲学回归故乡，这也意谓其内部潜力已发挥到极致，已无提供新的哲学资源的可能。
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先是耶稣会士，继之新教传教士，随着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知识传教」、「学术传教」的逐步开展，以「西学东渐」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我们重点看中国遭遇西方的第一个阶段。
大约从十六世纪中叶起，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南部传教，通过他们的传教活动，开始了中国与西方文化第一次较有广度与深渡的交流，率先揭开了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序幕。
据陈垣的研究，基督教入华传播史可以分为四期：
唐朝虽然有景教在中国传布，但它是经过了叙利亚等西亚国家转型「复合」才经西域传入中国。从现存史料来看，这种「火热的东方教会」的来华传教士来自西亚，并没史料能证明欧洲人与景教来华有什么瓜葛。
到了元帝国时期，欧洲国家的商人、教廷使者，以及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华，他们西方基督教的背景、欧洲传教士的身份，才在他们观察中国所留下来的各种文本中逐渐彰显出。
从元帝国时期到晚清民国，中国儒道与西方的相遇已有千年的历史，传教士一直扮演着多重的重要的角色。他们首先是宗教传播者，是「上帝的使者」；其次，他们又是西方殖民者的先遣队，在武力扩张或殖民侵略之前先作文化上的征服；
第三，他们还是东西两大文明之间的「摆渡者」。尤其是传教士的最后一种身份，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双向影响一直延续到今日。不管是「西学东渐」，抑或是「中学西传」，作为「摆渡者」的传教士，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据法国学者荣振华统计，从 1552 年至 1800 年二百五十年间，中国境内的传教士达 975 人。作为「西学东渐」中「知识传教」、「学术传教」的成功奠基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经成功说服明朝大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 3 人先生入教，成为晚明天主教三大柱石，3人与利玛窦密切合作，一同翻译了大量科学著作，由此奠定了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知识传教、学术传教的基础。
在晚明的中西学术文化初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也以极大的兴趣与热情研习西学著作，会通中西学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启提出「翻译——会通——超胜」的学术思路，就「西学东渐」这一角度而言，开启了中国士大夫基督教徒的先例，同时也是基督教与作为大传统的儒家之间的对话。
就「中学西传」而言，这此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他们在华居住数年、十几年或几十年，甚至终老于中土，他们或通过书信、报告，或通过游记作品、汉学著作，以不同的书写方式或多重渠道，向西方世界言说着中国，他们是数个世纪以来西方之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塑造者。
数百年来，这些传教士报道中国历经了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明，再到精神观念的转变，然而他们最感兴趣的，往往还是迥异于他们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他者」中国儒释道宗教文化形象。
在元帝国时期，来自欧洲国家的商人、教廷使者，以及天主教传教士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汉传佛教以及民间宗教敬拜，但对中国本土道教、儒教思想几乎一无所知；在地理大发明时期，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旅行家、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虽然他们仍是走马观
花式地观察中国，但他们在游记或书信报告中，首先提到了中国的道教以及文人的宗教——儒家思想。经历了从「西僧」到「西儒」试错过程的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尽管他们对佛教、道教、道家思想都有过接触，可最终，他们还是倒向他们所称的「儒教」。
他们着手研究和翻译中国儒家经典，先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然后是【诗经】【尚书】【易经】等五经。晚清的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也有类似的经历：从马士曼、马礼逊、高大卫分别英译【论语】【大学】和「四书」经典，到理雅各英译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以及佛教典籍和道家经典。
虽说早在元帝国时期，西方旅行家、教廷使者、天主教传教士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佛教与道教，晚明时期的耶稣会士也对佛教、道教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但一直到晚清时期，方有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开始认真研究中国道教与佛教，并向西方传译中国道教与佛教经典。
这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是中国典籍西译的最初和最主要的译者，明清之际，以耶稣会士为代表；晚清时期，则以来自英国的新教传教士最为活跃。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他们侧重于翻译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开启欧洲的早期汉学研究；晚清时期的新教传教士，尤其是以来自英国的伦敦会传教士为代表，他们从最初翻译介绍儒家经典，逐步延伸到对中国佛教、道教的研究与经典翻译方面，这样到了清末民初，以传教士为译者主体的中国典籍翻译工作几近完成。
他们对中国儒释道经典的研究与翻译，或是为了区别基督教「自我」与中国文化「他者」，以彰显二者之异；或是从佛教等流传中国千百年的历程中汲取有益的启示，认为儒释道在不同的层面为基督教入华预备了道，以寻求二者之同。
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以「他者」眼光，构建的中国儒释道的宗教形象，是具有差异性的。无论是「以耶释儒」、「以耶释华」或「以耶释道」，他们对中国儒释道经典的翻译与诠释，不仅与他们所塑造的「他者」中国形象有关，也与他们的传教策略、翻译策略密不可分。
尽管这些传教士最初的翻译动机是为了宣教，但是，在客观上他们的翻译行动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以西方汉学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