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法（Piero Sraffa）1926年的论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因此能够给他提供一份剑桥大学讲师的工作，Gramsci入狱后，他自己也受到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威胁，斯拉法决定搬到英国，从1927年到1983年去世，他一直住在那里。在剑桥，斯拉法沿着三条线开展了他的研究：在凯恩斯的倡议下，皇家学会于1930年委托他进行李嘉图（David Ricardo）著作的评论版的工作；价值理论领域的研究；以及对凯恩斯理论发展的间接兴趣。此外，在剑桥，斯拉法结识了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斯坦根(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斯拉法对他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从【逻辑哲学论】( The Tractatus，1921)到【哲学研究】（Th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在他死后于1953年出版）的成熟观点的转变。
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的哲学有非常明显的转变。简化起见，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更直接感兴趣的方法论结果上。【逻辑哲学论】认为，一方面，世界和构成世界的要素(「事实」)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对世界的表述(其构成要素是以「命题」表达的「思想」)也存在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维特根斯坦认为，有可能建立一个逻辑的、公理化的命题集，每个命题描述一个「事实」,而它们一起描述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不是整个世界，所有可以用理性形式描述的东西。无法提供合理描述的事物(情感、宗教信仰、审美判断等)。)，维特根斯坦说，「人们必须保持沉默」(‘one must be silent’）。
然而，在斯拉法的影响下，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放弃了语言是世界的「镜像」和「不可言说」的想法，并发展了一种新的理论。维特根斯坦(1953, p. 21)断言，语言并不只有一种类型，而是有无数种：无数种我们称之为「符号」、「词语」、「句子」的不同用法。这种多样性不是固定的，一劳永逸的。但是新类型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language-games），我们可以说，出现了，其他的变得过时和被遗忘了。一般来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ibid., p. 33)。然而，词语并不对应于现实的简单元素，而这些简单元素无法被严格定义；也不可能产生一种普遍的语言理论。这些论点用一系列「语言游戏」的例子来证明，这些理想的模型把注意力集中在真实语言的特定方面，把它们作为一群人的通用语言。
我们不知道斯拉法是否同意维特根斯坦思考的出发点。也许我们可以理解斯拉法的政治兴趣，他偏爱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公开承认社会因素(「语言游戏」发生的环境)、规则和惯例的作用，以及方法论的选择，即拒绝试图描述世界所有方面的包罗万象的理论，针对每一个具体问题，从其基本构成要素和理论结构的灵活性选择入手。
在Gramsci和维特根斯坦之后，二十世纪中第三个与斯拉法有丰富交流的主角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大斯拉法十五岁，在各种场合给其很大的帮助：从出版他早期的著作到邀请他搬到剑桥，并委托他准备李嘉图著作的评论版。两人都是热心的藏书家，1938年他们编辑了一个极其罕见的小册子的再版——【人性论】(Hume 1740)的摘要，附有一篇博学的引言，其中包含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它是休谟的作品，而不是一般认为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斯拉法还负责凯恩斯关于【货币改革】（Monetary Reform）的小册子意大利版本的出版工作(1925)。
与我们当前关注的问题更相关的是经济理论领域的交流。在这方面可以回顾四个事件：斯拉法在其研究生论文中提出的旨在稳定国内物价水平的货币政策与汇率之间的区别可能对凯恩斯产生的影响；斯拉法参与了引发凯恩斯从【货币论】转向【通论】的辩论；他对哈耶克（F.A. Hayek）理论的批判性贡献(Sraffa 1932 )，凯恩斯从该理论中推导出了自己的利率理论，而这是【通论】第17章分析的核心；最后，斯拉法(1960, p. vi)在他的【通过商品生产商品】的序言中回忆了凯恩斯的一个建议:「1928年，当凯恩斯勋爵阅读本文开篇命题的草稿时，他建议，如果不假设收益不变（constant returns），就应该对此作出提醒」。凯恩斯提出的观点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关于收益的假设是斯拉法著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这意味着抛弃了边际主义的均衡概念；因此，他与凯恩斯的讨论似乎很有可能在斯拉法思想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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