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秋天的某个时刻，姚雪垠的生活遭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姚雪垠并非等闲之辈。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绝望之后，他如梦初醒，毅然决定开始着手创作他心中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他后来回忆道：「一旦我下定决心，就会全力以赴，有进无退。无论面临多大的艰难困苦，我都绝不会半途而废。」
为了在这险恶的环境中秘密创作【李自成】，他特意购买了一本仿牛皮纸的皮面活页夹子。在窄小的活页纸上，他用蝇头小字细心地书写着每一个字句。每当有空闲时刻，他就会陷入沉思，默默地创作，仿佛进入了李自成的世界。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他总是给人一种在专心写材料的假象。每当听到脚步声，他会迅速合上活页夹子，端坐不动，装作若无其事。
当有人进来询问他在写什么时，他总是回答：「写材料。」等人走后，脚步声远去，他又会重新打开活页夹子，继续他的创作之旅。晚上，他则躲在被子里，借着手电筒的微弱光芒，坚持写作。
回忆起那段心酸的日子，姚雪垠感慨万千：「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8月，我用这10个月的时间，不仅完成了【李自成】的第一卷，还写出了第二卷的部分内容。虽然那只是仓促写成的草稿，但它的存在让【李自成】从设想变为了现实。这个草稿为后续的充实、修改、加工和润色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在被下放劳动之前抢出这个草稿，那么之后再想完成它就更难了。到那时，即使我想写【李自成】，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了。」
早在1956年，姚雪垠就有了创作【李自成】的念头，但当时他并未付诸行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斗争之后，他才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开始创作【李自成】。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深知自信心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逆境中想要成就一番事业或完成一项需要勇气和魄力的工作时更是如此。
当他开始动笔写【李自成】时，他并未料到这部作品会在1963年出版。当时他做了两手准备：一是能够在生前看到它的出版，尽管他估计这不会那么快实现；二是如果生前没有机会出版，他就将稿子留给家人，在条件成熟时将其献出，以此表达他对文学事业的忠诚责任感和一点微薄的贡献。
对于当时的姚雪垠来说，他不敢抱有过多的奢望。但有一点他是坚定的：他自信能够写好【李自成】，值得他破釜沉舟地去拼搏。
时至今日，我们不必再讳言政治对【李自成】这部小说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小说的主体框架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阶级论」在故事中贯穿始终，显而易见。
李自成、高桂英这两位主角，均出身于贫寒的农家，而李自成的义子双喜，也是一个因官兵和天灾而家人尽失的孤儿。小说中的反派或性格有缺陷的角色，其命运也与其所属的「阶级」紧密相连。
例如，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农民军内部人员品质的好坏也与他们的「出身」息息相关。如狡诈多变的张献忠，他未能「摆脱流氓无产阶级的思想烙印」；而李自成麾下的将领周山，他最终投降朝廷，这与他「破落地主的出身」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再看郝摇旗，他虽勇猛善战，但纪律散漫，时有恶行，这并非李自成的直系部队，而是源自高迎祥的旧部。
这部小说的草稿完成于1957至1958年间，那时的作家虽未遭限制，但创作自由仍受限制。
姚海天先生曾回忆道，其父为了全心投入历史小说的创作，从上海迁回河南老家。然而，「回到河南后，一切并不如父亲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时的作家写作内容和方式，都要受到管控。对于像父亲这样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作家，想要随心所欲地创作自己钟爱的题材，其难度可想而知。
接踵而至的批判对他自信、骄傲的性格造成了沉重打击。他坦言：「在斗争中，我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痛苦不堪，时常泪流满面，夜不能寐。正是在这样近乎绝望的境遇中，我开始秘密撰写【李自成】第一卷，常常是边写边流泪。」
这里的「泪流满面」，可能更多源于被误解，而又无法自辩或辩驳不清所带来的委屈。这也解释了他为何选择在最不适宜的时候开始创作【李自成】，即以此表明自己的心意。
这种强烈的目的性使得【李自成】成为一部敞开心扉的作品。
姚雪垠对此并不回避，他说道：「我当时并未指望这本书能在我生前出版，而是想着在我死后，形势会有所改变，我的后人若将稿子交给党，定会得到肯定，这也算是我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做出的一点微薄贡献。」
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姚雪垠在创作【李自成】时，不可能完全遵循自己最初的美学设想，而只能在限制中寻找创作的可能。
与中国现代小说相较，中国当代小说的命运显得尤为曲折多变，甚至有些情节离奇到令人难以置信。想当年，那些一问世便风靡全国、一纸风行的作品，在时间的洪流中，逐渐变成了人们不愿触及的过往。
这些作品，要么在历史的角落中被悄然绕过，要么在特定的时刻因特定的需要而被挖掘出来，遭受一番奚落和清算。同一部作品，其前后的境遇落差，常使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分。【李自成】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曾经风光无限、备受推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逐渐退向了文学的边缘。
当然，即使在今天，依然有批评家对【李自成】这部小说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称其为「鸿篇巨制」，「五四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杰作」。然而，与这些赞誉之声相比，反对和批判的声音则显得更为激烈和尖锐。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将【李自成】视为一种文学样板，即「被赞颂的英雄必须高大完美，被揭露的恶人则必须丑恶无比」。
作家二月河认为，「文学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沦为了只剩下两种东西的荒漠——那就是八个样板戏和两部小说（一部是展现高大完美的农民英雄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另一部是描绘当代农村斗争的小说【金光大道】）。」
二月河感叹:「 【李自成】写的是政治，不是历史！人物过于高大全！」
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很容易就能鉴定出那些创作于上世纪「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中的倾向。如果鉴定不出来，那才奇怪呢。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或纯粹政治化的研究方法，并不利于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
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会影响研究者的判断能力，导致他们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的复杂心境，以及这种心境对作品结构或潜在结构所产生的影响重视不足。
事实上，在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时，过度反对或鞭挞政治，与依附或歌颂政治一样，都是用「政治」这个主体取代了对艺术作品本身的分析与研究。
诚然，【李自成】这部小说中确实蕴含了诸多政治性因素，但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是，这些「因素」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例如，作家在融入这些政治元素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出于无奈还是主动配合？是策略性的抉择还是坚决的执行？这些通常被研究者忽略的细微之处，实际上恰恰决定了作品的潜在结构线路。
曲笔，这一古老的修辞手法，原指史官在记录历史时有意掩盖真相，不直言其事。如今，它在文学创作中演化为一种委婉含蓄的笔法，通过曲折的文笔，不直接表述本题，而是借助人物的悲欢离合来隐喻更深层的意义。在小说中，这种手法屡见不鲜，它能让读者在品味人物命运的同时，领略到更深邃的情感和思想。
以姚雪垠的【李自成】为例，这部作品初衷是要描绘一个悲剧故事。然而，在初读描写李自成的文字时，特别是前两卷，我们看到的李自成形象高大而光辉，似乎与悲剧无缘。这正是曲笔之妙，它以一种含蓄的方式，为李自成后来大起大落的悲剧命运做了充分的铺垫。
慧梅之死，便是曲笔运用的一个典范。这个出现在第三卷的情节，是【李自成】中最为悲情动人的部分。慧梅，这个被李自成夫妇收养、视如亲生的女孩，既是高夫人手下的得力女将，又与闯王手下的小将张鼐情深意长。
然而，在闯王急需扩充兵力的关键时刻，袁时中率大军来投，为求娶慧梅以巩固地位。面对这样的局势，闯王在权衡得失后，决定拆散这对有情人。慧梅虽然痛不欲生，却只能违心出嫁。后来，袁时中叛逃，怀孕数月的慧梅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先与李自成大军内外夹击杀死袁时中，最后选择了自杀。
这一悲剧的主谋是谁呢？是谋士牛金星与宋献策吗？他们确实力劝李自成从大局出发，选定慧梅以安抚袁军之心。但高夫人在悲痛之余，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牛、宋二人只是出谋划策的谋士，真正拥有决断权的，是李自成。
相比牛、宋二人，李自成更了解慧梅与张鼐的感情，而且高夫人之前也曾向他提起过二人的婚事。因此，他的决定中明知故犯的成分更大。身为闯王，没有他的决断，牛、宋的建议也只能是空谈。
姚雪垠之所以写慧梅之死，正是运用了曲笔的手法。慧梅的悲剧，映射出李自成的悲剧，因为他的决策开始失误，这也预示着李自成命运的转折，义军起义由胜转败。
姚雪垠在中国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深厚修养，为他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石。他对晚明史的深入研究，使他在【李自成】中能够准确地还原历史场景，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
特别是在后两卷中，描写明朝灭亡、崇祯自缢殉国以及清朝的活动和清兵入关等历史事件时，更显示出他丰富厚实的史学修养。同时，他对古典文学的造诣也使他在小说中能够运用诗、词和古典散文等多种文体形式来丰富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在【李自成】中，上层士大夫的语言特色尤为突出，充分展示了姚雪垠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深厚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