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有一只野兔在田野上奔跑，在这只兔子的身后，有很多人追着想要抓住它；但是市场上很多兔子，却没有人去抢，这是为什么呢？人们并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因为田野里的兔子权属没有确定，谁都有资格去追，而市场的兔子已经有了归属，就不能争了。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这世上的利益就像兔子一样，如果所有权归属不清，就会不断引起纷争；如果制定一套规则分清所有权归属，并由国家强制力进行权威背书，纷争就会停止。正所谓，「定分」才能「止争」。正如近代著名教育家陈启天所说：「法家以为未有法以前，人人争夺，毫无限制，遂成了一种混乱状态，欲求治安，必须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明白确定，这便叫作明分，明分然后可以止争，法就是明分止争的标准。」法律所谓「定分止争」，大概就是如此。
关于「百人追兔」的故事，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作了更为系统的阐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在法家看来，「争夺」是人类的天性，即使是圣人也避免不了。如果「名分」不定，就算是尧舜禹汤这样的圣人都会拼命去追逐利益；相反，如果「名分已定」，连贪婪的盗贼都不会起争夺之心。商鞅从而提出「定分」的重要：「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也就是说，「分未定」，在面临资源稀缺、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可能会因为「百人逐之」而出现社会混乱的局面；相反，在同等情况下，「分已定」则会导致「人虽鄙而不争」的局面。商鞅进而得出「治天下及国，在乎分定而已」的结论。商鞅用「百人追兔」的故事来证明法的重要作用，说明所有权在确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基本功能。
无独有偶，美国也有类似的案例，只不过他们争的不是兔子，而是狐狸。近代美国司法案件有一件关于狐狸归属的问题——1805年狐狸案（皮尔逊诉波斯特案）：皮尔逊在野地里发现了一只狐狸，于是他带着猎狗开始追这只狐狸，追了很久终于把狐狸追得筋疲力尽。然而就在他快要抓住这只狐狸时，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叫波斯特的人，波斯特直接举起枪把狐狸给打死了，然后大摇大摆地扛着狐狸扬长而去。皮尔逊一怒之下将波斯特起诉到了法院。最终究竟「狐死谁手」呢？面对两难抉择，法官可以选择两种不同规则：一种规则是谁先看到狐狸，或者谁先追逐狐狸，那么这只狐狸就归谁拥有；另一种规则是谁先实际占有狐狸，谁才真正拥有这只狐狸。在这个真实案例中，法官最终选择了后一种规则。
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以谁先看到，或者谁先追逐狐狸为标准，必然会带来没完没了的纠缠，因为参与追逐狐狸的人可能有很多，谁都可以说是自己先看到或者先追逐的，而到底有哪些人看到或者参与追逐是难以确定的，最终只会导致所有权始终无法确定。因此，所有权归属的问题必然不能按照追逐原则来判断，而只能根据捕获原则，因为最终实际捕获到狐狸的人是唯一的且容易确定的。法律的最终目的正是通过明确权利来平息纠纷，而不是制造更多的争议。因此，一目了然，谁最终捕获就归谁的规则，才最符合法律的原则。
不管是兔子还是狐狸，其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有「定分」才能「止争」。这两则事例，虽然一个源于古代中国的法治思想，一个来自近代美国的司法实践，但都反映了在社会治理中「定分止争」原则的核心追求及价值。它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在社会治理中，需要对作为财产的物进行「定分止争」；第二，对物进行「定分止争」的首要原则，是需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去权衡考虑「怎样做才更有利于对物进行‘定分止争’」。总而言之，「定分止争」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社会治理的过程与结果，更是一个国家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
【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
编辑：刘雨萱
校对：崔晨
审核：霍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