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和茶文化大兴旺时期。五代后周灭亡后，宋太祖于开宝元年（968年），即接管了北苑御茶园。至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朝廷开始派官员驻北苑督造团茶。此后，在咸平初至庆历初的40多年间，先后有丁谓和蔡襄任福建路漕（转）运使，驻建安督造贡茶。其时，建安、政和均为贡茶主产地。作为皇家御茶的生产地，最兴旺时期整个北苑茶区有官、私茶焙1336处。
据明嘉靖【建宁府志】卷20记载，时北苑「设官焙三十有二，小焙十余，又有内园三十六所，以供玉食。外园三十八所，以备赐予」。在这众多的官、民焙中，有不少就在政和县境内。据北苑现存的「凿字岩」刻石，其核心范围东至「东宫」，按其地理位置及里程推算，此「东官」焙极可能在政和古之装城里东岳宫附近（宋咸平以前属建安县管辖，今属石屯镇长城村），据当地老人说，在明朝的时候从沈屯到东岳宫一带到处都是茶园，所产之茶要进贡给朝廷。因此，在该处存在官焙并非子虚乌有，唯其遗存目前尚未发现。
宋代之贡茶除了极品供皇帝玉食外，还要赏赐皇亲、大臣，因此所需之量很大，光靠官焙远远不够，于是在北苑周边经严格遵选确立部分民焙，按贡茶要求生产，其茶品通过「斗茶」或行家评定，拼人官焙之茶入贡。这一做法在宋初就已有之。近年，在政和县澄源乡前村发现一部珍贵资料：前村【宋氏宗谱·杂事记】。该谱编纂于宋建炎四年（1130年），距今已885年。【杂事记】以条目形式记述宋氏先祖从人迁政和定居，到繁衍、分迁置业等情况，每条设为一「牍」，详略不一。
从现存资料看，【杂事记】记述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3牍），至北宋末宣和七年（1125 年、210牍），共1075年间宋氏家族内所发生之重大事件，类似于今人撰写【大事记】。其中有不少关于茶事的记述，为政和茶史提供了许多旁证资料。如「百一拾一牍」记载：「唐贞元乙丑，北琅公置茶园坑山一所，下至溪，上至分水，左、右至潘山」。贞元乙丑为唐德宗贞元元年，即公元785年，其时宋氏已垦辟茶园，此为政和种茶历史在民间文献中的明确文字记载。这一时期正是福建观察使常衮在建州创制研膏茶的时候。
此后【杂事记】又多次记述「茶园坑」的情况。「茶园坑」因遍地植茶树而得名，其址在今镇前郢地村，至今地名未变，且依旧茶机遍野。尤其令人惊叹的是，「百七十一牍」记载：「（后周世宗）显德已未（959年），十七公炂入留源，十五公灿屋半溪。宋太祖建隆壬戌三年（962年），十八公灼，龙焙贡茶进建州后进御十七公后以茶积富矣！」留源，后改刘源，即今镇前镇之湘源村。这一记载证实，早在宋太祖之时，在关隶镇境内的确已有「龙焙」存在，是北苑众多「外焙」之一，其生产的贡品白毫茶（非后来的银针茶），是通过建州北苑漕官而进御的，并不是像民间所说的通过一名太监呈送给皇帝，更与奸相蔡京无关。
为弄清「龙焙」所在地点，政和县方志及茶叶等部门专业人员多次深人湘源一带考察，经反复调研，确认当年宋氏「龙焙」所在地在湘源南面今下庄村附近的茶坑（不同于郢的茶园坑），其地名也因茶而得，在该处不仅可见到古茶园和焙址遗存，而且在一块巨岩上尚隐约可见「供御」二字碑刻。在焙址附近，原有一座凉亭，供往来茶官或旅人休憩品茗，名为「仪凤亭」，此亭在民国初尚大部完好，据老辈人回忆，当年亭梁上有一副对联云「新焙初成喜献御；宿香半留且尝宾」这也证实茶坑确为宋代龙焙之所在。可惜此亭在新中国成立前倒塌，后村人在原处重盖一亭，但颇简陋，现凉亭虽在，但仅供避雨和放置农具之用。
在「龙焙」之南不到1公里处，有一座规模颇大的古刹资福寺，该寺始建于五代闽永隆元年（939年），建筑总面积近3000平方米，相传在宋代最兴旺时期有僧众近百人。古时佛教界提倡「茶禅」，有「茶佛一体」之说，故古刹周边往往茶园遍布，时至今日，从「龙焙」所在的茶坑到资福寺所在的坑塘村，仍然是举目见茶，而且仍然有厂家在此设厂生产高山云雾茶。可见当年丰富的茶叶资源不仅为寺院茶提供了条件，也为「龙焙」提供了优质原料。又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卷」记载：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建宁府之建安、瓯宁、建阳、崇安、政和产茶叶983，49万斤，这是目前见到的政和茶叶辑人国史文献的最早文字记载。
宋徽宗赵佶在政治上是庸才，治国无方，然在文学艺术方面却是个天才。无论诗歌书法都堪称大宗。他特别钟情于茶叶，并深有研究，所著【大观茶论】乃中国古代茶学上之精粹，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最具影响力的茶学著作。赵佶特别钟爱白茶，在【大观茶论】中专门设立「白茶」之目，云：「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过三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止于二三銙而已。」宋代政和所产之茶多数正是这种由「崖林之间偶然生出」的野枞培育而成的白毫茶。这种白毫茶通过建州北苑供御到朝廷，故当年蔡襄在任福建漕运使时，才有【咏白毫茶】之作：「北苑灵芽天下精，要须过寒入春生。故人偏爱云腴白，佳句遥传玉律清。」
关于宋代政和所产之白茶，2009年我国考古界有一次重要发现。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年，陕西省考古和历史工作者，在一次对西安蓝田吕氏家族墓葬的发掘中，令人吃惊地发现距今1000多年前的茶叶和铜质茶叶渣斗，在「渣斗」上还附着有茶叶，甚是罕见。经考古专家鉴定，这些茶叶竟是产自福建政和县的极品白茶，这一消息引起极大轰动。笔者经证诸【宋史】等文献资料，蓝田吕氏乃北宋中后期京兆地区的望族，据【列传】所载，吕氏家族三代高官，吕祖通曾为太常博士，其子蒉，比部郎中，生六子，五人登科。长子大忠，历任晋城令、秘书丞，元丰中，曾任河北转运判官。
元祐初，先后改任工部郎中、陕西转运副使。绍圣初，加宝文阁直学士。次子大防，神宗时进士，任著作郎，知青城县。英宗时任太常博士。神宗立，知泗州，为河北转运副使。哲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元祐初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曾参修【神宗实录】。三子大钧，曾任光禄寺丞，知三原县，后又先后知泾阳、侯官等县。丁外艰，居家讲道数年，起为诸王宫教授，曾监凤翔船务。四子大临，通「六经」，尤邃于【礼】，元祐中，为太学博士，选秘书省正字。就是在这样的达官望族的墓葬中何以会有政和白茶呢？其原因可能一是皇帝的恩赐，当时白茶极为珍贵，只有皇帝的近臣可能偶然得到少许赏赐。其次因吕氏兄弟中大忠、大防分别担任过陕西和河北的转运副使，都是专管茶盐漕运之官，他们与福建漕运官之间必有交谊或许这也是一种「近水楼台」吧。
但进一步考证还发现，吕氏兄弟中的吕大临不但是北宋名士、金石家，而且与闽北有一种特殊关系一一大临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均为程门弟子，世称「程门四先生」。游酢、杨时均系闽北人，好友至交间以名茶相馈赠是常有之事。再者，吕氏兄弟生活的年代正是朱松在政和任职的前后，同为理学传人且爱品茗的朱松与大临或许也有交谊，政和白毫茶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宋代就已名播京都。也正是在这种种原因的影响下，爱茶如命的徽宗皇帝才把自己的年号赐给关隶作县名。
对于宋代政和茶叶之情况，其实早在明朝永乐二年 （1404年） 郭斯编纂的首部【政和县志】中就可见端倪，该志卷之三的「土物」载：「茶出东平里及政和南里、政和西里诸处，然因地脉所致，其品各异，间或有佳茗者则为尚品也。」在此条记载之后，主纂者郭斯屋又加按语云：「......政邑褊小，所产之土物与邻邑无殊，堪书者寥寥，惟茶、竹两宗乃地利土宜，天赋所致也，足以与旁邑相。稽之袁邑侯【小录】，则云五季时，关隶之地野枞遍布，其叶银毫隐伏，其汤乳花殊白，山民目为珍物矣。余忝幕兹邑之初，尝询之西、南里父老，云其先尝有以茶为业且积富者。后阅西里【宋氏杂事记】，则有云后周显德已未六年，其祖炂、灼二公人居刘源，辟茶坑之圃。
宋太祖建隆壬成三年，制龙焙贡茶，进建州后贡御，后遂以茶极富，此亦政邑土物之翘楚矣！」这是宋代政和盛产白毫茶并置龙焙进贡的官方文献。同时，在该志的卷一「沿革」中云：「政和县古福州宁德县关隶镇之地也，宋咸平三年升为县，隶建州......政和五年改赐今名......」一个「赐」字了得，这说明在明朝初期，关隶因皇帝恩赐而改名之事就已载人史册。那么，因何而得赐县名呢？也是在明朝时就有证可循。明正统三年戊午 （1438年），政和因风调雨顺，田产佳禾，茶开瑞枝，县人在佛字庵举行盛大茶会，并建七级浮屠祈福（即今塔山小石塔）。在塔身六面各镌有文字，其中东南面刻有寺僧宗妙四言诗一首云：「关隶古镇，佳茗香飘。圣谕赐名，万世永标。」虽寥寥数言，但真实地反映出政和因茶而得赐县名的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