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有点特殊，她来自后台评论区，是我的粉丝，一位90后小姐姐。
她的名字叫王冬杰。她在后台给我留言：我把自己的故事写了下来，可以投给你们吗？
她是一名「东方美女病」的患者，这个病的男女患病比例大概为1：10，而且最喜欢挑年轻女性下手。
王冬杰告诉我，这个病太狡猾了，喜欢模仿一些常见疾病，每当女孩们发现时，已经走错了好几个岔口。
她想把自己治病的故事记录下来，就是希望让别人少走些弯路。
对了，这篇故事里，她决定用真名来记录，这是她和我共同的决定。
当我在手机备忘录里打下这行字的时候，我身体里超过70%的血管正在「闭合」。
如果把一条血管看成是一扇门，每一秒，我体内的这些门都会关上一点点。
而被关在门外的，是我活下去必需的血液、氧气、各种营养物质。
当这一扇扇门完全关上，我的各个脏器就会因为没有营养供给，停止工作。我的生命会在数小时到几天之内终结。
这就是属于我的、可预见的未来。
我今年32岁，第一次知道自己身体里无时无刻响着这么一个「死亡倒计时」的时候，29岁。
2019年夏天，8岁的儿子突然问起我，「妈妈你是不是不会生小孩了？」
我说要是不会生小孩，你是怎么来的？一追问才知道，学校里有小朋友的妈妈怀了二胎，下个月要再生个小弟弟。
小孩子之间什么都喜欢比一比，儿子就想让我也给他生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一番话逗得我哭笑不得。
晚上，我和老公聊起了儿子的想法，就商量着先去医院体检，再考虑要二胎的事。
那本是一次充满喜悦和憧憬的检查。做完常规检查，我顺口和医生提，我脖子总痛，医生一边写病历一边说，那等下去做一个颈部超声看有没有问题。
检查做完没多久，我被叫进了医生的办公室，他捏着我的片子，说了一大堆我不太能理解的话——
「颈动脉血管增粗，血管壁增厚，管腔狭窄百分之七十三，怀疑是大动脉炎。」
我的生活就此按下了倍速键。
听到这病的名字，我第一反应是，发炎，那我吃点消炎药不就行了？
但医生接下来的话让我隐隐感到不安，「这是一个发病率很低的病，治疗起来也非常复杂，最好还是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下。」
我一听「北京」就有点懵，在我的概念里，北京是一个远得与我完全无关的地方。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河北省沧州市下边代管的任丘市，有个苟各庄，那是我住了三十几年的家。
我从出生就在那，从没走远过。
北京是繁华、先进，但很多时候这也和一个事情的严重程度挂钩。
我特别不可思议地问医生，发炎在这不能看吗？我看那些病得很重的人都不去北京，当地医院能看就看，不能看就回家等死，我这个大动脉炎严重到要去北京才能看？
医生说大动脉炎，普通的医院压根没有这一科，建议我去北京的安贞或者协和看。
协和，这在我的认知里是最大的医院了。我拿手机随便搜了搜，看到有人说，到协和的很多都是治不好的，我有点难受，我不到这个份上啊，就和老公商量，去安贞吧，全国有名的心脑血管专科医院，治个动脉发炎没啥问题。
我打电话过去咨询，对方让我挂血管外科，我在网上挂了第二天上午九点的号。
号定了，我和丈夫只能买半夜的站票往过赶。
到达北京站的时候是半夜三点，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这个点的北京依旧吵闹，到处都是人，不断有人凑到我和老公跟前问，住店吗？出租车走不走？我和老公一边拒绝一边找可以歇脚的地方。
半夜三点的火车站，有很多刚到的旅客靠在栏杆边休息
火车上站了3个多小时，腿早麻了，我们在火车站外的广场上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等地铁开。
夏夜的火车站广场，人多，蚊子也多，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终于喘上口气。
广场中央立着一根笔直的旗杆，仰头能看见淡蓝色的天空里，一面五星红旗轻轻飘动。我一下有点不好受。
这是我想象中的北京，又好像不是。我对北京的印象还停留在小学课本上印着的天安门、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我记得天安门前，毛主席像会发光；英雄纪念碑好像有几层楼那么高。
我一直想来亲眼看看这些地方，可如今到了这里，却不是来兑现这些儿时的记忆。
如果我这趟是来北京玩的，我要去天安门看升旗，要爬长城，吃烤鸭。但此刻，那个没听过的病挤占了我的脑袋、眼睛，我完全没有心情好好看看这个就在我眼前，慢慢苏醒的北京。
天亮之后，安贞医院，是我唯一的目的地。
我第一次知道医院可以这么大。
光一层楼的地格子，就能划出好几个我们村的卫生室。
村里的卫生室就几节柜台，摆着常见的药，一张桌子上放个血压仪、几根体温计，大家有个头疼脑热的大夫开几包药或者扎一针就完事了，看个病用不了半小时。
现在，安贞医院大厅内，一眼望去，九个挂号窗口每个都伸出一条长长的队伍，这么多的人我只在我们村赶的大集上见过。
我和老公像两只无头苍蝇，得大声吼才会有人听见我们说话。
我在导医的帮助下取号、问诊、缴费，跑完这几项，拿着血管外科的检验单子，带着急喘站在cta室（CT血管造影术）门口。
这里的人比门诊更多，队伍一直伸到门口。我拖着有些发麻的腿，紧紧拉着老公的手，生怕人群把我俩冲散了再耽误时间。
这一等又几十分钟，可轮到我还是没能做成检查。
原来这一趟只是开预约单，真正的检查时间是三天后的下午。等于我们来了一趟北京，只开了一张预约检查的单子。这在我们小县城是无法想象的。
我和老公立刻就决定了，只要是「等」的时间，都先回家。北京的吃住有多贵我是能想象的，怕就怕我的想象也赶不上现实的价格。钱得花在刀刃上。
回到家，我一连几天觉都睡不安稳，这究竟是个什么病？一个动脉发炎怎么这么大阵仗？会不会是我们这小地方医院误诊了？
检查做完的第四天，我终于领到了那张来回折腾好几趟才出结果的单子，却不敢看，手心里攥出了一把汗。我强撑着一抬眼，白纸黑字就落入了眼中——符合大动脉炎改变。
安贞医院的确诊报告单
我感觉心里一下塌了，周围都是人，我却控制不住地掉眼泪，赶紧用手捂住脸。
老公见状，连忙拉着我返回血管外科，医生扫了一眼片子，说基本确诊是大动脉炎，但接着着急地提醒我们，「这属于风湿免疫科的治疗范围，你们得马上转去风湿免疫科。」
因为一开始电话咨询没有说清楚，我们居然从一开始就挂错科了！病情瞬息万变，我们这几天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这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
我和老公根本顾不上哭，都没缓过劲来就赶紧跑去风湿免疫科。更紧迫的还在后面等着我。
风湿免疫科的女大夫看了，说要把我所有的动脉血管都查一遍，我得住院。
我被一种巨大的恐惧笼罩，整个人都蒙了，我问她我到底怎么了？血管发炎用消炎药不行吗？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面对什么，该说什么做什么。
女大夫耐心地给我讲解，说人体内的大动脉遍布全身，负责运输血液，氧气和各种营养物质。一旦动脉血管发生水肿，整个血管壁慢慢增厚，最后血管腔会彻底闭合，变成一根近乎实心的管子。
患者一开始感觉不明显，只会偶尔觉得乏力，但随着堵死的血管越来越多，五脏六腑失去养分供给，慢慢衰竭，人的生命就会进入倒计时。
这种病在医学上叫多发性大动脉炎，发病的一般多为青年亚洲女性，所以又叫「东方美女病」。患病率只有二十万分之一，而我恰巧，是那二十万人里的一个。
「我多久能治好？
「没有治愈的可能，最多控制住病情的发展。停滞不前，就是最好的结果。」
我不再发问，女大夫的最后一句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得和我自己的血管赛跑，只有一直跑在血管闭合前面，我才能活。
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再也去不了语文课本上描绘的那个北京了。
我住进了比家里敞亮的病房，因为是女病房，老公每晚9点后就不能待了。
我让他去找个小旅馆，但老公还是舍不得，为了省下100块，他每晚就在医院里找个角落凑合睡一宿。
铺天盖地的检查向我袭来，我还记得第一次做核磁时吓得够呛。
做检查的单子几乎贴满了一面墙
狭长的走廊里，一列歪扭的长队，护士不时出来叫号，一次十个人，我们排着队进去，气氛会在进房间的一瞬冷下来。
一个医生坐在我对面，动作迅速地给我扎上留置针，那个针管大概有我妈妈纳鞋底的锥子那么粗。我看了眼手腕，小幅度地迈步，走向更里面的房间。
屋里的温度比外面冷许多，顶上，几盏白炽灯冰冷的光散下来，把一切都照得惨白。
房间里就剩下我和做检查的医生，他嘱咐我，「不要紧张」，但我忍不住。
我看着他拿出一个更粗的高压注射筒，接上我手腕的留置针，然后我被戴上耳罩，那些和这个世界最后的微弱联结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嗡嗡的轰鸣声。
我感觉机器在挪动我的身体，马上，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仿佛平躺在一个巨大的铁桶里，身体不再受我的控制，只感到一股热流窜过全身。
住院十几天后，我的各项检查终于都做完了。
检验炎症的初级标准是红细胞沉降率，正常女性在0-20之间，我的红细胞沉降率到了108。
最糟糕的还是大动脉，不是某一处，而是全身上下。我的颈动脉、肾动脉、锁骨下动脉，都出现了不同面积的结节和闭塞，最严重的肺主动脉，肺部左上和右上血管已经重度狭窄，有76%的肺部血管已经堵住了。
我一直以来居然只在用剩下24%的血管来呼吸。
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说像我这样第一次检查就已经这么严重的，他还是头一回见，问我以前有没有生过什么病。
我仔细地回想，心渐渐沉了下去。我回想起很多瞬间——
体育课上，哨子一响，所有同学都卖力地跑起来，只有我上气不接下气，最后一个撞过终点；大家一起玩跳皮筋，也只有我从来没有连续跳完过整个拍子……
这些情况很多，但每次都不严重，我以为只是我体能不行，就没多想。
现在看来，这种种异常都和我十岁那年得过的一次肺结核有关。
当时输液一个月，又吃了一年药，最后拍了个胸部CT，看着没问题了就停了药。但从那以后，我偶尔会胸闷气短。
医生说有可能从那个时候我肺部的一些血管就受损了。80%的动脉炎患者在早期出现过感染症状，感染会引起主动脉、分支动脉的过敏性炎症。
让我被大动脉炎缠上的，竟然是小时候没好利索的一次肺结核。我有些懊恼，但更多的是震惊。这样一个没被重视的病就像一早在我体内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此刻终于炸响。
医生给我提供了三种治疗方案——
第一种，生物制剂，一支820元，根据体重来评估一次的用量。每10kg体重需要用一支，我的体重一次需要用七支。这还只是一个月的疗程。
这种药因为要在住院部输，所以每个月都要办理住院。我立马喊停，我用不起。
第二种，服用免疫抑制剂和激素。同时，为了抑制激素带来的副作用，要一起服用防止骨质疏松，和保护胃黏膜的药。一个月加起来要四千块。
「有没有便宜点的？」我知道自己正在讨价还价的是什么，但对于我来说，看病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办法只考虑病情本身。
医生说，还有一种更便宜的叫环磷酰胺，但这种药物对女性的副作用太大，会引起卵巢早衰，闭经，甚至是肝肾的损伤。医生也劝我，才30岁就用这个药太可惜了。
我只能选第二种方案。
很快，我发现激素的副作用远超我的想象。仅仅服药三天后，我的血糖空腹时就能达到17。吃几口饭，数值就能飙上20。
我的身体像一个巨大的角斗场，除了病菌外，不同药物之间也在互相搏斗，它们把我的身体斗得千疮百孔，激素正在由内而外加速摧残我的身体。
我之前是个特别喜欢吃甜食的人，但现在，所有水果、甜品一律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有一次，我实在没忍住，捡起老公和儿子吃剩的瓜皮，就着泛白的瓜瓤啃了几口，仅剩的一点点汁水含在嘴里，我竟觉得特别甜。
为了平复血糖，我开始打胰岛素，每天都要打很多次，医生和护士不可能围着我一个人转，到后来医生教会我，我就开始自己给自己打。
我的大腿、肚子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和乌青，有很多是因为我手法不熟练，没扎准位置。
打胰岛素时留下的针眼
一次，我不小心扎到了毛细血管，拔出针以后，那个针眼慢慢往外渗血，像是鼓出来一滴眼泪。我用手指抹掉，一会又鼓出来一滴。
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忍受这些痛苦，仅仅是为了活下去吗？终于承受不住，这些天的委屈、无奈和着眼泪都流了出来。
老公听见声音跑进来，见我蹲在地上哭，怎么都叫不停，他也突然烦躁起来，冲我大声喊着，「你委屈什么？你哭有什么用？你知道我们花了多少钱了吗？你知道你这一天光吃药花多少钱吗？你委屈你别生这样的病呀！」
病房里还有别的病人和家属，我一句话都说不出了，所有的情绪一下哽住。
夜里，老公到楼道里睡觉，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用被子蒙着头才敢再哭出来。
我其实不怪他发脾气，一个月四千多的药，对我们来说压力确实太大了。
老公在工厂里一个月才挣四千，我在药店站柜台，一个月挣两千。六千的工资除去药费，还有每个月要做的检查，真的所剩无几。我们还有一个儿子要养。
哭到半夜，我忍不住给老公发微信：我们不治了吧，太贵了，治不起。
在医院住满18天以后，我带着一大堆药回家了。
这是我一个月要吃的药，大概4000元左右
我按医嘱定时打针，按时吃药，可副作用丝毫没有缓解。我渐渐感觉到，这个病正在把之前的我彻底毁掉。
以前，我是个特别爱美的女孩，出门扔个垃圾都要把口红涂好，每天都会把辫子梳得像模像样，再搭配好衣服鞋子才出门；遇到好看的花、风景，都会拍下来。
周围的人都觉得我是开心果。我在药店上班，附近来买药的阿姨基本都认识我，也都很喜欢我，她们总说：「这个姑娘笑得最甜，穿得也好看。」
现在，我不敢照镜子，我在激素的作用下胖了25斤，浑身肿得像发起来的面团，没办法再把自己塞进漂亮的裙子里。我也不爱梳头发了，我的头顶秃得厉害，每天起床后我下意识去摸枕头，总有厚厚一把头发。
药物副作用引起了红疹和掉头发
更要命的是，免疫抑制剂带来的恶心、呕吐我没法控制，常常上一秒还在招待顾客，下一秒就把顾客丢下转身冲进更衣室，抱起提前准备好的垃圾桶呕吐起来，留下原地目瞪口呆的顾客和同事。
村里的药店没有厕所，有时候同事们正在房间里吃饭，我碰巧冲进去吐，同事们就会一脸嫌弃地看着我，没一会儿，我的身后就会传来重重的摔门声。
这样的次数一多，我明显感觉同事们对我有很大意见，当晚，我就收到了店长的红包和表达关心的消息，三两句后她委婉地提出，希望我能主动离职，不要耽误业绩。
就这样，我被辞退了，只能先呆在家把全部心思放到治病上。
每个月我都要去北京做常规检查，再调整药量。连续几个月后，医生也知道我来北京一趟不容易，主动提出加个微信，以后就在当地做检查，把结果拍照发给他。
再去复查的时候，我的病情控制得还算稳定，但肺动脉的情况依然很糟糕：左上和右上的血管已经堵死了，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在95%-98%之间，而我的一直在95%以下。
再这样下去，很有可能会给身体的呼吸系统造成永久性损伤，各处器官也会逐渐枯竭。
这时，医生给我指了一条生路：去协和，做「球囊扩张术」——就类似把一个球放进闭塞的动脉血管里，再往球里打气，让球把粘连的肺动脉撑一撑，扩一扩。
这个手术最直接的作用，就是缓解我肺部血管血液不流通，血氧低的情况，让我呼吸起来能轻松些。
这对我，绝对是个救命的机会。
但手术的费用让我又一次打了退堂鼓——差不多是全家老小两年不吃不喝的钱。
我回去和老公商量，老公一口答应了，说对身体好那咱就做，但得和咱妈问问，能不能借点钱。
从我住院，家里早就是入不敷出的状态，婆婆一听要借钱就急了，她先是拒绝借我们钱，又让我们放弃向别人借钱的念头。
「万一手术失败，岂不是人钱两空？你老公一个人可怎么还这个钱？冒这险干啥？」
那段时间，在婆婆坚决的的态度下，老公的情绪也变得很低落，他觉得我生这个病是倒霉，他作为我的丈夫比我更倒霉！别人家的媳妇都健康壮实，怎么就我得了这么一个烧钱的病？
婆婆这边不愿意借，我更没有办法向我父母张嘴，父亲为了贴补我看病，本是退休享福的年纪，又拖着一辆车子去收废品。他的手粗糙得像层砂纸，污泥嵌进指缝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爸爸收废品的车子，他清早出去，能收整整一车
我想了又想，回复医生，手术我不做了。
医生一直劝我，说你的肺部已经很严重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那种痛伴随着我的一呼一吸，每一下都在提醒我，我是个病人。
但我只能告诉医生，「我已经习惯这种感觉了。」
我买了一个制氧机，1000块钱，每天吸氧三到五个小时。就放在家里的土炕上，是整间屋子里最贵的东西。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用上吸氧机的感受。
我躺在炕边，制氧机就放在炕下边。管子刚插入鼻子时，特别硬，鼻腔内很不舒服，我下意识就要拱鼻子。
可当制氧机的氧膜浓度到92%的时候，那种从胸口一直延伸到背部的沉痛感不见了。
我开始贪婪地吸气、呼气，一口接一口，第一次感觉到维持生命的「氧气」的存在。
药房的工作丢了之后，家里基本靠老公一个人撑着，想继续治病，我必须得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我又找了一份工厂的工作，一边吸氧，一边上班。工厂的工作比药房辛苦得多，我要用一个两米的织机织出人工草坪来，有断线的地方要重新缝补，最后再一卷一卷打包码起来。
工厂里的线轴，架子上的空了，就要自己把新的换上去
每天12小时工时，两班倒。
工厂是用彩钢搭建成的简单厂房，因为要用货车装货，厂房两边没有安门。每到冬天，夜里的大风成宿成宿贯穿而过。我把自己裹得像一只熊也抵挡不了。
这样每天重复着上班、吃药、打针、吸氧这几件事，时间久了，我似乎真的习惯了动不动就「喘不过气」的感觉。
最开始干活，我边干边呕吐，想着孩子，想着父母，咬牙撑着也过来了。
直到有一次，轮到我值夜班，那天正好下雪，我半夜起来吃药，打开保温杯，发现杯里哪还有什么热水，都冻成冰了。
保温杯的照片找不到了，这是工厂里的水杯，刚接完水没多久就结冰了
我一下子绷不住，掉了几滴泪。它们很快也在我脸上结成了冰。
我似乎连好好哭一场也很难做到。
我怀念以前没生病的日子，那时候工作轻松，我又是个闲不下来的性子，下班后绣十字绣、利用业余时间考驾照、又报了会计班。
而现在，我所有的空余时间都在使劲——使劲赚钱，使劲治病，使劲赶在血管全部闭合之前多喘两口气。
我的手变得不像我的了
可命运并没有放过我。转眼到了秋天，每年这时候我都会带着儿子去公园看小海豹，我想着今年怎么也得把这一天给坚持住了。
可惜事不如人愿，就在出发前几天，一天早上起床，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左腿抬不起来了。
我和老公连忙去市里的医院，骨科大夫一看就说，吃了这么多激素，肯定得骨质疏松，这对股骨头的影响太大了。
股骨头是连接大腿根和骨盆之间的骨骼。人体的所有直立活动，都靠它支撑。而我的这两块，做完核磁后显示，已经坏死。
我一下子懵了，第一次很没出息地当着医生的面，哭出了声。
小城的人际关系简单，大家说话不避讳。自从我瘸了腿，出门总能听到身边有人小声嘀咕。
给儿子去开家长会，其他家长们会小声议论某某的妈妈怎么瘸了？
去超市买个东西，会有人在背后说，挺好的姑娘，怎么是个瘸子呢？
我不敢回娘家，怕父母看到我会伤心难过，打电话发视频也开始报喜不报忧。
堂弟要结婚了，姐妹们都在帮忙布置新房，我只能一个人坐在角落打气球。
晚上吃饭，兄弟姐妹们招呼客人端菜端饭，我还是只能坐在角落里。叔叔伯伯们问我怎么不过去帮忙，我只能老老实实回答，我腿疼。
饭后大家都出去放烟花，我妹妹喊我，「大姐快来，给你留着呢。」我挪着步子过去，刚点燃一支，没来得及躲开，烟花就在我边上绽开了。
我站在那儿，有些尴尬，也很无措。小孩子们都笑我，像只笨拙的企鹅。
儿子似懂非懂地看着我怪异的变化，轻声跟我老公说：「给妈妈买个轮椅，我们推着她去公园。」
儿子觉得，看小海豹是我们之间的约定，他不能把我落下了。
2019年，确诊大动脉炎前的最后一个夏天，我和儿子在廊坊市自然公园
在确定我真的去不了之后，小家伙放声大哭，他问我，「是不是因为我要弟弟妹妹，妈妈才生这么严重的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儿子，他继续带着哭声说：「那我不要弟弟妹妹了，只要妈妈好起来。」
我轻声安慰他，「没事的，妈妈只是在闯关，就像你玩游戏一样，要一关一关地闯过去，才会好起来。」
儿子挂着眼泪说：「那我要给妈妈加油。」
股骨头坏死以后，我被迫停用了激素，不得不去北京寻求新的药方。
2021年10月28日，我去北京复查，碰巧疫情复发。
我腿脚不便，本打算拼车去，不料当天夜里十点半司机来了电话，受疫情影响，外地车辆不允许进京了。
病情经不起耽搁，我和老公连夜买了火车硬座往过赶。那辆车上人异常得多，空气都是黏糊糊的，我两腿又麻又疼，坐不了太长时间就要起来站一会儿。
疫情期间，家属不能再陪同住院了。当晚，我一个人在医院里做肺部增强ct。
我对造影剂里的碘有些过敏，医生扶我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呼吸也有些困难。
护士把我扶到外边椅子上休息，我一个人，闭着眼睛，无声地流泪。
「姑娘，别难过——」突然，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是个五十来岁的阿姨，坐到了我身边。「人这一辈子哪有一直一帆风顺的，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咬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别哭别哭……」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听着身旁陌生阿姨的安慰，心里忽然想起妈妈，这种突然而至的想念快要把我吞没了。要是妈妈此刻就陪在我身边，那该有多好啊。
我抽着鼻子，哭得更伤心了，后来竟伏在阿姨的膝上嚎啕大哭。
阿姨一遍遍地轻轻拍着我，哭累了，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
是啊，哭有什么用呢？到了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年纪，该受的疼，该受的罪，都要自己扛了。外面再大的风雨，自己便是那个屋檐了。
晚上因为病房消毒，大家都到走廊里等着。幽长的一条走廊里，年轻的、苍老的、男的女的，都坐在一起。没什么人说话，我自己默默缓了一会儿，掏出手机和耳机听歌。
听到【只要平凡】的时候，我忍不住跟着轻轻哼起。我很喜欢这首歌，总觉得这歌像是在和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对话。
「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
一个带些稚嫩的声音飘入我耳朵，我偏过头，是边上一个小妹妹，她只有十五岁，是山东过来的。
三年前，她去超市买东西，回来的路上袋子突然砸在地上，她的两条胳膊像被卸了一样一点力气都使不上了。她去医院一查，两只胳膊都量不出血压，连脉搏也没有了。
医院按心肌炎治了半个月，根本没用。后来她姐姐把她接到北京，才确诊了。
此刻，她在跟着我一起唱，声音里有些哽咽。她的睫毛很长，很漂亮，我看着泪珠蹭过她的睫毛，淌到脸上。
「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离我远一点，坐着我们之中年纪最大的姨，她七十岁了，是个得体的老太太，一头银发总梳得光洁、柔顺，她的双手正一下一下给我们打拍子。我看到，她的眼角也有晶莹的泪在闪。
慢慢地，走廊里的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合唱团，对面的大叔靠着墙壁，闭着眼，唱到某几句词的时候，嘴唇有些颤抖。
遗憾，短暂，为险而战，在确诊动脉炎之前，这条走廊里的每个人都曾是个「只要平凡」的普通人。
但大动脉炎像一个狡猾的敌人，它的症状特别容易被人忽略，也容易误诊，我们都是走了许多弯路才来到大动脉炎这个终点站的。
有个沈阳的小姐姐回忆，十年前自己第一次觉得胸痛，那会儿还没有「大动脉炎」这一说。医生以为是冠状脉堵住了，先在她体内安了一个支架，直到前两年病情复发，才来了这里。
谁也不知道，过了这一站，我们还能走多远。但这一刻，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了。
为了活下去，一样勇敢，一样平凡。
我的复查结果出来了：肺门的软组织处，出现了一片阴影。
医生说不确定是炎症还是病变，得去呼吸科做一个气管镜确定一下。如果是病变，就很危险了。
我下意识想拒绝，住院的押金交了，常规检查做完了，我兜里准备的钱差不多也快用完了。
要做气管镜，钱得再攒攒吧。
这一回，疫情倒是帮了我的忙，我用这个理由婉拒了医生，说先回家，有床位了我再来。
临走前，医生还在叮嘱我，「一定要重视起来，真的，这个阴影一定要查一下，一定要对自己负责。」
听着医生的话，我想起和病友聊天时没能回答的那个问题——
还能走多远？
也许等我做了气管镜，这个答案就有了。
回家后，我重新攒钱，又带上肺部阴影的片子直接去了市里的医院。我的运气还算不错，遇到一位心胸外科的医生，刚从国外进修回来。
他一看我的片子就微微叹了一口气，「姑娘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的肺部血管70%都不能用了，只剩下30%在支撑你的呼吸系统。
但你阴影的部位，恰好就在那30%好的血管中间，气管镜取不出来，只能做胸腔镜。手术取活检的过程中，很容易伤到你的好血管。」
说完，他又加了一句，「这种手术风险太大，很有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来的。我们要对你负责，你还这么年轻，冒这样的风险没有意义。」
本以为这次带够了钱，可以做检查了，至少能有个结果，但没想到，老天又在跟我开玩笑了，我可能连做手术的风险都承担不起。
我不知所措，被钉在原地，眼眶有些发热。
医生见我这个反应，缓和语气说，三个月后来复查一下，跟现在的结果对比，看看阴影部分有没有变化，基本就能判断出来了。
「也许是恶性肿瘤，也许只是一个慢性炎症呢。」
最后还不忘安慰我，把心态摆正，不要给自己压力，「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
我很感谢他给我的这一刻的安心。
临走前，这位医生叫住我，问能不能把我的片子借给他半个小时？
「像你这么复杂的肺部情况很少见，我想用这片子给我带的实习生讲讲课。」
当时的医生说，这个肺部片子，无论哪个医生见了，都会判为疑难杂症
不大的诊间里，我和几个实习医生坐在一起，看着六张片子在明晃晃的观片灯下整齐排列。我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但我能看到，医生在上面讲得有些激动，底下的学生听得也很认真。
有两个实习医生忽然问我，你是这个片子的什么人？我回答，是本人，那一刻，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一种很复杂的表情。
讲课结束，那位给我看病的医生向我伸出手，用一种很真诚的语气对我说：「我代表我的学生们，谢谢你。」
他加了我的微信，说有什么事就和他联系，一直嘱咐我，「放轻松，好好生活，过好每一天。」
我也回握他的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只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我把哽咽吞进喉咙里，朝医生笑了笑，比了一个「耶」。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复查肺部阴影，只剩不到半个月了。
我想起安贞医院门口，一个卖饭小姑娘。
我第一次见她就是我第一次来北京看病的时候。一聊才知道是老乡。
小姑娘来北京工作四五年了，一直没回过家。我说咱家那块属于雄安新区了，现在可好了，说不定过几年能有高铁站和机场，以后回家就容易多了。
去年出院时，我又碰上她了，小姑娘笑眯眯的，给我递盒饭，喊了声，姐，你这是第三次来住院了吧？我有些诧异，她竟然记得我。小姑娘冲我笑，说姐，我一直记得你的笑呢。
她问我什么病，我说了，她说姐你别灰心，只要咱活着就有希望，我说对，有希望。
恍惚间，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还有好多年岁。
我看着这幅十字绣，就会想起曾经那些美好的年岁
我记得当时带着这个结果回家时，母亲抱着我一直哭；父亲在一边安慰我，「咱们该治就治，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给你治」；
老公是陪我看病最久的人了，他很少跟我说贴心话，这一次，他说：「媳妇你要乐观，为了父母，也为了咱们的孩子。」
会怕吗？会。我的父母已老，孩子还小，太多的事，太多的责任我放不开手，也不想放手。
我想活，我想陪他们。
我想陪着我妈，给她做几道我拿手的饭菜；想多陪我爸聊聊天，他总说我没有以前那么活泼了，我想让他看看，他那个活泼开朗的大闺女又回来了；
我还要和老公一起，看着我们的儿子从小男孩长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还想再到那个小姑娘的摊上去吃份盒饭，再说说话。
人总是习惯把这辈子没有得到的人和事寄予到下辈子，总会说我下辈子要怎样怎样。可如果这辈子就是你上辈子说的下辈子，那怎么办呢？
我不想有下辈子了，如果我的人生是一张不合格的试卷，我想这辈子就看看，我的答案是什么。
我曾经问过王冬杰，为什么这么想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她想了想，认认真真地给我写了三点理由：
1. 大动脉炎太容易被误诊，好多人都以为乏力感是气血亏，或者其他常见病，我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病；
2. 一定要提醒吃激素治病的人群，定期复查，及时发现问题；
3. 这个病一来，所有事情都变了，我没法诉说这样的情绪，就想把它写下来。
她真的为此记录了这篇一万字的故事。过程比我想象得要艰辛得多。
有次，她突然问我，别人都是怎么把文章发给你的？
她没电脑，身边就一个手机。她从我这了解该怎么下载文档软件，照着步骤，几分钟后，她才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写板，一个字一个字地打。
她一边打字，也偶尔和我聊聊，聊久了，她有些急喘，她的肺动脉已经变得很窄了，多说一些话就会喘上。
发稿前的几日，她的支气管炎又犯了，这和她的肺动脉堵塞也有关系。但她还是很配合我，她说，我打字跟你聊吧，语音的话我总是咳嗽，喘不上气。
我催她赶紧去吸氧，也让她放心，这个故事，我一定替她交给读者。
现在我想告诉她：你的故事，想说的话，想提的醒，今晚会传递到无数读者那里。
王冬杰，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本文人物均为真名）
编辑：野胡杨 渣渣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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