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我随「文明探源工程」评估咨询小组成员考察九江荞麦岭遗址，在发掘人员的整理间见到墙上贴着许多分期图、器物图，仔细一看，才发现多是从豆海锋博士论文中复印下来的。我十分钦佩发掘者能够边发掘、边整理、边对比分析的研究精神，同时也为自己学生的论文能够得到一线考古工作者的重视而感到欣慰。检视这一新的版本，我觉得其收获或创新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对长江中游地区商代遗存进行了迄今最为细致和系统的分期，将商时期遗存分为五期十段，基本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典型分期序列相对应，相信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该区域商时期遗存断代的有效参照标尺。
商文化阶段划分对应表
第二，在遗存性质的分类与归属上，并未拘泥于以往文化、类型的划分方案，不仅详细分析了该区域已有的文化、类型，而且依据新的发现提出了一些新的文化、类型和遗存的命名，甚至在商文化盘龙城类型之下进一步区分出了意生寺类型、铜鼓山类型和龙王岭类型作为盘龙城类型的次级文化类型，从而在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意生寺遗址陶器分组
铜鼓山遗址陶器分组
龙王岭类型陶器分段
第三，在分期基础上，系统分析了长江中游地区商时期文化的发展演进脉络，重点分析了各类遗存文化因素构成的历时性变化与文化属性，探讨了该区域地方「土著」文化与商文化互动关系的演变，结合葬俗、聚落形态等相关信息，揭示了该区域商时期人群、社会与中原殖民集团之间的互动、交融，以及势力盛衰的历史大势。
第四，在长江中游地区与中心区商代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方面，从器物（典型陶器、印纹硬陶、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聚落与技术（制铜技术、占卜技术与文字技术）三个层面依次展开讨论，避免了传统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在视角上的狭隘性，认识到了生活习俗、政治力量、宗教观念等不同层面的互动方式与意义，尤其是揭示出青铜器、玉器这类反映礼制观念的器类通过长江中游这一中介区域在中国南部广大范围内的强劲传播及其内在动因。可以说，此项研究为区域文化的互动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长江中游与中心区出土陶大口缸比较图
长江流域铜尊分期及与中心区铜尊比较图
各区域所见玉石戈比较图
长江流域出土甲骨举例
第五，由中心区与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的互动关系，借助文化人类学的「边缘理论」及聚落形态、矿产资源分布与开发等相关问题的分析，逐步深入对地方社会与商王朝势力的政治互动关系的考察。提出长江中游地区在有商一代经历了早商时期商王朝的直接局部控制和影响，继而向晚商时期商王朝与崛起的地方政体之间对峙和联盟关系转变的认识。从而由表及里，将对双方互动关系的认识上升至「冲击与调适」这一主题，鲜活地展示出商代长江中游地区区域社会史的一个侧面。
当然，书中的认识不免还会存在一些问题，同行们自会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这都会继续推动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此，我想就该书的问题或未竟之处谈几点个人的想法。
首先，书中对吴城发掘报告结语中提出的「石灰山文化」概念予以肯定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对该文化的年代上限及其与龙王岭类型关系的认识或许还需重新考虑。实际上，在赣北地区，与龙王岭类型这样的商文化次级类型并行的，自然会有以「土著」因素为主体的文化的存在。同时，也应考虑到，龙王岭类型的聚落点在分布上可能并非一个「面」，或许，正如海锋本人反复强调的，这类代表商人势力的聚落很有可能呈「点线结合」状穿插在石灰山文化分布区中间，控制铜岭这样的铜矿及荞麦岭这样的冶铜遗址。
其次，在【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一文中业已指出，长江中游地区在商代之前并非陶鬲的分布区，盘龙城遗址群所见的鼓腹矮弧裆或矮分裆的陶鬲与素面斝等器类，很有可能是下七垣文化辉卫型的文化因素经郑州南关外一带辗转而来，并非源自当地此前的二里头时期遗存，也非当地的创新型因素。再看赣北地区龙王岭类型、石灰山文化的陶鬲，也并非是以盘龙城类型常见的鼓腹矮分裆或矮弧裆陶鬲为主，反倒多见与中心区及淮河流域类似的高裆、深弧腹风格的陶鬲。
再次，应认识到，早商时期商王朝势力对长江中游偏北区域的直接控制，在该区域此后华夏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而并非只是长江中游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刺激之后所做的自我调适过程。虽然严格说来，长江流域商代「土著」文化中出现的青铜礼器在组合、功能与用器规制等方面未必会合于商礼，正所谓「形似神非」，但恰是因为有了有商一代在文化、政治、礼制观念等方面的逐步浸润，才会有周代以降长江中游及邻近地区在文化、政体、礼制观念等方面对中心区的进一步认同，乃至最终并入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版图。在此意义上讲，商文化与商王朝势力的南下开拓，在长江中游乃至中国南部华夏化的历程中无疑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恰恰是今后研究中需要着力论证和强调的。
最后，对于商王朝建立后即向长江中游一代拓展势力，以往论者多强调对铜矿资源的控制与开发，这当然很有道理，但并不全面。鄂东南、赣西北与皖南一带的铜矿资源固然重要，是商王朝殖民与控制的对象无疑。然而湘北铜鼓山类型的出现，以及成组的典型商文化因素出现在江汉西部的荆南寺等遗址，至少目前还很难以同样的理由来解释。正如豆海锋所指出的，荆南寺和盘龙城都曾出现过二里头文化的遗存，很可能属于「夏代边地」。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也是商王朝维持夏代原有控制区域的一种重要举措，其背后是一种国家疆域观念的继承」。
占有并支配前朝的地域、民众和包括资源与贡赋在内的财富，以维护王朝正统的地位和彰显自身权力的合法性，是自商以后的任何一个王朝莫不遵行的。这也就是谢维扬先生所说的王朝正统观念的作用和必然表现。所以，江汉平原乃至洞庭湖周边虽非铜矿资源的直接产地，但便利的水路交通、肥沃的土地、丰饶的物产，也必然会成为商王朝的争夺和控制对象。
本文由王光明 王钰 王蕾 摘编自 豆海锋 主编【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之序。内容有删节、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