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法国，由于吃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殖民地政策的红利，整个法国社会快速发展，处于一种朝气蓬勃的氛围之下。第三共和国的将士们在地球的另一端开疆拓土，无数旅行者和小说家长途跋涉归来，带回了大量外国的信息，刊登在巴黎等各大城市的报纸之上。
从塞纳河畔到山区小镇，从上流社会到底层农夫，无一不在交流这些新鲜的有趣的消息。不少青年纷纷加入军队，出海远航，想要前往遥远的非洲，中东和印度。人们都想去亲眼见识一下法军征服的土地，去感受那些神秘国度的风土人情，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莫大的荣耀。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贝熙业也是其中的一员。
一、励志去往远方的法国医生
贝熙业，1872年出生于法国中部山区的小城夏尔市。他的祖父是一名泥瓦匠，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可能是受父亲的熏陶，小贝熙业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异，并且顺利考上了波尔多海军医学院。
在取得外科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加入了军队，并主动要求成为海外殖民军的一员。最后，贝熙业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变成了法军塞内加尔殖民军的一名军医官。在非洲服役期间，贝熙业并不像他的同僚们那样去战斗，而是选择了努力救死扶伤。
除了工作以外，他最喜欢的就是冒险与狩猎。贝熙业的父亲就非常热爱打猎，在父亲从小的的耳濡目染之下，贝熙业也沉迷于狩猎这项运动之中。正好塞内加尔拥有广域辽阔的草原，有大量的野生动物，贝熙业就深深爱上了这座草原。
后来，由于军队调动，贝熙业辗转去过印度，在印度当过几年的医学院教授与校长。
后来又前往越南西贡任职。1903年，由于中亚和印度等地爆发了流行性传染病，贝熙业就自告奋勇前往疫区调查行医。在他的努力下，这次大规模流行病也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从波斯湾到阿富汗，都留有贝熙业的足迹，在这些地方的游历的经历，助长了他那颗热爱冒险的心。
1912年，年近四十，事业小成的贝熙业向上级打报告辞职，他还是不愿享受在巴黎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他在心里暗暗下决定，要前往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中国。
他无法预料到的是，这一去便是42年，他成为了中国的大恩人，他的名字也将在中国这个国家被人们广为传颂。
虽然说法国是一个老牌殖民国家，开始殖民已经二百多年了，但此时法国的在华势力实在是很薄弱，远远不如英美这样的殖民同行，甚至连刚刚开始殖民战略的欧陆死对头德国也不如。
以至于贝熙业漂洋过海来到天津的法国总领事馆后，发现这里军衔最高的人，竟然就是自己这位刚来的中校军医官。
为此，领事馆内的法军还组织了一场阅兵，请这位「长官」来检阅他们。一名军医居然是阅兵首长，这在今天我们看了无疑是有些啼笑皆非的。
二、无偿医治中国病人
贝熙业来到中国后，首先受聘于天津的北洋海军医学堂。这是一所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创办的医学院。贝熙业在这所学校呆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后，法国公使馆的医师不幸去世了，由于这位医师还兼任袁世凯的医疗顾问，袁世凯就对继任者就特别上心，主动与法方沟通，把在北洋系军医学院任职的贝熙业请了过来。这样，贝熙业也就顺利当上了法国公使馆医师兼任袁大统领的医疗顾问。
近代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中心。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纷纷登上这个舞台，犹如走马灯一般。贝熙业作为一名优秀的大夫，自然少不了接触这些京城里的大人物。
贝熙业原本以为，袁世凯聘用他是为了在中国医疗卫生建设方面请他出谋划策，但万万没想到袁世凯只是把他当做个人身体的保健大夫，还是摆在面子上充数的那种。所以贝熙业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管理圣米歇尔医院上，当时达官显贵们纷纷找贝熙业大夫看病，在京圈贵人里，贝熙业大夫的名气也就慢慢传开了。但是通过陆陆续续的交往与应酬，贝熙业也逐渐看清了这些呼风唤雨者的本质，唯逐利耳。
再加上当时北洋政权的腐败无能，高高在上的掌权者没有丝毫的民主经验与民主意向。总统，内阁，参众两院更是矛盾重重，政令不通，办事腐败，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于是，本来就不热衷于政治的贝熙业，开始愈发远离那些纷乱复杂的各方势力。在给大人物治病之余，他开始把精力转移到了中下层的老百姓身上。
面对这些前来问疾的贫苦村民，贝熙业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之感。出于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在治疗这些弱势群体的时候，通常只收取一点象征性的报酬，对于赤贫者则常常是分文不收。
后来医院另外一个医生朱广相的后人面对采访也吐露：「我听我父亲说过，医院里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穷人也可以来看病，即便没有钱，贝熙业医生也会直接免除医药费。」
当时贝熙业的私人住所——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也成了贝熙业问诊看病的地方。
贝熙业大夫的司机的儿子回忆道：「门口搁着两条大板凳，来了以后，都坐板凳上，一边是抱孩子的，另一边不抱孩子的，抱孩子的优先。但是这样一来二去，富人们失去了特权，也需要排队，渐渐地，贝熙业的医院就只有穷人来看病了。」
其实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病情都算不得什么疑难绝症。但是旧中国的医疗手段十分落后，穷苦人家得了病，哪能看得起昂贵的西医。即便是看中医，去药铺抓药时都会有些囊中羞涩，大多数都只能靠一些土办法来治疗，更有很多穷人选择硬扛。
这位洋大夫不仅带来先进的现代医疗技术，还免费给穷人看病。中国人自然对他感激不尽。而在贝熙业看来，治病救人是他天经地义的本分，相较于跟那些大人物高谈阔论，他更沉醉于这种医生的救人本质之中。
1923年，贝熙业的原配夫人病故之后，他就准备搬家。他在北京西山的温泉镇附近再建造一座住宅，这座三层楼的石头别墅也保留到了今天，现称为「贝家花园」。贝家花园建成的时候，周围的村民们都敲锣打鼓赶来庆贺，仿佛这是他们自己的节日一样。可见贝熙业大夫的好名声已经广为人知，贝熙业深受感动，决定回报村民。他把一楼大厅改成候诊室，二楼为诊室，三楼当做药房，免费给周围的村民提供医疗服务。
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在贝家花园周围，我们还是能找到三十多位当年去找贝熙业大夫看病的村民或村民后人，在他们的口述中，我们了解到了当年贝熙业大夫行医的一些过程。
根据北京城郊温泉镇的农妇赵余氏回忆，当年她的母亲得了哮喘病，怎么治也治不好，父亲听说有位洋大夫医术高超，本来想把老伴送去治疗，但病人身体太过虚弱难以承受长途颠簸。赵余氏的父亲就厚着脸皮，请贝熙业上门来治疗。
贝熙业欣然前往，前后去了两三次，终于治好了赵余氏母亲的哮喘病，并且没有收取一分钱的报酬，一家子十分感激。
还有老农胡宝善，他小时候患了腿疾，发炎流脓不止，最后请来了贝大夫进行手术。据胡宝善回忆，「先是用一种药水在右腿肿胀处反复涂抹，然后用手术刀顺着小腿切开，脓血立马流了出来，贝大夫接着冲洗伤口，再把医用纱布小心翼翼地塞进切开的口子里，外面还要再盖一条纱布。贝大夫还叮嘱每天都会来换药，就这样一连四天，病情终于好转。」小时候做手术留下的疤痕至今仍留在胡宝善的腿上。
贝熙业大夫的善举让温泉镇当地人颇为感动，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当地一所中学里的师生共同捐钱，为贝熙业的「贝家花园」打造了一个小桥，并在桥的栏杆处刻上了四个字——贝大夫桥，以此来纪念贝熙业的功劳。
三、帮助周恩来留学法国，两人成为密友
一战结束后，法国虽然是战胜国，攫取了不少战败国的利益。但是深感自己的国力被严重消耗，大不如从前。于是，出于提升在华政治话语权的目的，法国政府与当时的北洋政府沟通之后，承诺将帮助中国培养留学人才，推动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宣传法兰西文化，并且主动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用于补贴中国赴法留学生的活动。再加上此时国内也开始流行「学习救国」的主张，于是，贝熙业也在一些中法好友的鼓动下，参与推进了「赴法留学运动」这一进程。
法国政府先是免费提供了500张上海到法国的船票，贝熙业和好友铎尔孟，李石曾等人又相继奔走，游说法国轮船公司再提供一批半价船票。之后，贝熙业的中法好友们前往法国，为赴法留学生安排住宿与勤工俭学，而贝熙业则留在北京，帮助赴法留学生申请半价船票，并给他们进行体检，经过贝熙业之手送往法国的这些留学生，共17批次约两千人，其中有不少我们后人熟知的名字，周恩来，陈毅，何长工，向警予，李立三，李维汉等等。这些优秀的赴法留学生，为日后的中国人民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20年，出发前，年轻的周恩来扶在船上的栏杆上，望着眼前的中国，依依不舍，轮船慢慢开走，他也离中国越来越远，但是他必须要忍住对祖国的思念，因为他要留学救国。周恩来这一行人，无不感谢贝熙业的无私帮助，他是中国的大恩人。
四、一位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
伴随着卢沟桥畔的一声炮响，日寇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中国军民也掀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抗战爆发伊始，在平津等地抗战的是国军29军的将士们，此时，贝熙业就开始组织法国使馆医院的医疗力量，率领一大批法国的，以及其他各国自愿前来的医官和护士，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为抗战中受伤的中国官兵提供医疗支持。很快，北平城里的红十字会医院开始挤满了负伤的抗战将士。
日军铁蹄凶悍，攻势凌厉，很快侵占了北平天津等地，溃散的军队和逃难的百姓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贝熙业也从医院的手术中抽出身来，跟随一名法军驻华武官驱车前往宛平前线，当他看到一路上的败兵与难民，看到炮火轰过满目疮痍的土地，不由得大动怜悯之情，开始救助起了难民和伤兵。
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从北平天津等地撤退之后。
挺近敌后的八路军120师的邓华，宋时轮等部，很快在平西（北平西部山区）地区组织起了抗日武装，深入农村和山区，领导人民继续坚持抗战，与日伪军进行斗争。当时，八路军的物质条件可谓是贫乏至极，步枪只能做到三五人合用一支，子弹也少得可怜。除了枪炮弹药之外，最为缺乏的便是医疗物资。加之1938年末开始，日军对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物质和经济封锁，让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雪上加霜。
不少战士在战斗过程中，仅仅是被弹壳烫伤或者被弹片划破皮这样的小伤，却因为艰苦的战场条件和落后的医疗手段，最终不幸伤口感染，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
为此，八路军委托北平的地下情报员黄浩，请他联系贝熙业，询问是否能帮忙往平西根据地运送一些药物和医疗器械。
贝熙业听闻联络员的来意之后，想起了当年在宛平城下的无助，当年他拼命地救援伤兵和逃难百姓，却发现伤者越来越多。他一个人再怎么拼命，又如何救得了千千万万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呢？
他不知道什么道路能救中国人，但他有一种感觉，这群不怕吃苦的共产党员或许真的能拯救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是由于这样的思考，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八路军联络员的请求。
最开始的时候，日伪军搜查不严，贝熙业便让司机开车带着他，运用自己法国人身份的掩护，闯过日伪军的层层关卡，大量运送进口西药。由于当时贝熙业的汽车拥有使馆牌照，所以一路上比较轻松。可以很顺利地把药品从使馆医院运到贝家花园，再由共产党运到根据地。
贝熙业司机的后代回忆道：「我爸开车之前，总偷偷背着一个书包，那书包任何人都不能碰，爸爸一开车，准备出去，我妈就问父亲又上哪去？父亲就用手笔画个八字，我以为弄钱去呢，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父亲这一比划意思就是八路军，他要为八路军秘密送药。」
1939年，另一位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来到冀中根据地医院视察，发现根据地的医院里居然有来自德国拜耳药业（世界顶级制药公司）的西药时，不由得十分震撼。当八路军医护人员告诉他这些药出自贝熙业之手，经过地下党层层秘密运输而来后，白求恩不由得对这位法国同行竖起了大拇指，赞叹道，「真了不起！」
后来，德国在欧陆战场闪击法国，日本也在太平洋战场和西方列强撕破脸皮，贝熙业的白人面孔与法籍身份也就变得不好使了。汽车太招摇，贝熙业就亲自蹬着自行车，分批少量的往平西抗日根据地运输药品。
今天从北京市区到西山这条路，已经成为了北京自行车爱好者的经典骑行路线之一，即使有平坦的沥青路面和专业的运动自行车，年轻人骑上一圈也经常累的气喘吁吁。
而在七八十年前，贝熙业骑着简陋的车子，行驶在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上，还要载着几十斤的药物，这是何等的艰苦，要知道，此时他已经年近古稀了。
除了往根据地送药之外，贝熙业的家也成了地下党进行联络和情报传递的交通站之一。「贝家花园」的看房人王岳川就是地下党交通员。
距离贝家花园一百来米的小山包上就是地下交通站，贝熙业大夫甚至还给了交通员一面法国国旗，用以充当掩护。贝熙业也在这个「交通站」里为八路军地下党伤员进行手术。如果说为中国老百姓治病是出于人道主义理念，出于同情使然，那自愿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伤员手术，为情报员提供掩护，这无疑是一种高尚的国际主义情操了。
贝熙业大夫的所作所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行为」。
1945年，法国被反法西斯盟军解放，维希法国政权不复存在，新成立的政权加入同盟国对日本宣战。贝熙业这位法国人也就变成了「敌对国」的公民。受到了严密的监视，甚至一度被送进了集中营，秘密运输线也就此中断。但是好在日寇没能蹦哒太久，几个月后便宣布投降。
四，伟大的光辉
伴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随之建立，贝熙业也垂垂老矣，开始准备安享晚年了。
然而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贝熙业不得不离开他热爱的第二故乡。1954年，贝熙业在中国新婚妻子吴似丹的陪伴下告别中国，坐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42年前，还算壮年的贝熙业踏上了这片土地，当他离开时已经84岁。
贝熙业从来没有加入过法国共产党，更不是中国共产党员，甚至他本人做过殖民军的军官。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散发出国际共产主义的光芒。他和白求恩一样，都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自我解放做出突出贡献的，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几十年的无私帮助下，周恩来和贝熙业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身份，更要看他的这一生都做了什么。在贝熙业大夫给周总理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四十多年的中国生活：
「几十年的生活，我早就把中国当做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朋友，作为一个从法国来的客人，我觉得我已经为中国做了很多事情。我的财富都在中国，我的情感更是在中国。所以我希望与爱我的妻子一起度过接下来的日子，不愿意离开中国。
当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时候，我们团结一致，我冒着生命危险，骑着自行车穿过日军的检查站，给八路军战士提供药品，晚上秘密给他们手术，并把他们藏在乡间的房子里休养生息。
我冒着极大的危险，把城里的情报人员转移出去，虽然我每天都在危险的边缘，但是我所做的都是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行为。除此之外，我也履行了一位医生最基本的职责，救死扶伤。」
回到法国后，贝熙业携妻子返回家乡，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几个岁月。这最后的几年里，贝熙业总是拿家乡夏尔市奥维涅小镇的农民，和北平城郊的农民做对比，贝熙业大夫认为，他们同样的勤劳，同样的热情友善。或许在贝熙业大夫心里，中国才是他的家乡。
如今虽然身处和平年代，但医生的作用越发重要。救死扶伤永远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向贝熙业这样的伟大医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