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毅夫妇的交往
陈毅，这位诗人、元帅、外交家，坦荡君子，在受尽妖蛾的残害、折磨之后，过早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人民和他为之战斗的人间。
我和尚奎悲痛万分。陈毅是尚奎的老领导、老战友，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度过了民主革命时期最艰难的岁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尚奎的关系，我也多次地领略陈毅的大将风度，并为他的坦诚、豪放和横溢的才华所倾倒，他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物之一。因此，我们理应奔赴北京，参加他的追悼活动，一直将他送到八宝山。可是，在那个年头，我们被剥夺得太多了，以至连表达作为人的正常感情的自由也没有。我和尚奎都被下放劳动，并且受到严密的监视，想发个唁电也成了奢望。
当我们从广播中得知毛主席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之后，总算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一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张茜的照片，我的心不禁剧烈地收缩起来。她的深深悲痛的脸，明显地浮肿了，那么憔悴，那么苍老，与往日判若两人。我多想飞到她的身边，劝她节哀，助以友情啊，可是……
尚奎叹息声声，这位昔日的省委第一书记，像囚徒一般，一筹莫展。他不停地跟我念叨陈毅的往事，我也陪着他谈着，说着，一连几天，都离不开这个话题。这是心祭，是最虔诚、最实在，而且是任何人都无法查禁、不能取缔的祭奠!
他实在太忙了，总是那么风尘仆仆。为看望贺子珍，只有利用早餐时间，请她吃早饭。
我参加新四军时，陈毅已是新四军的代军长。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随新四军七师在山东临沂时，还听过陈毅的报告。他那洪亮的嗓音和魁梧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后来他去了延安，但他的声誉和威望，却深深地留在部队里。而当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五八年的春天了。尽管为时很短，但他的朗朗笑声，他的如虹豪气，迅即留在我心底的感光板上。
翌年秋，陈毅来到南昌。他在滨江招待所一住下，我便随尚奎驱车前去看他。谈过一阵之后，尚奎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江西，就多住几天吧，省委也好向你汇报一下工作。」
「不行哄，汇报不能听了。」陈毅笑道，「这回是路过贵地，明天吃过早饭就要赶到上海，疲于奔命哦。」
我们见他旅途劳顿，满脸倦容，便请他早点休息，明天再来送行。
到家不久，便接到警卫处长一个电话，他说:「陈毅同志让我告诉你:请你明天早晨八点钟以前，到滨江来吃早饭。」奇怪，哪有早晨请人吃饭的道理?而且，还只请我一个人。尽管我满腹猜疑，我还是一口答应了。
我问尚奎:「会是什么事呢?」
尚奎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次日一早，不到八点我就赶到了滨江。当时专门接待中央领导人的平房，还没有盖起来，陈毅是住在老楼东面。我刚在会客室坐下，他就从卧室里走出来了。
「水静同志，你好！」他热情地跟我打过招呼，然后说道，
「我要请贺子珍同志吃早饭，只好麻烦你作陪哦！"
我这才明白，他是要看望贺子珍，因为时间太紧了，便安排在吃早饭时见见面。
显然，他太忙了，不得不把每一分钟都派上用场。
说话间，贺子珍也到了。
陈毅热情地和她握手问好，我也向大姐微笑致意。
看来他们很久没有见面了，深厚的友谊浸透了每一句关切的话语。
陈毅问大姐，近来身体可好?在江西生活得怎样？像大哥似地问得亲切而仔细。
大姐说:「尚奎同志和省委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只要不发病，健康状况也还可以。你的担子重，工作忙，更要多加保重。」
早餐请客，自然简单而随便，但也弄了许多点心、小菜，且很可口。
我们边吃边谈。我发现，陈毅胃口很好，一面笑语不断，一面狼吞虎咽，吃得香极了。我和贺子珍都很高兴，因为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有这么好的食欲，他的身体肯定是十分健康的。
趁谈得高兴的时候，我又起了挽留陈毅的念头。
「好多年的话，一个早晨哪里说得完呢?你就多留两天嘛。」我说，「再说，南昌、井冈山、瑞金、赣粤边，都是你的战斗旧地，而且你是主要领导人之一，难道不想好好地看一看吗?」
「想啊，想得要命，做梦都想！」他说，「可是不行呀，半天都留不得呀，我上午就要赶到上海，下午安排了一个会。」
「让他们先开嘛。」我说。
「还等我去唱主角咧，我不去，那出戏就不得开台。哪个叫我还兼上海的市长呢?」他笑道，「我要赶快辞掉它去，不当这个市长，就用不着这么赶了。」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留客的理由了。
一个执政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个拥有八亿人的大国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国内、国际，千头万绪，他都得去理顺，去处理。他仍像战争年代一样「南征北战」，只是驰骋的空间大了，大到五洲四海，而每日仍是二十四小时，一分一秒也不给他增加，能不忙吗?早饭后，他便直飞上海。
临走前，他对赶来送行的尚奎说:「尚奎同志，你那两本书出版了没有?」
「快了。」尚奎回答说，「到时候我会给你寄去的。」
「莫忘了！」他笑道，「我要先睹为快呀。」
几度梦赣粤边，梦见那里的山和水，梦见那里的「重生亲父母」
陈毅所说的「你那两本书」，指的是尚奎的革命回忆录，一本是【艰难的岁月】，另一本是【红色赣粤边】。
两年前，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不少单位都搞了征文活动。当时，军队的、地方的宣传教育机构、新闻出版部门的同志，纷纷来找尚奎，约他撰写文章。尚奎工作很忙，作为他的秘书，这些同志大多是由我接待的。起初我还不大理解，后来才知道，是党领导的三年游击战争那段历史非常重要。红军长征后，南方八省建立了十四个游击区，中心区域就在赣粤边。这里有深厚的革命基础和群众基础，还有项英、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因此成了敌人「清剿」的中心。
此时，尚奎早已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调任赣粤边特委主要负责人，也是这个游击区的负责人之一。因为他是赣南本地人，谙熟这里的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和群众关系极为密切;尤其因为他革命信念坚定，从而为项英、陈毅所倚重，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三年。在外有白军大兵压境、残酷烧杀，内有叛徒出卖、险象环生;且又因敌人严密封锁而衣食无着，处在饥寒交迫的逆境中，但这支游击队不但生存下来了，而且不断发展壮大，不少人视之为奇迹。熬过了三年，抗日战争爆发了，项英、陈毅率领游击队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尚奎留下来继续斗争，直到一九四0年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接着，刘建华、朱赞珍和李绪龙等同志，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江西解放时与人民解放军在大余县胜利会师。因此，这段历史受到广泛的重视，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正因为这样，尚奎在极其繁忙的情况下，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项英早已牺牲，陈毅国事纷纭，尚奎便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尚奎凭着自己良好的记忆力，在南京军区王昊、吴克斌两位同志的竭力帮助下，为时两年，几经修改，终于最后定稿了。【工人日报】要求，出书前在报上陆续连载，尚奎亦已同意。
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晚我随尚奎携带书稿，去看望陈毅同志。尚奎简要地谈了写作的意图和经过，然后请陈毅抽空审查一下，看看有无不妥之处。
「要得嘛，尚奎同志，你把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斗争写成了书，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很有意义嘛!」陈毅笑道，「你也是赣粤边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你写的东西我还信不过吗?我还审个什么查哟！」
见他这么一说，尚奎也就不好勉强了。
上海会议还没有结束，【工人日报】就开始连载【红色赣粤边】。
有一天，陈毅见到我们时，很高兴地对尚奎说:「你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回忆录，我已经看过几章了，要得嘛里你看你，还要我审稿呢。」
尚奎说:「事隔二十多年，有些事已经淡忘了，还要请你多提意见。」
「你的记性不错1我当年写的那些诗，好多都记不得了。没想到你回忆得那么清楚，那么准确。」他说，「我看你的书是写得不错，要得。」
「我也只是回忆回忆，多亏两位同志帮我记录整理，才完成了这个任务。」尚奎谦逊地说。
‘助手是需要的，主要还是靠你的亲身经历嘛。」陈毅说，「那三年呀，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永远忘不了的。可惜，我现在没有时间……」
显然，这段历史对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也想写，只是无法抽出空来。
「很奇怪，看了你的回忆录之后，我接连几个晚上做梦，梦见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老表，梦见周篮嫂给我们送饭。」他带着很浓的感情色彩说，「还做恶梦，看到自己的脑壳挂在好高好高的城门上。"
「这种恶梦总算过去了。」我说。
「应该是，可也说不定，要是我们不好好为老百姓办事，要是我们脱离了群众，要是我们骄傲起来，又不认真改正错误，那就难说喽」他很严肃地说，尚奎同志，你想想看，我们几回大难不死，靠的是什么?如果不是群众的拥护、帮助，莫说是一个人只能死一回，就是能死十回、百回也完蛋了。‘」
尚奎点点头说:「的确是这样。」
「你的回忆录好就好在这里，它提醒我们的同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所消灭，而且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群众。」他继续说道，「你说是不是，尚奎同志。」
‘这个思想，你早就跟我们说过。」尚奎说着，便随口吟了陈毅当年写的【赣南游击词】中的一段:「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陈毅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一定要安排个时间，去看看他们。」
「他们也很想念你。」尚奎说，「我每次到油山、梅岭一带，认识你的人都问起你。」
两个老战友，回忆起往事，谈了很久很久。
敌人出三万大洋买他的头，他说:
「他们太小气了，我要换回一个新中国」
从「八一」南昌起义到组建新四军的十年间，也就是整个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毅都在江西作战。他两次负伤，多次遇险，都是群众的舍命相助，才得以化险为夷。他的革命斗争经历，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尚奎曾对我说，在与陈毅朝夕相处的三年里，经常处在危险之中。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进剿」，叛徒的出卖，都可能使他们的头颅悬于城门之上。
原核南军区参谋长龚楚，一九三五年底奉命率部前往湖南坚持斗争，很快叛变革命，并于翌年一月领白军来到赣粤边，伪装「红军游击队」破坏了我们游击队北山帽子峰后防设施。后防主任何长林也随之叛变。这两个叛徒一道，带着一伙白军，摸到了特委机关驻地。
当时，特委机关就只项英、陈毅、李乐天、尚奎和陈丕显五个人，加上几个勤杂人员，没有什么战斗力，情况十分危急。幸而哨兵发现，鸣枪报警，陈毅和尚奎等负责人立即分散钻山，才使敌人扑了一个空。紧接着大批敌人包围了北山，密密层层，「连苍蝇都飞不出来」。陈毅他们在深山里隐藏了两天三夜，才钻出包围圈。
还有一回，陈毅腿上枪伤复发，到大余彭坑周篮嫂家养伤。这天，他在屋后桐子树下看书，警卫员则在一旁擦枪。
大山深坳，十分安谧。因此，当一阵犬吠传来时，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是，正在屋前劳动的周篮嫂却警觉起来。她伸头一望，大吃一惊，一群白军已偷偷地窜到家门口了。这时要跑到屋后去通知陈毅，会误时间，大声叫喊吧，要是被白狗子听到了岂不误事了她眼睛一转，计上心来，立即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头，朝狗身上一扔，一边骂道:「死狗子叫死呀!这些老总前几天还来过，就不认识了1」陈毅一听，知道是敌人来了，立即闪入屋后的密林。而此时，一队白军已经进了堂屋。
给尚奎印象最深、也是最危险的，是一九三六年春陈毅冒险闯大余县城那一回。当时，游击队扎营梅山，与中央失去联系已经一年多了，不知道中央的意图，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大象都非常焦急。陈毅只能从敌人的零零星星的报纸上，了解情况，分析形势，这对于一支陷入困境的孤军来说，显然是很不够的。
有一天，县城交通站送来了一封信，说是党中央派了人来，已到大余县城，要山上的负责人下山接头。陈毅对这封信表示怀疑:为什么不领来人上山？尚奎等也觉得很有问题，不宜轻信。因为写这封信的人叫做陈海，是不久前才和游击队联系上的。他自称是六军团长征时的掉队人员，混在修马路的工人里面才隐蔽下来。他说他和国民党一个连的班、排长混得很熟，可以伺机组织兵暴。经过研究，觉得他谈的情况基本属实，虽不可信任，但尚可利用。于是，给了他一些活动经费，让他继续去修马路。后来还上山汇报过两次工作，带来了一些上海和香港的报纸，并且留下了他在县城的住址。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受过严格的考察，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他是值得信核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中央派了人来呢?失去了这个联系机会，岂不大错特错?
经过反复商量，还是决定派人下去先查明陈海的真伪再说。谁去呢?本来，尚奎去是最合适的了，他一口客家话，和当地语言没有差别，不易露出破绽。可是，尚奎正在害病，不能远行。其他负责人都是外地人，一开口就会被识破‘而大余县城是敌人盘踞之地，有重兵把守，稍出差池，后果不堪设想。最后，陈毅决定亲自去一趟，并且说服了大家。他认为，在虎口里闯来闯去，当然危险，但是，有地下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我们就会遇难呈祥。于是，尚奎找了几个优秀的地方党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干部，作了一番周密的布置，并且派了熟悉山路和县城情祝的区委书记黄占龙陪同陈毅一道下山，既当向导，又担负保卫工作。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比陈海约定的时间晚了几天才出发。
陈毅化装为教书先生，黄占龙扮成农民，下了梅山，直插大余县城。到了县里，又抄近路山道，突然出现在陈海家里。
见门口有个女人在洗衣服，黄占龙估计是陈海的老婆，便上前问道:「陈先生在家吗?，
那女人极为傲慢，头也不抬地回答了一句话，只顾洗自己的衣服。
黄占龙听说是「到糖铺去了」。
当时，特委在大余西水门外开了一家糖铺，字号「广启安」以此作为秘密交通站。陈海是秘密交通员，到交通站去，是很自然的，加之黄占龙又是个性格内向、沉歇寡言的人，所以二话不说，便领陈毅到糖铺—交通站去。
他们俩一点也不知道，一个严重的危险在前面等着他们。
因为陈海在上次下山时，被敌人抓住，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之下叛变了革命，当了为虎作怅的可耻叛徒。于是敌人设下圈套，想利用我们急切盼望与中央取得联系的心情，抓获陈毅等人。陈毅和陈海谈话时，自称是「老刘」，陈海并不认识他，但从他的谈吐、气度中，肯定这个「老刘」一定是个「大干部」。当时，敌人早已悬重赏，买按粤边领导人的头颅，陈毅的头曾出到三万大洋的「高价」这使白军一些军官和革命的叛徒也垂涎三尺。现在，眼看着这几万白花花的银子就要到手了.
原来，当黄占龙向陈海老婆询问时，那女人回答是陈海「到团部去了」，指的是陈海已到白军团部上班，而黄占龙却听成「到糖铺去了」。本地说的「团部」「糖铺」谐音，说快了几乎是一个音，又有那么巧，我们的交通站就设在糖铺里。
现在，一队白军正向糖铺走去，目的是搜查、抓人。
陈毅和黄占龙也在向糖铺进发，为的是找陈海。
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奔向同一目标。
如果陈毅先敌人而到糖铺，或同时抵近糖铺，那么赣粤边三年的游击战争史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幸而「吉人自有天相」。陈毅见城里白军不多，行动顺利，反倒警惕起来。他和老黄取道一条小巷，慢慢接近糖铺，一出巷口，便见敌人朝糖铺扑去。他情知不妙，立即拐向一个人多声杂的茶馆，想看一个究竟。不一会，便见敌人从搪铺抓走一人，接着又封了店门。这时，一个搪铺的老工人走到陈毅身后，在他身边低声而清晰地说道:.快走，陈海叛变了！
陈毅向黄占龙使了一个眼色，两人立即起身，折进小巷。
此时，城里敌人突然戒严，口哨声、吃喝声乱成一片。
陈毅和黄占龙已安然出城，快步奔向梅山驻地。当他们翻过一座大山，将要到家时，突然发现对面山上全是白军。陈毅说:「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往后撤，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吧」。黄占龙是土生土长的梅山人，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立即把陈毅带进一个茅草遮掩的山洞。
敌人正在搜山，可以看到白军士兵打着绑腿的脚跑来跑去，看到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自光。而且相隔咫尺，甚至连枪上的号码都能看见。
一会儿，只听到敌人喊道:「捉到一个土匪婆，捉到一个土匪婆!’接着一阵拳打脚踢的声音。
「这山上有多少人？」
「两个！」听声音是陈茶妹，游击队的炊事员。
「你们头子在哪里?」
「不知道I」
又是残酷拷打……
一个小小的山头，几百个敌人搜来搜去，闹了大半天，也没有抓到一个「头子」。于是敌人放火烧山了。
初春时候，枯黄的茅草才萌新叶，松衫等针叶树又有丰富的油质，一能就着。火乘风势，凶猛异常，只要火舌一溉，树木顿成灰烬。一条狰狞可怕的火龙，狂吼乱啸着朝陈毅和黄占龙所藏的洞口扑来，他们已经感到呼吸灼热了。
正在这个危急时刻，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雷鸣电闪，顷刻之间，一场翻泼大雨从天而降，火浇熄了，敌人也给淋跑了。陈毅出洞大笑道:「哈哈，这是托马克思在天之灵呀!」
在和项英、尚奎等领导人会合之后，陈毅建议立即转移，因为敌人已经知道我们的领导机关在这里。
陈毅腿伤又发了，而白军又为我们设下了重重包围圈。
在与敌人周旋二十多天之后，一行人终于安全到达南雄的北山，
这时才弄清楚，敌人在大余县城设下陷阱，等了几天，不见领导人下山，便以为阴谋暴露了。于是，这夭兵分两路，一路到精铺破坏游击队交通站，逮捕地下交通员，另一路由陈海带路，突然「进剿」梅山，妄图消灭我游击队领导机关，抓获领导人。结果，天谋地算，敌我之间出现了一个几分钟的时间差，陈毅两头碰见，惊而无险，敌人两头失塌，除了抓住了陈茶妹之外，一无所获。
在总结这次斗争时，黄占龙为自己听错了那女人的话，给陈毅带来危险深深自责。
「还靠你这一错哟I’陈毅笑道，「这一错，两头都错过了、要不然，避开了糖铺那一头，赶上了山上这一头。要是与大队敌人正面遭遇，那才真危险哩I你这叫歪打正着。」
把大家都说笑了。
「躲在那洞里的时候，我心想，这回是必死无疑了。」陈毅又说。‘可是我还没有立遗嘱，总得留儿句话呀。于是我就想了这么几句。你们看看怎么样?」说着便将一纸诗稿交给尚奎，这就是现在广为传颂的【梅岭三章】。
大家传看之后，深为陈毅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所感奋。尚奎并不是诗歌爱好者，但这诗写得太好了，说出了自己想说但说不出的思想情感，觉得十分亲切，很快就背下来了，直到解放之后还能倒背如流。至于陈毅，自己写的诗有好多都忘掉了，而对周篮嫂、陈茶妹和糖铺老工人等群众的形象，却记得十分清晰，念念不忘。每次和尚奎谈起，那怀念之情，总是不能自已。
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直到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敌人不断地悬赏捉拿陈毅，最高时曾「出价」五万大洋。因为有广大群众作后盾，他总是有惊无险，「死」而复生。尚奎说，他每次脱险，总要和大家开玩笑:「我这颗脑壳早就打算扔掉的，可是敌人只出个三万、五万，他们太小气了，我要用它换回一个新中国。」
诗情滚放，字亦洒脱，他亲笔为我书写了一首【.南游击祠】
对于三年游击战争，尚奎断断续续跟我说了不少，当我认真读过他新出版的回忆录之后，更有了一个深刻、系统的了解。大量的、具体的、令人信服的史实，使陈毅的诗人气质、大将胸襟明晰如画。诗如其人，我特别喜欢他的诗，豪放、洒脱，气势雄浑，读起来朗朗上口，放下去铿锵有声。我常想，除了道德的素养之外，当一个政绩卓著的政治家，需要有能力，当一个诗人，少不得才华，而当一个元帅，必须具备睿智的大脑、坚强的性格和准确果敢的判断力。一个人，能成为三者之一就很了不起了，而陈毅却兼而有之，我真不知道，蜀中山水、神州天地是如何造就这位英才的。
当我看过陈毅的几首新作之后，我又不禁对尚奎发出诸如此类的感慨了，且特别羡慕他的天赋。
尚奎认为，人的大脑组织各不相同，智力差距很大，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不论一个人的天赋强弱多寡，都离不开社会生活。
「比如，你喜欢他的好诗佳句，我钦佩他的大将气概，恐怕不能说是先天赋予的，尽管有某些天赋的素质。」尚奎说，「你是爱好文学的，你看过没有参加过游击战争的诗人，哪怕是很有才华的诗人，能写出像【赣南游击词】、【梅岭三章】那样的好诗吗?」
我赞同尚奎的看法。陈毅的那些诗，是用赣粤边鲜血、刀枪组成的三年峥嵘岁月浓缩而成的。一九四二年，他在应国际反法西斯盟友罗生特的要求而写的一份小传中，用了较长的篇幅和饱满的激情提到这段经历:「....…整年整月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伴都没有房子住，在野外露营。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我们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是我们生活的常规。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锁、包围、兜剿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我们对付的办法是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术达到最精彩的阶段。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革命力量..…。」
陈毅在赣粤边山洞、草枷里写的诗，可说是这个阶段的史诗，它不仅能引起有战争经历的人们的广泛的、强烈的共鸣，而且超越时空限制，激发了并将继续激发着一切向往自由解放的人们的灵魂的震撼。
在所有写战争的新诗中，很少有像他的诗这样，给我如此之多的艺术享受和精神的滋益。而且.它们像串串珍珠嵌在我的大脑里，不停地闪着彩色的光.
一九六一年夏，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期间，我和尚奎与陈毅、张茜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刻。有一回我们一道进餐，谈得热闹时，我小声对和我坐在一起的张茜提及陈毅请贺子珍吃早点一事，说他食欲强，吃饭有如风卷残云。张茜望着他抿着嘴笑了。
「你们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讲我能吃能喝对不对?」陈毅转向我们说，.是的，我的饭量不错，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身体好叹!」我说。
「不对不对。」他笑道，「是以前打游击的时候饿坏了。」
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便说:「肠胃又没有记忆力，它们还能记起几十年前的饥饿呀?」
「这你就不懂了!」他放下筷子，做着手势，「那时敌人封锁得很严，我们经常没有饭吃，一连几天吃不上粮食是常事，几个月得不到群众的支援也是有的。我们白天满山找杨梅、找野果子吃，晚上打上电筒到水沟里去捉石拐。冬天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挖冬笋、吃野菜。那东西不但不含脂肪，而且连肠胃里的一点油星星也给刮掉了。天天这么撑呀、撑呀，肚子就撑大了嘛，所以现在就能吃了。」
大家都被这种解释逗笑了。
「那时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哪像陈老总现在说的那么轻松。」尚奎说，「我们不但没有米没有油，连盐都没有，没有放盐的石拐，不像今天桌上的炒石鸡这么鲜嫩可口，难吃得很呀，至于清水煮的野菜，更是无法下咽。可是陈老总说:「吃，为了革命，要当任务来完成！」他带头吃，还装成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哈哈……」陈毅大笑道，「尚奎同志，你这个老实人，揭起我的老底来了。」
「‘……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陈老总，我很喜欢你这首诗。你能亲笔书写了送给我们吗?」我说，「我将把它裱好挂起来，尚奎会觉得领导、战友如在身边!我能从中得到鼓舞和激励，还可以用来教育孩子们。」
践尚奎同志呀，你看你这个水静，为了要我的‘墨宝’，就把事情说得这么重要，我要是不给，岂不太吝尚了?」陈毅笑着对尚奎说，然后又转向我道，「我的字可是写得不好。"
「我是求你的诗，不是求你的墨宝。」我说，「何况你的字也是写得很好的嘛。」
‘好吧，就写给你们作个纪念吧。」他慨然允诺。
过了两天，尚奎便带回了陈毅亲笔所写的那首诗，我打开一看，诗既豪放，字亦洒脱，实为难得。我高兴极了，很快装裱妥当，珍藏起来。遗憾的是，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至今没有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