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解放全中国，进行了一场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战争，虽然战争持续到1950年6月，但在前一年的10月1日宣告新中国成立，意味着我党我军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
我们完成了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华丽转变，这其中既有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人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百万大军英勇拼杀疆场的成分，也有我方无数地下情报组织成员提供源源不断的有利情报，这才促使我军专打「神仙仗」，进攻之处令敌人都闻风丧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里，我党安插在蒋介石身边的一名红色特工，他是如何执行日常任务的，为何一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都没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他是何方神圣呢？
1904年，段伯宇出生于河北省蠡县孟尝村的一个军人世家，他的乡邻几乎都是抗清人士，辛亥革命爆发后，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在「整军经武、救亡图存」的号召下报考陆军大学第四期，与蒋介石在保定速成武备学堂是同学，又始终追随在孙中山身后，所以段伯宇很小的时候就受到爱国主义思潮熏陶，思想激进。
长大后的段伯宇参加「五四运动」，加入了革命的浪潮。1923年，他考上保定的河北大学就读医科，但他从没放弃自己的从军梦，在得知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后，段伯宇告诉父亲，自己想要报考黄埔一期生的想法，可他父亲却坚决反对，告诉后者如今这个动荡年代不缺军人，参军必定是条绝路，还不如学医更加实际。
在万般无奈之下，段伯宇只好放弃这个念头，一心一意钻研医学，在校期间，他接触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多次组织学生在街头开展爱国游行活动，这个举动遭到学校领导反感，没过多久，校长就因「不学无术，公然违反学校纪律」等莫须有的条令将他开除。
「七七事变」后，段伯宇在保定开办进步书报社，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当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地带，占领保定后，段伯宇想要遵从内心想法，带着数十名报社成员赶往太行山，想要加入八路军队伍。
但是一路寻找未果，只能加入国军第32军成为一名随行军医，期间，他看到国民党内部自上到下尽数腐败，作风奢靡，打仗消极，深感不安，不希望将来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
1938年6月，段伯宇以探亲假为由辗转西安来到延安，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希望能在这里获得自己期望已久的真理，并向我党中央领导人提出进入军政大学旁听和加入我党的请求。
党中央领导人这样回复：「你可以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不过只能旁听，我党与国民党早前就有约定，抗大不能吸收国民党现役军人，你既然是32军军医，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学习完后能尽快回到原单位，以免引起你部人员的抗议，至于你入党的问题可以到原部队的地下党组织协商解决！」
8月初，段伯宇赶回长沙找到32军总部，32军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王兴纲主动约他谈话：「你在延安的情况我已经大致了解了，你想要早点入党，这个想法是好的，我们研究好会尽快通知你！」
段伯宇连声向其道谢，表示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给自己的内心一个交代了。
没过两个月，王兴纲就悄悄告诉段伯宇前往岳麓山半山腰一处地点，有要事告知，段伯宇怀着忐忑的心情前去，到了指定地点后，中共湖南省委聂洪钧走到段伯宇面前，说道：「党中央批准你入党了，王兴纲同志是你的入党介绍人，我是中共湖南省委聂洪钧，负责领你宣誓！」
段伯宇听完这话热泪盈眶，自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历经磨难，如今终于修成正果，他在宣誓完后激动地抱头痛哭。
聂洪钧感到很不解，问道：「寻常人入党都是高兴的，你为何如此特殊？」
段伯宇向他讲述了自己这些年来自己的种种经历，在反复比对多种救国之路后，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如今终于可以为此梦想奋斗终生了。他总结道：「路漫漫求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苦尽甘来，我这是喜极而泣！」
聂洪钧随即说道：「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不过在白区开展工作，不比前线战场轻松，在敌人的团团包围中，你要时刻打起十二分精神，要记住三点原则，第一是要严格遵守党章党纪，加强请示汇报，不得自行处事；第二是要有组织观念，你现在已经入党，必须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第三是要守秘密，你只能向你单线领导汇报工作，不可向任何其他人泄露一丝一毫你的信息！」
说完这话，一旁的王兴纲对段伯宇说道：「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你今后就与我单线联系，不能与其他人发生横向的组织关系，你到军部干训团工作时，仍以军医身份示众，以后干训团的党员筹备工作就交由你负责，现在已经有几名党员了，你首要任务是将他们团结好，以便于独立开展工作！」
就当段伯宇准备大干一场时，蒋介石拆分了32军，解散了干训团，段伯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辗转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表面上是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视察员（通过父亲与蒋介石这层关系），实则调处两党纠纷，做出有利于抗战的事情，并且为我党提供了不少有益情报。
不久，周总理秘密接见段伯宇，语重心长地对后者说道：「你要充分利用自身在国民党内部任职的有利条件，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反对反动派，争取中间势力，在最不利的环境下，争取到最有利的可能，尽量将不可能转变为现实，以后，我让我的秘书周怡直接与你单线联系！」
段伯宇自知责任深重，必定做好统战工作。战地党政委员会视察员只是个有名无权的岗位，很多工作人员只是上班时签个到，聊家常，甚是轻松，但世上「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段伯宇硬是凭借这个岗位搜集到国民党诬陷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不服从政令，军令」的情报，周怡对此十分欣慰。
为了更好地在国民党军队内开展渗透破坏工作，1943年10月，段伯宇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在校期间，他通过老乡会，同学会等各种活动结识了一大批对国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现象非常不耻的人，为以后的策反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抗战结束后，段伯宇即将从军校毕业，正当他为在何处开展工作而一筹莫展之时，他的二弟段仲宇提议让自己的大哥到「总统府侍从室」开展工作，毕竟那里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地方开展军事工作无法与之比拟。
段伯宇深表赞同，但是该如何闯过一道道难关呢？段仲宇笑着对大哥说：「我现在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上校参谋，马上就要调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我会向我的侍卫长俞济时推荐你来顶替我的职位！」
段伯宇高兴地回复：「如此甚好！」
1946年初，段仲宇找到俞济时，诚恳地说道：「长官，我大哥段伯宇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员，成绩名列前茅，不仅是个大学生，还精通外语，在演讲，组织能力方面都要强过我，非常适合这个工作！」
俞济时在该校将官班学习过，对段伯宇的事情有所耳闻，现在有他亲弟弟这么推荐，自然就对他比较满意，将名单报送给蒋介石。
1946年3月，陆军大学举办毕业典礼，蒋介石亲自来到该校主持典礼，他在发表完一系列讲话后，依次经过每一名学员身边，当他来到段伯宇身边时，打量的时间最长，频频点头，虽然没有讲一句话，但是段伯宇心中已经有了底。
果不其然，等毕业典礼一结束，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就让人带话给段伯宇：「蒋校长想见你，速速来他办公室！」
段伯宇知道机会难得，一路小跑来到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有个特点，那就是自黄埔军校时期，就喜欢从一批优秀的学员中挑选自己的心腹，所以在学员们面前表现得非常大度儒雅，一副长者风范，待人比较亲切。
蒋介石问到段伯宇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这些年的经历，段伯宇就基本如实回答（当然未提及与中共关系），当蒋介石听到他说自己父亲曾在保定姚村速成武备学堂时，蒋介石大喜，说道：「好啊，好啊，我和你父亲这么多年同学了，想不到你们父子三人都是陆军大学出身，非常难得！」
随后，蒋介石不断向段伯宇输送「效忠党国，尊重校长」等思想，劝他一心一意为自己服务，绝不会亏待他，段伯宇为了潜伏任务，自然连连点头答「是」。
得益于父亲与蒋介石这层关系，段伯宇直接担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掌握了国民党军事最高机密。
要说起侍从室，这个单位可不容小觑，蒋介石每天都是从这里获取国民党各个军政部门的情报，并下达各道指令，所以段伯宇将获得的绝密情报全部传回我党。
当年6月，侍从室的军事部分划归为军务局，这是一个凌驾于国民党各部门之上的重要军事机要部门，段伯宇也随该部门来到南京。
做了这么多铺垫，接下来就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之前已经说到段伯宇在陆军大学通过各种场合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两人与他思想最接近，都对内战抱有忧愤失望的态度，他们分别是贾亦斌和刘农畯（jùn），有一天三人聚在一起探讨时局时，贾亦斌说道：「如今的国民党政府根本就不是中山先生所期待的那般，全然被蒋校长给变成独裁统治，党内自上到下腐败不堪，与之同流难于不合污，既然我们不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多大贡献，还不如脱离该党，当一个普通老百姓，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隐居生活，以躲避这种令人作呕，虚假作态的生活！」
段伯宇看到他的思想与以前相比有很大转变，有点欣慰，但还需加上「薪火」，说道：「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如果是为了个人打算，当然可以退党辞职，从此远离政治舞台，当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但是这样做并没有改变现状，对国家和民族并无益处，不是一个中国军人该走的路，我们要忍耐克制，要濯清涟而不妖，要掌握独立的武装，我们必须拟定一个初步计划！」
这个说法得到贾亦斌和刘农畯认可，很快，刘农畯根据计划主动调到伞兵三团任团长，该支队伍有「国军之花」的美誉，是远征军时期美军顾问团训练的一支先进的现代化部队。
而贾亦斌得知蒋介石有意在长江南岸组建30个新军的计划，遂主动拟写训练计划，表示自己愿意负责训练这批新军，组织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当这份计划呈送到军务局时，就由段伯宇在文件上加注意见，再发给俞济时审阅转报蒋介石，就这样，贾亦斌顺利当上了干部训练总队长。
1948年12月初，三大战役进行到尾声，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段伯宇等人得知蒋介石准备将国民政府迁往南京的消息后，立刻聚集商议后路。
贾亦斌认为当前形势危急，应该趁机举事起义，段伯宇听完后自然很开心，但面不露色地表示：「我有三点要说的，首先，我们既然是反蒋，作为一项伟大的革命运动，就决不能意气用事，不能盲目行事，在时机尚且不成熟的情况下决不可贸然行动，要知己知彼，做好充足准备；其次，我很支持各位的义举，但是目前我们能够调动的兵力非常有限，南京城内有蒋介石的禁卫军，防备异常森严，凭我们现在的人员和武器装备，简直是以卵击石；最后，我们必须根据现有情况，分头策反军队的一些将领，多拉拢一些武装力量，待时而动！今后我们的行动要严格保密，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搞碰头会。」
几人都对此表示赞同。他们分工行动一段时间后，段伯宇加强了对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阵营的分化工作，到12月末的时候，段伯宇通过发展出来的势力掌握了国军不少核心部队，例如刘农畯掌控着伞兵三团，贾亦斌领导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齐国楮（chǔ）掌控江苏保安第九旅，段仲宇掌控上海港口司令部及其两个汽车团兵力，总人数近7万人，这批人马，东起浙江嘉兴，西至安徽芜湖，沿江几千里，形成了一条秘密战线网。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几乎被我军消灭殆尽，幻想着凭借长江天堑同我党划江而治，于是将原本位于南京的伞兵三团调往上海，将干部训练第一总队调往嘉兴，眼看时局越来越不利于我方，段伯宇索性称病离开军务局，来到上海抓紧策反行动，全力搞好我军渡江前的运输工作。
4月7日凌晨，贾亦斌率领预备干部训练团4000余人在嘉兴发起起义，但敌军人数几倍于己方，在战斗中，贾亦斌部陷入包围而失散，贾亦斌独自一人到达解放区。
蒋介石在撤往台湾前，特意单独接见刘农畯，希望将其安稳住，直言只要他英勇作战，来到台湾后就能尽享荣华富贵，但是刘农畯已经看透国民党黑暗腐败的本质，早已弃暗投明，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已经安插不少我党成员在伞兵三团，甚至在每个连队建立党支部，从内部「感召」敌军。
4月15日，刘农畯率领伞兵三团在海上起义后奔赴解放区连云港，起义人员受到高规格欢迎，众人受宠若惊，没想到自己还能受到这种待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特意发来电报：「庆祝同志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派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为建设新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这两支队伍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个被称作「太子军」，另一个被称作「御林军」，可都在短期内起义反蒋，给国民党高层带来极大震撼，对于瓦解长江南岸的国军抵抗意志起到重要作用，国民党报社专门发文评论该起义行动在军事上远不及江宁事件之严重，但是在政治上给国军和人民带来极大的刺激，损失了大量被称作「国之瑰宝」的知识青年。
看到这两支队伍的成功起义，王海峤也开始行动，他根据党中央指示，以空间换时间，故意把大批国军装甲车弄坏，堵住浙赣铁路，使国民党南调军队无法迅速向台湾地区撤退，蒋介石一再催促，但毫无回应，蒋介石闻讯后拍桌，气得大骂「直娘贼」，以「贻误军机，定于严办」为理治王海峤的罪，命部下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抓住王海峤。
可王海峤早已被我党地下情报工作者安全转移至解放区。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正式打响，齐国楮率领江苏省保安第九旅一万余人在金坛、溧（lì）阳一带倒戈我军，站在人民这边。
最后就轮到段伯宇自己了，上海战役打响后，他率领两个辎重汽车团部队给我军源源不断送来补给，迎接我大军顺利渡过苏州河，追歼汤恩伯部。
在渡江战役前的不到半年时间里，段氏兄弟在全国各地共秘密联络了约十万人的国军，大部分都积极回应，愿意起义，少部分没有回应的在我军渡过长江后，没有进行什么有效抵抗就覆灭了。
可以说，段伯宇是「攻心」好手，直接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他深知国军中有不少渴望和平，希望国家稳定发展的将领，只要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能瓦解他们的军心，将他们「带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有意思的是，这些起义受降的将领中有不少人认为这些劝降信是以蒋介石的名义发出的，段氏兄弟作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他们的身份自然没有受到怀疑。
等蒋介石败退台湾，清查人数时，都不敢相信段氏兄弟是「内鬼」，经过特务反复确认，才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怒骂道：「都怪我用人不慎，半壁江山就这样葬送在段氏兄弟手中，真是无耻至极！」
只是蒋介石到死都想不明白，「背叛」他的又岂是两人，而是亿万同胞，是他自己失去民心，倒行逆施，又怎能怪别人呢？
1949年10月1日，段氏兄弟和他们的战友们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开国大典。
鉴于段伯宇在革命年代立下汗马功劳，中央对他委以重任，他先后担任外交部行政处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务。
1998年，他在北京走完传奇而光荣的一生，享年94岁。
纵观段伯宇的一生， 为了自己的革命信仰，他的职业从医生转变为军人，不惜深入「龙潭虎穴」，也要为人民服务，将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还能在蒋介石身边安全撤离，沐浴在阳光下，不可谓不是个奇迹。
谨以此文向传奇英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