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己之力为我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带来巨大生机的周总理，在国民党眼中是怎样的一个人。
在我们眼中，周总理一直都是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伟人形象，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在扮演着时代浪潮的重要角色。
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也是我党地下情报战线的领军人物，还是新中国的外交之魂。
在我们看来，周总理犹如春风雨露，滋养着新中国的茁壮成长。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在国民党眼中，特别是国民党高层的视角里，周总理又有着什么样的形象？
1945年重庆谈判时，他与毛主席深入敌方大本营，国民党高官为何不敢动他？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当时局势危急，我党同志乃至革命前程都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境地。
彼时，我党存亡关键时刻，是周总理靠着他的出色的外交能力，在各方势力间痛陈利害，深剖革命真谛，将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分析得一清二楚。
在周总理的斡旋之下，他成功说服贺龙帮助我党，使得南昌起义中多了一股助力。
之后他又向宋庆龄陈述了我党的革命，才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一脉相承的，赢得了以宋庆龄为主的民主革命人士的支持，帮助我党走出了一条生路。
彼时的周总理，在共产党人眼中可以说是救星，然而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敌方阵营里，他却是其眼中钉、肉中刺。
不过，抛开革命立场不谈，周总理的个人能力，在国民党众多高官的眼中，仍然是他们黄埔军校史上最好的政治部主任。
1924年夏，新生的黄埔军校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那个时候的政治部主任，却不干正事。
要么如戴继陶因政治观念冲突、言语不和而分道扬镳，要么如邵元冲总带着封建气息，喜欢拿孔孟学说教育学生。
这就导致很多时候，黄埔军校的教官，实际上都不知道政治部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政治部的具体工作内容。
但在1924年底，周总理上任之后，这种情况很快就得到了改变。
这个黄埔军校史上最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可以说是，搞政治工作的一把好手。
他慧眼识人，上任不久就从国共两党处招来了会做政治工作的教官。
并且在政治部这个大部门下，再开设了秘书股、编撰股以及指导股这三个政治机关，将下达的任务统筹划分，让军队政治工作行之有效。
为了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周总理还组建了「血花剧社」，让学生们编排革命剧目。
而从「血花剧社」里走出来的学生，几乎个个都是后来耳熟能详的大佬，如陈赓旅长、蒋先云等人，都曾是「血花剧社」的骨干成员。
在上战场的时候，周总理的军事政治工作更是在实战中，经历了血和火的考验。
在东征时期，周总理设立了明确的奖罚制度，维护军纪，让士兵不得欺压百姓，不能强买强卖，保障行军途中平民的安全等。
这些指导思想，在后来成为了红军中最重要的政治教育内容，也是让队伍和旧军队区分开来的重要因素。
除了参加激烈的战斗，在空闲之余，周总理仍不忘对士兵们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知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要为中国的解放而战。
可以说，在黄埔军校学生眼中，周总理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天才，人人都为之叹服。
即使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党分道扬镳，站在了对立面，这样的评价仍然在某些国民党高官心中没有改变。
抓不到的特科统帅
除了武装对抗，周总理建立中特科，开启我党隐蔽战线，数次力挽狂澜。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除了明面上对我党的大肆捕杀，蒋介石还派出大量的特务人员对我党人员进行暗杀，并策反我党人员。
在此情况下，周总理也深知光是南昌起义那种明面上的武装反抗，对于我党的未来也是起片面作用的。
他思索良久发现，有光就有影，除了明面上的武装斗争，在暗面的情报工作也尤为重要，于是他创办了中特科，开启了我党的隐蔽战线。
在他的建设下，中特科司管多职，既要搜集情报，还要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周旋，解救出被捕的同志，同时还要注意内部的叛徒，时刻准备清理门户。
周总理自己在做情报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把好手，他化名「伍豪」，亲自编撰了一套无线电密码，取名「 豪密 」。
这个情报密码是由数字和文字组成，在周总理的巧思构建下，这套秘密内容从不重复。
而联络的双方只需要拿着密码本，发报的时候只用注明密码本里的页数、行数以及第几个字，就能轻松找到书内的内容，组成情报。
这种密码保密性极强，没有密码本，就无从破译。
光是从电报上看，也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数字而已，这就给对方极强的迷惑性。
这份密码的保密性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即使到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这些密电都没有被破译出来。
更重要的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不论是十年内战时期，被蒋介石封锁针对的中央苏区，还是解放战争时期被蒋介石针对的延安，都为当时被敌方封锁的我党打开了一道生命线。
这是因为周总理在1930年的时候就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建立起了一条连通瑞金、鄂豫皖等我党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交通线。
这条交通线既能用来传递重要文件和情报，周总理与共产国际，以及宋庆龄等民主人士联系得到的战略物资，就是从这条线到达各方根据地的。
在危急关头，这条红色交通线还能用来转移我党的重要干部。
1931年当上海党中央，因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毁于一旦的时候，当时滞留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和一些文件情报，乃至电台，就是通过这条隐蔽的交通线，安全抵达苏区革命根据地的。
不过周总理能力再强，他也是为了我党付出，因而当他的才能触碰到国民党利益时，即使他的才能再受国民党高官的敬仰，他们也会使用一些不正当手段来对付他。
无懈可击之人
周总理以一己之力，数救我党于危机，却遭遇国民党暗杀，但是他出色的能力，也一度赢得敌人称赞。
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危机，因为钱壮飞的情报及时，加上周总理的有力指挥，国民党在上海的「剿共」工作没有得到预料中的成绩。
于是他们不甘心，尤其是得知这一切都是周总理的破坏以后，他们大肆发布通缉令，预备以重赏诱惑社会各界帮助他们捉拿周总理。
可惜一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看到周总理。
于是1932年不甘心的国民政府，竟然又使出了恶毒的离间计，他们在各大报纸上大量刊发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示」。
要知道伍豪是周总理的笔名，他们企图制造周总理离党，叛党的不实信息。
但是，这离间计并没有什么作用，此时的周总理已经在中央苏区负责军事工作，这则假新闻随即遭到我党强烈驳斥。
真相被澄清后，国民党自知离间无望，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对周总理的迫害，随后的长征时期，他们再次悬赏5万元，捉拿周总理。
幸好，每一次周总理总能化险为安。
按理说国民政府对周总理如此痛恨，1945年重庆谈判时，他们为何不对周总理下手。
其实他们或许有过这个心思，但是彼时社会各界都在关注这场谈判，这场和谈也是蒋介石发动的，纵使有心，他们也不敢，怕引起民愤。
可是别管国民政府如何憎恨周总理，强烈的恨意下，依旧掩盖不了他们对周总理发自内心的赞赏。
就拿蒋介石来说，他这人唯权是图，在登上国民党权力顶峰更是目中无人，很少有人能入他的眼。
但蒋介石却一直很看重周总理，早在他动手叛变革命之前，就已经对周总理有拉拢之意，只是周总理革命立场坚定，蒋介石拉拢不得，只能作罢。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和陈布雷谈论，自己此前西安事变「落难」，与周总理进行谈判的场面时，再次发出感慨：
「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他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就连一向心高气傲，在权力面前连自己的婚姻都可以作赌注的宋美龄，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见识过周总理的谈判能力后，也曾同样感叹过，为什么国民党就没有像周恩来这样的人？
要知道，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第一权力之人，宋美龄是曾经在美国白宫演讲过的国民第一夫人。
他们两个都能以敌对政敌的身份，给周总理如此高的评价 可想而知周总理的能力有多高。
除了蒋宋夫妇，其他国民党的高官对周总理的评价也非常高。
一向连蒋介石都有些许瞧不起的阎锡山曾赞言：
「周恩来乃神才也！周恩来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党里没见过，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1938年冯玉祥在会见过周总理后，也如是说道：
「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
不过这些人如此评价周总理，不仅是因为周总理能力卓越，更是因为他待人真诚。
1949年结束的解放战争，众多国民党高官战败，留在了大陆，对于他们，我党从来没有抱有异样目光，而是一同对待。
尤其是1950年，周总理亲自接待来北京治病的前国民党将领郑洞国，向他表示，在新中国，不管曾经是什么身份，只要愿意为国家作出贡献，都是尊贵的。
凭一句话，周总理就卸下了郑洞国的心防，这也让郑洞国改变了观念，我党与国民党是全然不同的，之后的他为新中国的文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总理以诚待人，能服之人自然能改变观念，但也有一些冥顽不化， 执意追随蒋介石的人，也给周总理带来了危险。
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刺杀案，若不是周总理临时改变了航线，否则生命难保。
但即便如此，在革命的道路上，周总理始终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为了人民解放和中国的崛起，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参考资料：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关系：从共事黄埔到分道扬镳【3】，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第七讲 坚持团结——求同存异 团结战斗，湖北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