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指出建都北京的利弊，但经过毛主席的考量，最终还是决定建在这里。
一个国家的首都对于经济、民族融合、国家的紧密联系与对外链接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首都的选择是至关重要且需要深思熟虑的。
在华夏历史上，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城市先后成为过各个时期的都城，每个都城都承载着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为何单单选择北京作为首都呢？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与其他几个地方相比，又有哪些优势呢？
「古帝王控制六合，宰割河山，以为子孙久安长治之业者」。
在古代，每位开国皇帝都极为重视建都的选择。与现代相比，古时的建都决策除了考虑经济、政治和资源等固定条件外，还额外考虑了鬼神之说。
在他们的眼中，建都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的决策，更是与天地灵气相应的一种仪式行为。
因此，君王会寻找风水宝地，以确保都城的位置能够招财纳福、安定国家。这种思想背后蕴含着对神灵力量的信仰，认为地理环境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以明朝朱元璋的建都思想为例，能看出古代君王对建都选址的考量。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正式登基称帝后，都城的选址问题一直未能确定。
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才最终将南京确定为都城，这才解决了明初的建都问题。
实际上，朱元璋一直在南京、开封、安徽凤阳这三个地方进行取舍，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元朝建立时，忽必烈的谋士曾指出，北京（今开封）位于华北腹地，南北交通便利，有助于掌握全国形势。
其次，开封曾是北宋的都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能够激发北方汉族民众的民族归属感，并鼓舞他们起义抗击元朝的统治。
然而，朱元璋攻下开封时，这里已经被战火烧毁，无法支持重建都城。
此外，他还担心在开封建都可能会受到蒙元王朝残余王气的影响，为了国家的气运和长远考虑，最终决定放弃在开封建都的计划。
朱元璋从一介布衣成为开国皇帝，内心深处仍怀有「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的情怀。他倾向于将首都设在凤阳，尽管大臣们有不同意见，但出于对皇帝的敬畏，他们选择保持沉默。
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对凤阳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改造。同时，他与当地权贵保持联系，希望借助元朝老旧势力在凤阳建立忠于自己的政治团体，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
然而凤阳地势高峻，易受旱涝灾害影响，周围植被茂盛，容易藏匿军队，对首都安全构成隐患。其次，凤阳在改造之前经济水平落后，即使国库投入修建，也难以迅速形成经济中心。
最终，在几位大臣的劝说下，朱元璋决定将南京定为国都。
南京地势险要，依山傍水，长江天险可靠，山脉横亘，堪称龙盘虎踞之地。三国时期，诸葛亮曾称赞其地形：「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
元末明初，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南京已成为经济发达之地。此外，南京是朱元璋最早出兵的根据地之一，他在南京建立的政治根基相对稳定。
除了个人情感和偶然因素外，更多的是考虑到政治地位的稳固性、经济中心的位置，以及南北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以避免引发民怨和军事威胁。
古代对国都选址的考虑体现了智慧和长远思考，同时也受到了华夏文化千年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的建都过程。
那么，新中国的建都选址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2
根据古人的智慧，毛主席经过考虑后，最终选择建都北京。
在华夏历史上，北京曾是多个朝代的都城，承载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华夏文化传承的重要城市。古人也曾对在北京建都的利弊有着明确的指示。
然而，随着外部敌人的入侵和封建王朝的瓦解，以及工业革命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国家都城的选择也应该随之改变。
那么，是哪些因素需要考虑呢？
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辽代，随着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崛起，北京的政治地位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在北方少数民族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北京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
清朝时期，北京的地位达到了巅峰，经过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这里逐渐成为南北统一局面下，各民族融合交流的重要中心。
然而，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北京的政治地位再次发生了变化。
中华民国虽然只存在了短短30余年，但国民政府却在南京、北京和重庆三地先后建立过首都，建都选址的争论也进行了7次。
这一连串的选址变动，反映了中国政治地理的动荡和变迁，也展现了不同政权对国都地位的不同认知和选择。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历史地位和政治意义经历了多次变迁和较量，是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节点和象征 。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与在北京的清政府分庭抗礼，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中国第一个摆脱封建统治的民主共和国在南京诞生了。
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其地位至关重要，这也是后来新中国成立时，南京作为备选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
孙中山认为，北京北邻俄国、蒙古，与日本相邻，列强势力的侵略威胁实在是危险重重。
并且中国领土广阔，若在北京开战，日韩的军队可在十日内到达支援，而当时国家交通不发达，等不到支援就将沦陷。因此，将都城设在北京，意味着将受制于他人。
若要革命，就不能继续清王朝的历史耻辱，不能丧失独立自主的权力。同时孙中山也有与朱元璋不谋而合的想法，那就是旧的王朝遗留下来的制度与文化是难以改变的。
这里的民众并不能适应新的政权，为了彻底摆脱封建时代的落后思想，北京是万万不能选择的。
孙中山的监督理论在当时广泛传播，甚至有报纸称：「新都南京是千余年来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废都北平是千余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
这种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伐」的进程，因为北方存在许多军力强大的军阀，他们对南方统一的抵抗，使得北伐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尽管北京的政治地位在舆论的影响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但仍然有一批忠实的拥护者，他们以袁世凯为代表，与朝廷和皇室有着密切的联系，掌握着实权。
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后，袁世凯受命前往南京担任大总统一职。他立即向孙中山发文表示：北方内外危机四伏，不宜在此时离开南京，希望政治中心迁移到北京。
北方的势力纷纷响应，使得孙中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北京的中心地位逐渐回归，即便后来国民政府将临时首都设在重庆，也没有改变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和历史中心的地位。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北京的地位和作用也进行了深入思考。
3
研究建都北京的利弊后，在毛主席的慎重考虑下，最终建在这里。
新中国成立后，建都的选址成为首要任务。在国家统一和平的背景下，各方代表纷纷发力，提出了多个备选地点，如哈尔滨、西安、重庆、广州、洛阳等地。
然而，当毛主席犹豫不决之时，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局面。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又跟毛主席说了什么？
抗战结束后，【大公报】公开建议将首都建在北平。然而，这一建议却遭到了各大报纸的批评，认为其背后谋求的是武力统一的政治目的。
1946年，【学生杂志】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认为选址首都时应该考虑具有革命性、民族和民权意识、有利于民族复兴和民主政治实现的地点，暗示南京可能更为合适。
从当时的杂志报纸可以看出，各方势力都在利用舆论引导建都的方向，试图影响决策者的选择。
这些争论和讨论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和思想上的分歧和竞争，也揭示了建都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当时，毛主席考虑将首都定为哈尔滨，其原因有多个方面。
首先，哈尔滨作为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之一，具有较为开放的民众思想，更能迅速适应新政权的建立，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其次，中苏关系良好，哈尔滨地处东北，靠近苏联，选址哈尔滨也能够加强中苏合作，促进双方的经济和政治交流。
此外，哈尔滨拥有发达的轻重工业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这些优势可以快速促进新中国的发展与建设。
毛主席将中国地图比作一个斗志昂扬、永不服输的斗鸡，而哈尔滨则被视为那坚毅的眼睛，象征着国家的意志和决心。
然而，正当毛主席将哈尔滨设立为「特别市」后，东北地区却发生了改变，情势出现了转折。
国民党军队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共产党军队，在整个中国大陆范围内，只有在东北地区，共产党才占据了上风。
然而，正当共产党计划将大规模迁移到哈尔滨时，国民政府出于政治安全考虑，并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在这片优越的地理位置上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迅速向东北地区增派兵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增兵和军事压力，毛主席不得不暂停了定都的脚步，而东北地区的战事也一触即发。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城市被列入了建都的备选范围。毛主席考虑到哈尔滨相对偏远，不再具备迁都的必要性，因此将其取消了。
在前期的讨论中，备选方案主要集中在南京、北平、武汉、西安等地。
有人主张武汉和西安，认为这些城市有着良好的国防安全优势，但它们的地理位置相对隐蔽。西安虽然历史悠久，经济建设相对发达，但居住人口相对较少，难以发展成为政治中心。
洛阳和开封临近黄河，水患频发，不利于建都。可见，每个城市都有其利与弊。最终，建都的热议集中在南京和北平之间展开，成为当时的焦点和争论之地。
就在毛主席犹豫不决的时候，王稼祥赶来了。他与毛主席进行了一场彻夜长谈，为其分析了各地情况。
王稼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南京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南京虽然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有那么多的好处，但仔细想来，南京的政府都是稍瞬即逝的，不宜立都。」
这句话让本就倾向北平的毛主席瞬间有了定论。王稼祥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深刻揭示了南京作为首都的不稳定性和风险，进一步巩固了毛主席对北平建都的决心。
这次长谈对新中国的首都选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展现了王稼祥在政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最终，北京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的选择是明智而正确的。自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北京不仅成为了多民族共融、相互交流的重要城市，也成为了文化繁荣、精英云集的中心。
各民族在北京生活、学习、工作，彼此融合，逐渐加深了对新中国的认同感。在这里，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吸取精华，去除糟粕，形成了丰富多彩、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
在这个过程中，北京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城市之一，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