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共最杰出的秘密情报员之一沈安娜受邀到某单位做演讲，沈安娜曾受党组织的委派，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速记员，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她的演讲主题是隐蔽战线的故事，尽管已经86岁，沈安娜还是精神抖擞地说道：「我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不可能举行入党仪式，但是党旗在我心中，我默默地向党宣誓：为了党的事业，我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在沈安娜演讲过程中，现场响起雷鸣般地掌声，随后，她又讲了自己姐姐沈伊娜和姐夫舒曰信的潜伏故事。
正在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时，有一名叫姚一群的听众越听越觉得熟悉，仿佛这个故事好像有人给他讲过，包括沈伊娜和舒曰信的名字，他也感觉到很熟悉，不一会儿他才想到，给他讲这些故事的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姚子健，也是一名老革命，在1938年，他父亲就来到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奉组织之名调到新四军苏豫皖抗日根据地工作，可是他怎么会跟沈伊娜等地下工作者有交集呢？
姚一群尽管十分想向沈安娜请教一下，但是又不敢贸然直接询问，于是在演讲会结束后，才回到家里，询问父亲说：「您以前跟我讲过与沈伊娜一块工作的事情，是真的吗？」
姚子健与沈安娜同龄，当时也已经86岁了，见到儿子这样问，感觉到奇怪，还是回答说：「那当然是真的，我至今还记得我们一块做工作的经历。」
姚一群立刻说道：「今天沈伊娜的妹妹沈安娜带我们单位做演讲，讲述了很多沈伊娜的故事，您跟她一块工作过，为什么没有提到您呢？」
姚子健说：「那是我在去延安之前的事情，当时我在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工作，将军事地图通过通过沈伊娜等人传递给党组织，因为保密工作，我甚至不清楚我当时属于哪个系统。」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如果能跟沈安娜见一面就好了，也许她知道我工作的系统。」
姚一群当即说道：「我明天就去单位跟领导说一下，看看她愿不愿意和您见一面。」
当沈安娜得知有这样一位老同志要见她，她十分激动，当即表示愿意见面。
虽然沈安娜与姚子健并不相识，也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是两个人见面后却显得格外亲切，姚子健将自己从1934年到1938年那四年的工作情况全部说了出来。
沈安娜听完后，激动地对姚子健说：「老哥哥，你的情报工作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沈伊娜’这条线，你当时应该是为中央特科工作！」
姚子健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过，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地下党，所传递的情报也只是一般的情报。
熟悉隐蔽战线的同学应该都知道中央特科这几个字所代表的含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意识到没有自身的情报组织和政治保卫机构，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压时，显得很被动。
在严峻的形势下，为有效打击敌人、严惩叛徒、开展有力对敌斗争，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一手创建和领导了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先河，意义相当重大，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31年3月，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执行任务时，于武汉被捕后叛变，中央特科因此遭受重创，周恩来不得不改组特科，将顾顺章熟悉的中央特科成员撤回和转移，到5月，在周恩来的周密策划和安排下，中央特科改组重建，形成新的领导集体，由原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等人担任特科的负责人。
重新改组的中央特科中，就有中央军委情报系统的影子，在沈安娜所说的「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沈伊娜—姚子健」这条线中，王世英就是早先工作在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后在中央特科改组后加入中央特科，并成为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负责人，主持中共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
因为重组后的中央特科更注重保密，成员之间也是单线联系，有些同志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为特科工作，这就是姚子健为何给党组织传递情报四年，却从来不知道自己工作的系统是哪一部分，也不知道自己传递出的军事地图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
然而姚子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党组织要求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完成党组织交代的任务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姚子健究竟有着怎样的潜伏生涯？他为隐蔽战线的工作做过哪些贡献呢？
1915年，姚子健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一个开小茶馆的家庭，说是茶馆，还不如现在的大排档，根本赚不了几个钱。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父亲的想法是早点让姚子健下学，然后在茶馆当一个店小二，这样就能节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
姚子健不愿意一辈子端着个茶壶，而是想要到外面闯荡一番，1929年，14岁的姚子健不顾家人的反对，一个人来到上海，通过努力考上了上海劳动大学的中学部。
之所以考这所学校，是因为这个学校不仅免学杂费、食宿费，每年还发放一套校服，对于姚子健来说，简直就是供吃供住供穿的地方。
这样的条件对旧中国的贫困青年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因此竞争力也大，姚子健能够考取，可见其付出了不少辛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军民抗日的热情高涨，姚子健也被这股爱国热潮所感染，也跟同学们走上街头，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反动军警随即包围学校，并责令师生离校，学校被迫解散，姚子健只好离开上海，回到宜兴老家，当了一名代课教师。
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更使得姚子健萌发了革命的念头，他在学校时就已经接触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接受了一些共产主义思想，但是并没有组织的联络方式，学校被迫解散后，他跟同学们也联系不上了，因此十分苦闷。
1933年初，姚子健从报纸上看到国民政府南京陆军测量学校招生的消息，并且免收学杂费，让他十分激动。
早在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时，姚子健就意识到，想要投身革命，必须要有一技之长，光靠上街去喊，效果不大。
带着这样的想法，姚子健再一次离开宜兴，孤身一人前往南京，通过层层选拔，最终考取了这所学校。
这是一所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军事化院校，设有大地测量、地形测量、航空测量、制图、仪器等5个系，都是为军事服务的。
姚子健当时对军事并不感兴趣，但是他认为要干革命就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以前在学校时就到处贴宣传标语，因此他便报了制图系，想要学习一些印刷技术。
经过一年的学习后，姚子健从制图班毕业，并被分配到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工作。
他所在的部门就是制图科，主要负责描绘印刷地图底板，每个月有28块大洋的薪酬，在当时还算不错的工作，对于小市民阶层出身的人，能够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已经算是鲤鱼跃龙门了。
很多人在贫穷的环境中为改变自身的处境而希望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当他们的生活变得好起来后，便会安于现状，忘记当初的理想。
姚子健显然没有忘记自己到南京来的初衷，在学校学习和工作期间，一直试图与以前的同学联系，希望能够联系到党组织。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波折，姚子健终于与同学兼同乡的舒曰信联系上了，他早就知道舒曰信是进步青年，很可能是共产党，但是这些话是不敢在信中说明的。
舒曰信从上海给姚子健来信说，要约姚子健到上海面谈，姚子健知道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在一个周末，乘坐火车去了上海。
在舒曰信的引荐下，姚子健见到中共地下党传奇人物鲁自诚，鲁自诚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了武昌起义，并结识了董必武，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革命运动。
1931年2月，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工作，担任上海总工会组委、党团书记等职务。
在此期间，鲁自诚认识了舒曰信和华明之，发现他们思想进步，有救国救民的热情，因此培养和引导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
舒曰信是沈伊娜的丈夫，华明之是沈安娜的丈夫，他们两对夫妻后来都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特工，而这都是源于鲁自诚的工作。
姚子健与鲁自诚交谈多次，姚子健讲述了自己在学校时参加爱国运动的事迹，并表达了自己想要加入党组织的愿望。
鲁自诚听后，十分高兴，勉励他要树立为党的事业革命到底的决心和精神，并指示他安心在测量总局工作，以便将来利用工作的有利条件为党搜集军事情报。
鲁自诚在对姚子健进行了一番考察后，于1934年5月介绍姚子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鲁自诚在发展了舒曰信、华明之、姚子健等人后，并没有直接领导他们工作，而是受党组织派遣到北平去执行任务。
舒曰信、华明之、姚子健等人的组织关系便移交到中央特科，受王学文直接领导。
王学文的公开身份是左翼作家，实则在1932年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主管省委机关报【红旗】，开办干部训练班，于1933年调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工作。
当时舒曰信和沈伊娜夫妇、华明之和沈安娜夫妇都在上海工作，而姚子健比较特殊，他是在南京工作，并不是上海，所以他都是将情报传递给舒曰信和沈伊娜，然后再通过他们传递给党组织。
因为隐蔽工作的需要，姚子健只和舒曰信、沈伊娜等联系，并不清楚自己到底为党的哪个系统工作，尽管好奇，他也不问，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组织交待的工作做好。
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为了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姚子健以患有眼疾为由，要求调动工作，却意外地从印制军用地图部门调到保管和收发军用地图资料的部门。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利用保管军用地图资料的便利，获取到高度精密的各种军用地图，甚至包括国民党部队的调动、运作等情报。
当时正处于红军反「围剿」斗争的关键阶段，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姚子健通过国民党各部队来领取的军事地图，便可以推测该部队走到哪里，想要进攻我哪块根据地，以及他们有着怎样的军事企图。
在国民党各部队领走地图后，他当即会拿出一套一模一样的，交给组织。
因为中央特科设在上海，他在获取情报后，将情报放到一个小皮箱里，再用书和衣服盖上，然后在周六晚上乘坐火车离开南京，第二天凌晨便可到达上海后，便将资料送给舒曰信，完成任务后，乘坐当天晚间的火车赶回南京，次日照常上班。
当时从南京到上海都有国民党警宪的层层把关，姚子健则直接穿上国民党军装，带着测量局的工作证件，即使被人搜查，他也说是去公干。
有时候周一上班的时候，同事发现姚子健一副黑眼圈，好像没休息好的样子，姚子健便随便找个借口搪塞过去，这更让大家猜测他去上海不是逛窑子了，就是去找相好的了，便习以为常。
因此，姚子健从未被怀疑过，就这样，一张张秘密军用地图和大量军事情报被传递给党组织，上级领导对姚子健的工作十分肯定，曾对他说：「不要看不上现在的工作，你的工作相当于带一支红军部队在向敌人作战……」
当时，隐蔽战线工作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暴露。
鲁自诚在与他们分别后，到北平执行任务，不料北平地下机关已被破坏，他刚到机关便遭到特务的逮捕，可见隐蔽战线工作的危险。
国民党内的中统和军统特务遍布各个机关，姚子健所在的测量总局也不例外，姚子健身处敌人心脏，必须时时小心谨慎。
他有一个单线联系的下线，公开身份是汤恩伯部驻南京办事处的人员，经常与姚子健接头，但是双方都不知对方的身份，只在规定时间地点见面。
有一次吴锡钧来测量总局取地图，正好与姚子健打个照片，如果两个人因此打了招呼，一定会被特务怀疑，幸好吴锡钧眼睛深度近视，只顾着和旁人说话，并没有看到姚子健，姚子健转身便离开了。
1934年底，舒曰信和沈伊娜夫妇由上海调到南京，姚子健就将情报直接送到舒曰信或者到玄武湖公园交给沈伊娜，再由他们转交给王学文。
全面抗战爆发后，舒曰信和沈伊娜都都调离了南京，姚子健也跟随测量总局撤退到武昌，姚子健便与一位叫「熊先生」的人对接，到最后姚子健也不清楚熊先生的真实身份。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共合作后，姚子健的工作环境有了重大变化，再潜伏下去已没有意义，因此提出到抗日前线去，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用于自己的部队中。
1938年4月，组织上派遣他到香港情报站找潘汉年，他因此脱离了国民党，从香港再前往延安。
在出发前，潘汉年给他写了纸条，内容大意是证明姚子健是为党工作多年的同志，值得信任。
姚子健带着纸条辗转来到延安，见到了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组织上与他谈话后，根据他的情况和意愿，组织将他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奉命到新四军苏豫皖抗日根据地工作，建国之后曾在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十院做纪委书记。
可以说，在1934年到1938年这四年时间里，姚子健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为党组织带来很多有价值的情报，鲁自诚后来曾经说：「我1934年介绍姚子健入党，他在敌人营垒里收集军用地图和情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和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对他那段工作，组织上多次给予充分肯定。我可以为他写证明材料。」
但是对于姚子健来说，他并不清楚自己的工作体系，更想不到是为中央特科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姚子健曾与舒曰信、沈伊娜、王学文等一块战斗过的同志见过面，还都聊过潜伏时的经历，但是都未提及中央特科。
直到2001年，姚子健与沈伊娜的妹妹沈安娜、华明之夫妇见面后，才知道自己那四年的工作情况。
这次见面后，沈安娜向有关部委报告了这一情况，组织上很快确认了姚子健是中央特科成员的身份。
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中央特科的很多情报工作长期以来鲜有人知，甚至还有不少人和事永远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比如姚子健在武汉时的接头人「熊先生」，姚子健就再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然而他们都并不后悔，当初决定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员时，就已经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决心，能见到革命胜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们欣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