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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投靠叛徒的结局是什么?

2024-01-19历史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在皖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9000多名将士在茂林山区遭到了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这一惨剧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公开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然而却遭到了新闻检察官的扣押。据统计,近万名我军将士中,仅约2000人成功突围,其余大多壮烈牺牲,而军长叶挺则被扣押,多名我军杰出将领惨遭杀害。国民党的无耻行径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军内部竟出现了三大叛徒,他们都是新四军的团级干部。在那个忠心与信念不断受到考验的战争岁月里,坚守原则与底线都难以保证革命的成功。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愤然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国民党的无耻行径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军内部竟出现了三大叛徒,他们都是新四军的团级干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是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他是三大叛徒中职务最高的一个,其叛变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也是最为严重的,可以说是我军历史上的一大耻辱人物。据原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林植夫回忆,赵凌波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林植夫回忆道:「赵凌波这个人,据我所知,他本来是四川军阀队伍中的一个兵痞,后来被共产党俘虏过来,参加了红军,混进了党。新四军成立时,由延安来皖南,起初在三支队当参谋长,后被军部调回后方任参谋处长,他因此不满,趁皖南事变投降了52师!」。

赵凌波成为军人后从未夯实过革命信仰,他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兵油子」,因此成为叛徒也就不足为奇了。据统计,近万名我军将士中,仅约2000人成功突围,其余大多壮烈牺牲,而军长叶挺则被扣押,多名我军杰出将领惨遭杀害。赵凌波在皖南事变爆发前被任命为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成为新四军被俘的干部中最早背叛的人。在国民党的审讯中,他嚣张地声称早就想脱离中共,却始终未有机会。他不仅出卖了新四军参谋处在潘村会议上制作的行军路线图,还捏造了新四军挑起事端、袭击国民党部队并建立根据地的谣言。受到这些诬陷的最大伤害者是叶挺,这一点得到了新四军副官梅文鼎的证实。在上饶集中营中与叶挺交谈过的梅文鼎明确表示,赵凌波的供词是伪造的。

此外,梅文鼎还证实了赵凌波是心甘情愿地背叛,并在狱中与国民党副官们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然而,赵凌波最终没有如愿以偿,反而倒在了新四军的枪口下。随后,他被派到「铜南繁泾绥靖指挥部」担任副专员,负责对中共地下武装的「清剿」以及家属搜捕工作。尽管赵凌波在国民党阵营升任要职,但行动受到了限制,或许是因为未能过上叛变后向往的生活,于是他再度逃窜。1942年5月,一名自称是皖南事变被俘后从国民党监狱里逃出来归队的战士被扣留询问,引起了新四军的注意。赵凌波,新四军将领,被2连指导员认出后,不动声色地将其稳住,并将其押送至团部。然而在押送途中,赵凌波察觉到身份已暴露,企图逃跑,最终被押送战士击毙。

在新四军第7师参谋工作会议上,赵凌波的被击毙备受赞誉,并被视为重大胜利。同时,第一纵队参谋长赵希仲的叛变行为也被揭露,他泄露了大量新四军的机密情报给国民党,并被派往国民党军上饶集中营,担任军事教官。最终,赵希仲于1946年重获自由。国共内战结束后,一些人面临着因过往政治立场而遭受国民党抓捕的命运。其中,赵希仲在回到老家后遭到国民党通缉,被迫逃往甘岷县,直到解放后才得以重返故乡。1950年,他重新投身革命事业,然而在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他的过往被揭露,职务被撤销,被迫劳动监督。最终,他在1968年8月选择了投河自尽。另一位与之相关的人物是刘厚总,出生于湖南耒阳。

他在军中作风恶劣,甚至枪杀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随后投降国民党。然而,他的行径并未得到国民党的认可,反而被关押在渣滓洞。直至1948年才获释,但他仍不敢回乡,最终在江西南昌被处决。这些故事让人深思,正如人们所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句玩笑话背后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意味。我党、我军经历了无数次艰苦战斗,面对重重困难和挑战,革命战士们的热情和决心从未动摇。然而,人心却成为最可怕的难题。在当今社会,国家的发展需要无数爱国志士在各个领域坚守初心,不断前行。在曾经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家国危难,人性和党性不断受到严峻考验,只有那些坚守正义的人才配得上「英雄」之名。

谈起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他们的选择成为了永恒的话题。尽管面临生死存亡,选择叛变以求自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在同仁们陷入苦难之际,却选择谋害同仁、出卖军队机密、动摇军心以换取个人私利,这样的行径注定是罪无可赦的。历史证明,这三大叛徒最终都遭到了惨死的下场。唯有如此,才能安慰叶挺、项英、周子昆等卓越战将的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