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壹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是如此评价这两位魏晋文人的。
他们 「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这大概是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
嵇康骄视俗人，当然是无所谓的。骄视当朝执政，骄视大将军司马昭，就有吃不了兜着走的下场。阮籍敷衍了事，也许对俗人而言，觉得你不够意思，可对统治者来说，一个文人，做到不生事，不惹事，不找事，不犯事，当然要省心省力许多。于是，司马昭决定放他一马，由他自便。
这样，阮籍保住了首级，嵇康交出了脑袋。
「竹林七贤」中的这两位文人，阮籍的佯狂，似是南人所说的「捣糨糊」「无厘头」，而嵇康的刚肠疾恶，锋芒毕露，抵抗到底，不逊不让，则是北人所说的「较真」「别扭」。
阮籍为什么要「犯嘎」，嵇康为什么要「杠头」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将军要篡夺曹魏政权。其实，阮和嵇，并非是特别坚定地要誓死捍卫曹氏帝位的勇敢者。不过，阮籍于高贵乡公在位时，封过关内侯这个虚位，任过散骑侍郎这个闲差。嵇康娶了长乐亭主，当过附马，与曹魏宗室有姻亲关系，还任过中散大夫。在感情上比较倾向于魏，因之，这两位文人对执政的司马昭不开心，不买账，不合作。
于是，这二位，阮籍老翻白眼，嵇康老梗脖子。
贰
应该说，谁来当皇帝，对已经享有盛名的文人而言，既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可他们，是有头脑、有思想、有见解的文人，不能不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视若罔闻。
第一，司马氏之迫不及待，之步步紧逼，之欺软凌弱，之凶相毕露，让苟延残喘的魏主度日如年。太过分了，太不像样子了，因此，很是看不过去。
第二，司马氏大权在握，钳制舆论，镇压异己，不择手段，弄得社会紧张，气氛恐怖，道路以目，宵小得逞。太嚣张了，太过分了，所以，很心烦，很厌嫌。
鲁迅先生说他们两位的脾气，便表现了出来。无非你要我往东，我偏往西，对立；你要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什么，对抗。这就是魏晋文人的风格了，嗣后的中国文人，在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常常采取既不敢正面对立也不敢公然对抗的态度，而是以鲁迅诗中所写的 「躲进小楼成一统」 的消极精神逃避现实。
现在来看，嵇康和阮籍，虽然采取了对立和对抗的态度，但是，怎样对立？如何对抗？还是大有讲究的。阮籍拿捏得较为适度，而嵇康的掌控则往往过度。于是，聪明或者滑头的阮籍，便不吃亏，少吃亏；而不太聪明并且固执的嵇康，便常吃亏，吃大亏。在这两位身上，便有了明显的区别和不同的结果了。
我很钦佩这个阮籍，特别个性，特别自信，特别我行我素，特别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经常喝得烂醉，因此，此公便可以不表态，不讲话，不提供看法，不说明观点。便可以云山雾罩，虚无缥缈，不着边际，让坐在他对面听他「摆唬」的那一位听众，当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压根儿找不着北。
叁
嵇康与这个阮籍，是极好的朋友。他很羡慕阮的「口不论事」，也很想做到这一点，但他的嘴巴，常常捺不住要把人家不想听、不爱听的话说出口。
嵇康很高傲，看不大起凡俗之辈，因此，朋友很少。【晋书】载： 「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
他对山涛说过，他想学习这位小他一岁的神交之交，很是希望自己聪明而不吃亏。但好像总是学不到位，总是把不住嘴，总是要反映出来。
生存的智慧，战斗的勇气，是除了才华和想象力以外，中国文人最可宝贵的财富。若既无智慧，又无勇气的碌碌之辈，只有期望一位与你同样平庸的君主，网开一面，度过一生了。嵇中散先生的不幸，有智慧，更有勇气，偏偏生在了魏末，偏偏碰上了那个司马昭，这真得感谢老天爷给他安排的「好命」了。
司马昭，当时，不可一世，连曹姓皇帝只能仰其鼻息讨生活，何况你嵇大师？
他干掉高贵乡公曹髦以后，又不能马上下手再干掉元帝曹奂，因为曹魏政权还没有到摧枯拉朽、一触即溃的地步。因此，司马昭仍需继续积蓄力量，扩大地盘，继续组织队伍，制造声势，继续招降纳叛，削弱对手，继续将社会名流、上层人士、豪门贵族和文坛高手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
于是，大将军授意嵇康的好友山巨源，动员这位著名作家，出来做官，纳入自己的体系。但嵇康，断然拒绝了。
司马昭的这种拉拢手法，同样也施之于阮籍。阮籍当然与嵇康一样，也是要拒绝的。不过，他拒绝的办法，不是像嵇康那样公开表示不屑，而是一个月醉了二十九天，剩下的一天还总是睡不醒。【世说新语】载：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司马昭对他哭笑不得，跟醉鬼计较，岂不要被人笑话？
嵇康不会喝酒，也不愿这样耍奸脱滑，非要让人家尝他的闭门羹。按说，不想干，就算了，或者，婉谢一下，也就拉倒。他不但不稀罕司马昭给的官，还写了一封绝交书，寄给山巨源，公开亮出观点。显示出他的不阿附于世俗，不屈从于金钱，不依赖于强势，不取媚于权力的坚贞刚直的品格，冰清玉洁的灵魂。这样，他不仅把说项的老朋友山涛得罪了，同时，把期望他投其麾下的大将军司马昭，也得罪了。
肆
这篇【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于发布他不当官的公开宣言，也等于遍告世人，我为什么不当司马昭的这个官，因为当了他的官以后，我会不快活，而且，会很不快活。他的理由是：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
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
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
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
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这篇书信，写得淋漓尽致，精彩万分。读起来无比过瘾，无比痛快。尽管我们未必能做到嵇康那样决绝，那样勇敢，但不妨碍我们对其人格的光明磊落、坦荡自然表示衷心钦佩。
伍
鲁迅一生除写作外，研究过许多中国文人及其作品，多有著述。但下工夫最多，花时间最长，来剔微钩沉者，就是他刚到北平教育部当佥事，住在绍兴会馆，亲自辑校的【嵇康集】，这大概是文化巨人在心灵上的呼应了。
他说： 「阮籍做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很激昂慷慨，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所以，含糊其词，语焉不详，王顾左右而言他，最好了，后来的聪明人，都这样写文章的。而针砭王纲，议论朝政，直书史实，布露民瘼，就是那些不聪明的文人，最犯统治者忌的地方。
而嵇中散的死，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是他文章中那种不以传统为然的叛逆精神。任何一个帝王，最不能容忍的，除了推翻他的宝座，莫过于否定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纲常伦理了。司马昭虽然还未篡魏为晋，还未当上帝王，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江山早就姓司马了。他自然不能容忍这个中散大夫，挑战他的权威。
嵇康在给山巨源的信中，提出了 「非汤武而薄周孔」 的口号，司马昭一看，这还得了，不是动摇国之根本嘛，当时是要把他干掉的。第一，山涛保护了嵇康，说，书生之见，一家之言，大将军何必介意？第二，司马昭也不愿太早露出狰狞面目，没有马上下刀子，按下不表。但不等于他从此拉倒，只是看时机，等借口罢了。
阮籍，就比嵇康聪明一些，虽然他对于司马昭，跟嵇康一样，不感兴趣，但他懂得如何保全自己，不往大将军的刀口上碰。一是捏住酒葫芦，不撒手；二是写文章时，竭力隐而不显，尽量不让司马昭抓住他的把柄；三是偶尔地随和一下，不必那么寸步不让，针锋相对。
【世说新语】载：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 到了实在勉为其难，不愿太被御用，而推托不了时，索性佯狂一阵，喝得烂醉，躺在当垆的老板娘旁边，甚至把衣服脱得精光，像一个大字躺在屋当中，人家笑话他荒唐，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房舍，以屋宇为衣服，你干吗钻进我的裤衩里来呢！这样一来，司马昭也就只好没脾气。
但嵇康做不到，这是他那悲剧性格所决定的。史称嵇康「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是个「不可强」「不可化」的人物，这就是他自己说的「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现在只有看着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终点。
史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世说新语】）这位中散大夫，正因为他不悔，所以，也就无惧，才能在死亡的阴影中，神色安然地抚拨琴弦，弹完【广陵散】的最后一个音符，从容就义。
正是如此，嵇中散用生命弹奏出的乐章，才永远铭刻在历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