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为确保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安全和工作环境，一套正规的保卫流程也随之建立起来。哪怕是亲生子女，也不见得就能随心所欲地见到毛主席，必须要先向中央办公厅申请，并获得主席本人的同意。不过，在规则之外同样也有「特殊情况」存在，有三个人不但不受规定的制约，毛主席还曾经说过「如果这个人有急事，一定把我叫醒」之类的话。
「朱毛」相连
第一位「特殊人士」是常常被尊称为「朱老总」的朱德元帅。
「朱」与「毛」这两个名字被联系在一起提及，是早在1928年井冈山会师之后就约定俗成的现实。
从这个时期开始，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就拥有了一个别名，叫做「朱毛红军」。它的人员来源主要有两个群体，一是毛主席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二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
最初，这支队伍主要活动区域的湘、赣两省委首先提出这个称呼，后来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成为对井冈山红军第4军的专有称呼。此后陆续发展出来的红5军、红6军及红12军等等由朱毛统一指挥的部队，也都共用这个名称，一直发展到两人联合率领的红一军团及红一方面军。直到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统一使用「中央红军」的称谓，这个名称才逐渐不再使用，但「朱毛」相连、合作无间的印象，无论在党史还是建军史中都早已深入人心。
国民党的赏格
国民党对两人领导的革命军队恨之入骨，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大肆放出「朱毛匪军」等等舆论，针对两人开出的悬赏价位也越来越高。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越是恨之入骨，各种信息轰炸反而间接让许多不知情的群众记住了「朱毛」这个称谓。他们一度被传播成一个姓「朱」名「毛」的人，带兵打仗非常厉害，甚至还有传言说他们能呼风唤雨、飞檐走壁，让前去「围剿」的军队闻风丧胆。
在蒋介石看来，「朱毛」越来越危险，因此悬赏的金额也越来越高。最初给出的赏格是五千元，一两年后就扶摇直上到了五万元、十万元，到1934年，这个数字已经层层加码、飙升到了二十五万元。蒋介石甚至还提出了「杀猪拔毛」口号，可见其忌惮之心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为了打击红军和支持群众的信念，国民党的报纸还时不时放出朱、毛已经逝世的消息。可笑的是每每报纸刊出这类消息不过多久，又会传来「朱毛」在哪里出没、打了胜仗的消息，让国民党一方大出洋相。
国外视角中的「朱毛」
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对「朱毛」恨之入骨、急欲除之而后快，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士看来，「朱毛」这支队伍乃至他们本人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苏共【真理报】将井冈山根据地发生的事件赞誉为「史诗般的英雄行动」，认为它们「十分引人注目」，而领导人「朱毛」，也因此成为苏联人民眼中中国革命的代表人物。
美国名记者斯诺将两人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进程中的「孪生天才」，并认为许多中国人实际上是将他们视为一体的。
至于这两个人自己，自井冈山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始终保持着愉快的合作步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朱老总曾说「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毛主席则说自己是「朱（猪）身上的毛」。朱老总不仅可以随时见到主席，每次朱老总来访，主席无论多忙都会亲自出门来接，因为朱老总年龄大了，主席总是搀扶着朱老总走进房间。
多年战友周总理
第二位能够享有「特权」的人士是周总理。他和毛主席之间同样拥有四十多年并肩合作战斗的经历，彼此依存之下早已建立了绝对的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大事纷至沓来，往往需要两人共同探讨作出决断。因此，周总理和主席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同时，周总理负责了大小行政事务的总揽管理，由他主导推进紧急事务的次数也是最多的。
主席的睡眠不太好，他一旦入睡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般不会允许有人或者事打扰他。但是周总理却是例外的那一个，主席曾亲自吩咐警卫员，无论他睡得多死，只要总理到了，必须马上把他叫醒。
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代表建筑之一。这座碑的题名由毛主席手书，碑文的撰文出自主席、书法来自总理。毛的书法笔走龙蛇、气势恢宏，周的手书藏锋守锷、井然有序。许多人都将纪念碑上的题字视为某种象征，似乎也反照着他们多年来的政治合作也是这样严丝合缝、合作无间。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认为，不是由于有毛主席一个人，也得益于毛周二人的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性格迥异，合作无间
从遵义会议开始，周总理便团结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领导班子里，他们不仅是同志，更是知己。主席常常承担着决策者的角色，偏于理想主义；而身为执行者的总理，却更倾向于现实主义。其后的四十余年，他们一直维持着这种合作的格局。可以说，两人政治合作的时间之长、内容之多、成效之著、境界之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他们的信任和协作如此牢固，首先当然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抱负，其次，他们对彼此了解极深，既深知对方为人，也明白对方的性格特质。毛认为周「是个好人」，个人没有私心野心因此从不拉帮结派，能力方面极为精明能干，有极强的责任心和执行力。反过来，周视毛为「帅才」，认为他是理想的领军人物——能够迅速准确地抓住主要矛盾，而非在细节问题上多作纠缠。
两人之间的了解越深，由此而生的相互依赖就越是稳固。埃德加·斯诺曾将他们的关系总结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两人的工作作风与日常为人都差异很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形成相辅相成的现实关系，他们既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赖。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后世曾经流传一种说法，认为「谋事在毛，成事在周」，也就是说毛主席是决策者，而周总理是执行者。常规情况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两人之间分工协作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由毛负责统筹全局，重点放在战略设计上，而周主要负责的部分则是具体组织和推进执行。
甚至在很多时候，周总理还有意识地将执行工作更多地承担到自己肩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有人问总理：为什么不多做一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呢？总理认为这个问法本身就很不考虑当下整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需要有人去管理的具体事务极为繁重。如果他自己承担起更多具体事务，就能够让毛主席能抽出更多精力，去考虑更为宏观的问题。
但实际上，所谓「谋事」和「成事」也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身为大国的总理，同样也经常需要进行宏观的战略思考。英国人詹姆士·麦克唐纳曾阐述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周总理发挥的作用主要集中于两个角色：一是政策敲定前的顾问，二是政策敲定后的推进执行。
美国【时代周刊】则认为，周总理的特长之一在于更擅长管理行政大小事务，一直都「与毛的任性而富于幻想的才能配合默契」。
国家主席的候选人
第三位「特殊人士」是刘少奇，进入新中国建设阶段后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曾经被认为是最适合担当国家主席候选人的人选。
在那次会议的阐释报告中，曾经对当时的人事配备方案进行了相关阐释，以朱老总为代表的几位老同志，实际上都具备承担国家主席一职的能力和条件。但以朱老总自己为代表，都不约而同地把刘少奇放到了「更为适当」的候选位上。
因为他们认为：国家主席远远不仅具有礼仪、荣誉层面的意义，也意味着必须及时且妥善地处理大量纷繁实务，这就要求候选人不但必须拥有足够能力和资望，对年龄和精力也同样有所要求。
而刘少奇的优势恰好集中在这几个方面——此前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他已经有过代行「日常工作」的经验，能力获得了广泛认同，这也是许多人都属意他成为候选人的一大因素。
三次「代理」
自1945年之后，毛主席曾有三次出现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处理中央工作的情况，都是由刘少奇负责代理。第一次发生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为争取政治主动前往谈判，但也做好了「万一不幸」的最坏准备。
第二次发生在1949年，毛主席亲自率领代表团出访苏联。这是新中国建立之际一次极为重要的出国访问，光是在苏联盘桓的时间就至少持续了三个月。在这些日子里，国内日常事务必须要有人及时主持处理，代理者便是刘少奇。
第三次代理发生在1953年，毛主席住进了西湖边的国宾馆「闭关」，主持起草【宪法】初稿的工作。【宪法】被视为一国法制的基石，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为了确保拿出的初稿足够周密，讨论和撰稿工作足足用去了七十多天的时间，在这七十多天的时间里，刘少奇再一次成为主席职责的代行者。
这三次代理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条件和时代背景之下，但每一次代理的结果众所共见，前后十多年的累积也确保了他的威望能力得到认同。也是从那一年的国庆节开始，【人民日报】头版上刊出了毛主席和刘少奇两人标准像，并成为此后的惯例之一。
1960年下半年，正值苏联撤走援华专家和设备、两国关系相当紧张的关头，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81国代表会议，并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他凭借着自身非凡的政治驾驭能力，成功促成了两国关系的缓和。
年底刘少奇乘机归国、飞抵北京时，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还替他打开了车门。从这个细节之中，也不难看出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信任和欣赏。
参考信息：
刘少奇政治生涯中的若干「最后一次」；2013年12月13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荐读 | 「朱毛红军」：毛泽东晚年感慨「没有朱，哪有毛」；解放军报；2017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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