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金学顺，被逼做了日军的慰安妇，彻底毁了我的一生，如今回想起来，我恨不能把夺我贞操的日本人撕成碎片······我无法发泄心中的怨恨······」
——金学顺晚年回忆起来，泪眼模糊、悲伤欲绝地说。
金学顺的母亲原是平壤的一个穷苦女子，在15岁的时候，就为了生活，早早嫁了人。
但是，金学顺的父亲家，条件也很不好。尤其是在东学党起义后，日军趁机从清政府手中夺取了控制朝鲜的权力，自此，朝鲜开始了被日军压榨的残酷历史，在此期间，朝鲜老百姓深受其苦。
为了躲避日军的迫害，金学顺的父亲就带着妻子离开了朝鲜，逃到中国吉林，在那里做事谋生。
1924年的时候，金学顺的母亲在吉林生下了她。
可是，不幸的是，在金学顺出生才百日，她的父亲便因长期劳累过度，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那时候，中国大地正处于军阀割据状态，战火不断。金学顺的母亲刚生产不久，原本身体就羸弱，加之异国他乡，无亲无故，手头又无积蓄，生存极其艰难。
在生死边沿挣扎，终究是难以为继，最终坚持了两年，在金学顺两岁的时候，其母实在难以坚持，便带着幼女回到平壤。
当年，离开平壤的时候，原本就一无所有，如今归来，依然是一无所有。无奈之下，金学顺的母亲只好带着女儿投奔娘家。但是，那时节的人，家家都苦，回了娘家也无好日子过。
因此，金学顺跟着母亲，在外婆家，同样是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人在绝望的时候，大概是最需要宗教信仰来安慰和寄托的。
所以，金学顺的母亲皈依了教会。而金学顺也有幸能够到平壤教会开办的教会学校里念书。毕竟，穷人家的孩子都没有钱读书，而教会开办的学校都是免费的。在这里，她上了四年学，掌握了基本的识字和算术，而且她的体育短跑是最好的，教会学校里的老师说她是学生中跑得最快的。后来金学顺说，那四年是她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四年。
虽然金学顺很热爱读书、上学，但是因为生计比读书更重要。为了生存，她被迫辍学了。那一年，她11岁。
为了两个人的生存，金学顺的母亲非常辛苦，已经渐渐不支。那时节，金学顺的母亲给人家做佣人，早去晚归，一日内几乎不得闲一刻，锄地、洗衣、做饭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学顺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干活。
但，尽管如此。两个女人的生活，依然十分辛苦。三年后，也就是金学顺14岁的时候，经人介绍，金学顺的母亲又嫁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并非一人，还带着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是哥哥的，已经20岁，女孩是姐姐的，已经16岁。
不过，好在养父带的两个孩子都已年长，而且姐姐不久就嫁人了，加上她和那个哥哥关系处得还算融洽，便也没有太多苦恼。
但是，金学顺和养父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这使得她和自己的母亲关系也变得坏起来。既然不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母亲最终选择把女儿金学顺送到平壤府经济里133号一间艺伎养成所，给那养成所的老板做养女。
他们之间还签了协议，要确保金学顺在养成所呆够几年。协议签后，养成所的老板付给金学顺的母亲40元钱。
金学顺说：「那一年，我15岁！」
养成所的养父给金学顺取了一个新名字，叫锦花。然后，又把金学顺送到专门培养艺伎的学校。
在养成所学校里，金学顺呆了两年。主要学习舞蹈、时调、还有清唱等娱乐技艺。（所谓时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韩国定型诗，所谓时调则是一种朝鲜古代曲艺）。
一般学制，都是两年。金学顺两年学满，拿到了结业证书。但是，虽然拿到了结业证书，她依然无法开始工作。原因是在当时的朝鲜时期，官府规定妓女从业者，不仅要拿到这个结业证书，而且需要年满19岁。而金学顺只有17岁，所以官府因其年龄不够不给她颁发妓女从业许可证。在古代朝鲜，艺伎乃至妓女，都是合法的，跟中国古代差不多。
养父自然希望金学顺早点开始正经营业，便跟官府进行说情，但是关系没走到位，官府始终卡在年龄不够的问题上不放手，不给发从业资格证。无奈之下，养父便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于是，在1941年的时候，养父带着金学顺去拜见她的母亲，说明去中国谋生的情况，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觉得总算有条出路，总是好的，高高兴兴给女儿买了一件黄色的毛衣，在离开那天，母亲还亲自到平壤车站为她送行。
在养父的带领下，金学顺一行三人，先从平壤到新义州，再到中国山海关。之后，坐火车来到了北平。养父说北平是中国最繁华的地方，到了那里便可赚大钱了。
但是，他们的美梦很快便破灭了。
因为那时候的北平，已经非昔日的北平了。刚到北平，吃了饭，尚不及找到住所，便被日本宪兵抓住进行盘问。结果养父和两个养女，被日军分开，养父不知所去。金学顺和那个同行的姐姐，被强行带上一辆日本卡车，拉到哪里，她根本不知道。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到达目的地。
那是一排旧民房，原是中国老百姓的家，因日本侵略军的到来，他们都逃走了。金学顺被一个日本军官拉进屋里，她拼命反抗，惨遭毒打后被奸污。被夺取贞操的那夜，金学顺摸着身上的伤口，哭得特别伤心。早上，她去找姐姐，发现同行的姐姐也与她同样的命运，因反抗被毒打，同被糟蹋。两人一见，姐妹俩便抱头痛哭！
但是，更黑暗的命运，还在后头等着她们。
她们被丢进卡车，与其她几个女子，一起拉到了铁壁镇。
那里的中国农民都逃走了，空下的房子被日军驻军占领，其中部分房子被当作慰安所。金学顺等人，每个人一个房间。
在她们这群女子中，年龄最大的22岁，叫静惠，还有两个都是19岁，一个叫宫子，一个叫贞子。为了适应和满足日军的需要，她们都得有一个日本名字。于是，静惠就给金学顺姐妹各取了一个日本名字，金学顺叫爱子。与她同行的姐姐，叫惠美子。
就这样，她们开始了噩梦的生活。
金学顺很伤心，很绝望，但是惠美子劝慰她，事到如今，只能忍着，不然会被日军杀掉的。
金学顺只得和姐姐惠美子忍气吞声忍受下来。但是，就算做慰安妇，也有着差别。比如日常生活，日军只给她们提供食材，想吃什么，她们得自己动手做。金学顺因为年龄小，常被其她慰安妇安排去做更多的活，比如做饭洗衣。
此外，在接待日军方面也有不同。静惠因懂日语，常接待军官。宫子和贞子因来得早，则会摆老资格接待那些稍有素质的日军。总之，她们会把那些极其粗鲁、甚至喝酒大醉的日军全部推给金学顺和惠美子姐妹来接待。
金学顺说：
「我们处于同样的境地，都是来自同一个国家，但她们却欺负我们！」
因此之故，金学顺不怎么跟其她慰安妇来往。
但是，每日每夜的噩梦般的生活，却依然在持续，有时候一天要接待十几人，甚至更多，身体就会吃不消。尤其是遇到那些喝酒醉的日本兵，他们非常粗野，动辄打人，稍有不顺心，也会对慰安妇一顿毒打。
金学顺实在无法忍受，有一回便借上厕所之机，在院子后面藏了起来。
结果被发现后，拉回来好一顿毒打，还要遭受更可怕的折磨。
在慰安所里，还要定期做身体检查，一般一个星期检查一次。原因是日军害怕性病，因为性病会损伤日军的身体，影响日军的战斗力。所以，每到检查日，日军的军医就会准时出现。如果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慰安妇身体异常，便会给打一种叫606号的针剂。
金学顺一直梦想着能够从这个地狱里逃出去，后来，她竟真的等来了一个机会，这在成千上万被日军严格控制的慰安妇中，简直是一个奇迹。
在她们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之后，金学顺的房间竟意外来了一位朝鲜人。按照当时日军慰安所的规定，除了日军，外人是不得入内的。但那名朝鲜男人，便利用日军出去作战的空袭，给慰安所的老板付钱通融，便进来了。
那名朝鲜男人是一个生意人，做银币买卖。金学顺便细心讨好那人，缠着他，让他把自己带出去。可是，那名朝鲜商人很为难。金学顺便威胁他，说他不带她走，就跑出去到日军宪兵那里告发他。
商人因为喜欢金学顺，最后便答应了她，到了夜里，真的设法偷偷把她带出了慰安所。他们很害怕，一路奔逃。但是那夜格外幸运，没有遇到巡查的日军。
在逃跑的路上，金学顺才知道那朝鲜商人的日语和汉语说得都特别好，加上身穿中国服装，很擅长跟中国人打交道。此外，他还上过学，毕业于平壤光星高等普通学校，老家在平安南道大同郡南兄弟山面。并且，他家中有妻室孩子。
金学顺可不管那么多，她在逃出来后，只想一件事，那就是赶紧回到平壤去。但是，商人说现在回不去。
无奈，金学顺就跟着商人四处乱跑。在1942年，金学顺18岁的时候，她竟然怀孕了。
为了生育孩子，他们便来到上海，在法租界暂时定居下来。
第二年的农历九月二十，金学顺生下了一个女孩。
21岁的时候，她又生下一个男孩。
为了养活两个孩子，金学顺和商人丈夫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典当铺，取名叫松正。
不过幸运的是，45年日本战败投降。
在他们居住那片的居留民的团长叫柳一平，一天来通知金学顺，说他们可以跟着朝鲜人组织一起回国。他们一家很高兴，在1946年6月，终于坐上了返回祖国的船。但是回国的船可不是免费的，成人船票一人一千元，小孩一人500元。他们一家光船票都花了三千元。
但是船到仁川后，就停止了，因为船上有人患了霍乱。结果一等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下了船，他们一家又被带到汉城奖中坛收容所，在那里又是三个月。但是在那里发生了不幸的事，金学顺的女儿因染霍乱不治，死了。
接着，收容所也不能住了。于是，金学顺的商人丈夫就开始四处找房子，好不容易在10月份的时候，租了一个房子。但是，为了生存，在汉城，他们过得很苦。
丈夫在工地做工，金学顺则去卖菜。但是六二五战争爆发后，丈夫在工作的时候，因房屋倒塌，被压死了。
失去了丈夫，但是金学顺说她并十分伤心。因为虽然丈夫把她从慰安所救了出来，但是一直因为她在慰安所的经历，对她十分不好，轻则辱骂，重则打她。甚至，还对外人说她的经历。
这一切都让金学顺感到备受耻辱，甚至无地自容，尤其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丈夫死了后，她就和孩子相依为命。她用尽了力气，去吃苦赚钱，想让孩子健康成长。可是不幸的事，又发生了。孩子一直想去海边玩，她便攒了点钱带孩子去海边玩，结果孩子在游泳的时候，突发心脏麻痹症，死了。
孩子的离开，对金学顺打击非常大，夺走了她活着的唯一乐趣和希望。
她曾经自杀多次，但是死神都没有收留她。
20年过去了，她孤苦伶仃，从全罗道到汉城，来来回回，靠给人做佣人打零工、以及政府给的补贴谋生。
生活给她的除了生活的苦，还有那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内心的苦。
她说，自打她的贞操被日本人夺取的那一刻，所有的厄运都伴随着她，再也没有离开。
她说： 「我恨日本人！恨不能把那帮夺取我贞操、毁灭我人生的日本人撕成碎片·······」
为此，她成了韩国第一个把慰安妇经历讲出来、对日本政府进行控诉的二战受难者。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那些受难者道歉，并给予补偿。
虽然她老了，什么也做不了了，但是她有一颗正义的心，积极接受邀请，到各地讲述二战苦难，为受难者证言。
可是诚如她所言：那些日本人毁了我的一生，这些痛苦伴随我一生，而我却毫无办法来解除这些痛苦，每日只能在痛苦中苦熬。
时至今日，日本对二战时期犯下的罪，一直是持能掩饰则掩饰的态度。
但是，正义之剑悬在那里，从来不会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