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在1937年被重新编组为国民革命军，红一方面军变成了115师。115师下属的343旅和344旅，前者基于红一军团的第2和第4师，后者则由著名的红15军团重组，包括687团和688团，这两个团原属于红25军。
1937年12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增编344旅，增设一个团。旅长徐海东接到命令，决定以陕北的红26军作为基础，抽调两个营作为核心，补充新兵力，组建新的团。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授权，这支由红26军重组的部队被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的689团。
成立后不久，344旅的情况引起了林师长和聂荣臻副师长的注意，他们电报延安请求更换徐海东旅长。尽管电报未详述原因，其含义颇为深刻。
一、有着杰出功勋的25军与特殊的344旅
344旅的前身红15军团有着显赫的历史，主要由战斗力强大的红25军组成，后者并非中央红军的一部分，而是隶属于四方面军的鄂豫皖苏区。1932年红四方面军长征之后，徐海东、吴焕先、沈泽民率领红25军和红28军在该区域继续作战。
鄂豫皖苏区的主力已经长征，留下的红25军、28军主要是孤儿和烈士后代，年龄普遍只有16岁左右。
面对危急的敌情，红25军与28军合并为红25军，并开始了一次艰难的长征。出发时红25军不足3000人，士兵年轻，被国民党军称为「童子军」。然而在徐海东的指挥下，这群年轻士兵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一路取得连胜，从鄂豫皖苏区打到陕北。他们战胜了多支国民党军队，如东北军、陕军等。
1934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师。红25军是最后一支开始长征的红军，也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他们的长征被称为「小长征」。
到达陕北后，徐海东发现红25军不仅人数未减反增，装备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击败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如果没有徐海东的领导，陕北红军难以站稳脚跟，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在徐海东的影响下，红25军涌现出众多杰出将领。新中国成立后，该部队贡献了97位开国将领，包括1位大将、2位上将、6位中将和88位少将。其中包括著名的韩先楚上将和刘震上将。
不久后，毛泽东率领的7000人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徐海东及时提供了5000大洋支援，并坚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支持体现了徐海东的党性和对中央的忠诚。
由于344旅和徐海东的特殊历史背景，即使是林师长和聂荣臻副师长也对他们的指挥持谨慎态度。
从级别来看，林师长曾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而徐海东是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长，两人级别相当。让徐海东担任旅长确实有些屈才，但由于蒋介石的限制，红军只被允许设立三个师。如果有第四个师，徐海东可能是副师长的有力竞争者。
因此，林师长和聂副师长的提议并非是排斥徐海东，而是出于指挥的便利。徐海东的才能和地位应得到更好的体现。
但是，毛泽东最终没有同意他们的建议，决定由徐海东继续担任344旅旅长。这是因为主席对344旅有更大的计划。
二、毛泽东对344旅有特殊的期望
首先，344旅虽然源自一个较小的山头，但这个山头极具特殊性。红25军战斗力强、凝聚力高，但对外有些排他。
当红25军决定长征时，中央派程子华作为特派员前往传达中央的指令。为显示对中央的服从，徐海东主动提议程子华担任军长，自己则担任副军长，吴焕先担任政治委员。
但在红25军的长征过程中，程子华的影响力并不如徐海东。尽管程子华在军事能力上不逊色于徐海东，但红25军的官兵更崇拜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
这表明红25军是一支难以渗透的团体，其领导难度极大。后来，原红三军团的黄克诚担任344旅政委时，也曾面临不被接受的问题。
由于徐海东在344旅中的威望极高，且吴焕先政委早已牺牲，很难找到比徐海东更合适的人选来指挥344旅。
其次，毛泽东与徐海东关系密切，深知徐海东的性格和能力。徐海东一生不追求官职，只热衷于战斗。
徐海东自述：「我这个人打仗上瘾，走路上瘾，喝酒上瘾，但就是不迷恋当官。」徐海东对参加战斗充满热情，如果不打仗就感到不适。他曾表示：「参战就是我的良医。」
鉴于徐海东的战功，担任旅长确实是小用大才。但对徐海东个人而言，他并不介意，只要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不论是师长还是旅长。因此，不存在徐海东指挥无法施展的情况。在平型关大捷中，徐海东对林、聂的指挥服从且执行得非常完美。
最后，中央对344旅实际上有更大的计划。
这是因为344旅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旅，每一个士兵都是经历了长征的种子战士，具有坚定的党性、良好的训练和出色的战斗能力。只要条件适宜，一个士兵就能发展成百上千新兵。
因此，尽管344旅表面上属于115师，但在适当的时机，它一定会与主力部队分开，转战其他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到那时，具备独立领导能力的徐海东将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也就是说，徐海东的角色不仅仅是林、聂的下属，更是作为一方领袖存在的。
为此，中央还专门为徐海东配备了一位出色的副手——黄克诚。
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代表，以直言不讳和敢于提出建议而著名，是一个兼具军事和政治才能的杰出人物。显然，这是为了准备344旅未来的发展而做的安排。
黄克诚具有极强的党性，以关心士兵著称，主席之所以派他到344旅，显然也是为了纠正该旅的本位主义倾向。
因此，当344旅最终独立成军时，林、聂对于「镇不住」徐海东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果不其然，到了1938年，十八集团军总部将344旅直接归属于军部，派往晋东南与129师协作开辟新的根据地。
然而，命运常常出人意料，在长征期间，徐海东经历了多次激烈的战斗，多次受伤。到了抗日战争期间，这位昔日的「徐老虎」已经力不从心，严重患肺病。到了1938年，徐海东连续多次吐血，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恰逢林司令也因意外受伤。如果徐海东健康，115师的代理职务肯定由他担任，而不会是其他人。徐海东病倒后，344旅连续遭遇挫折。而且在南下途中，687团的团长张绍东和参谋长兰国清发生叛变，引发了严重的「张兰事件」。
此事件发生后，朱德紧急赶至344旅进行整顿。朱德发现徐海东病情严重，已无法胜任指挥职务，于是命令他立即前往延安治疗。徐海东离开后，旅长的职务出现空缺。
最初，344旅的成员普遍认为应由红25军的老战士——687团的副团长田守尧接替徐海东，朱德也同意了这一提议。然而，考虑到344旅存在的本位主义问题，毛泽东最终决定由杨得志担任344旅的代理旅长。
三、344旅发展出四个纵队
在杨得志和黄克诚的共同努力下，344旅渡过了「老军长」病休的阵痛期，逐渐走上正轨。正直无私、能力出众的黄克诚逐渐得到了344旅全体成员的认可。
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成立第二纵队，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344旅整体编入第二纵队，韩先楚担任代理旅长，康志强担任政治委员。到了4月，刘震接任344旅旅长职务。
5月，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领第二纵队主力344旅和新编第二旅共五个团、12000人及教导营500余人，分两个梯队从冀鲁豫南下至华中。6月，这支部队到达豫皖苏边区与陈毅、粟裕的部队会合，开始筹备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
在南进途中，344旅的三个团经历了一系列的分合重组。
首先在7月，黄克诚的第二纵队与新四军彭雪枫的第六支队（欠第四总队）会合，合并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第344旅改称为第四旅，其下辖的三个团改为第七、第八、第九团。
7月下旬，第四旅（344旅的688团和689团）留在第四纵队，归彭雪枫指挥。而黄克诚率领新的第二旅（第五团、第六团）和第九团抵达皖东北地区，奉命与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主力部队继续向苏北推进，一部分驻守皖东北。
皖南事变之后，黄克诚的第五纵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下辖三个旅，其中第八旅由原344旅发展而来。
与此同时，彭雪枫指挥的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的第四师，其中的四旅（原344旅的一部分）重新编号为十旅，包括原344旅的688团和689团，分别改编为28团和29团。
1941年9月，上级决策将具有红军基础的部队集结在一起，进行了三师九旅与四师十旅的调换。由此，原344旅的核心力量重新组合至新四军的第三师，形成了八旅和十旅，恢复了红十五军团的旧日结构。
抗日战争结束后，新四军的第三师已扩充至3.7万人，包括7旅、8旅和10旅以及一个独立旅，下辖三个独立团。
朱德和刘少奇下达了向东北进军的命令，第三师随即奉命出关进入东北。在东北，第7旅与山东的7师组成东野六纵，而8旅和10旅，即原344旅，改编为东野二纵。东野二纵后来发展为著名的第39军，成为一支超级王牌部队。东野六纵也同样表现出色，后来成为第43军，是解放海南岛的英雄部队。与此同时，华野十一纵和华野十二纵队也与新四军的第三师有着深厚的联系。
如果说344旅以徐海东为灵魂和旗帜，那么真正将这支部队发扬光大的，则非黄克诚莫属。在徐海东病休之后，黄克诚不仅完美地填补了他的空缺，还扩展了344旅的基础，发展出四个纵队。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没有哪一支部队能像344旅那样威风凛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