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抗战时期的杜聿明1948年11月30日，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司令的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25个军30万大军徐徐撤离徐州。
对于眼前的战局，杜聿明心知肚明，情况已经恶化到不能再恶化。这时黄百韬兵团已经全军覆没，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围得死死的，两天之前，蒋介石召杜聿明南京商议军情，杜聿明建议，放弃徐州，为了不让蒋介石再改变部署，杜聿明一再强调：「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三十万大军撤离徐州，不能与解放军有所接触，要按照「滚筒式」行进的办法，逐次交替掩护至永城、阜阳地区。
12月3日，杜聿明集团即将走到永城地区，蒋介石空投下来一封亲笔信，让杜聿明彻底陷入绝望。「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
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仰天长叹：「现在逃也晚矣，打也无望。想来想去，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吧！我只有一条命，最后为蒋介石'效忠'而已！」
图|杜聿明见到陈茂辉到来，立刻发现这些人与平常不同，尤其是那位领头的，看上去四十多岁，气度不凡。两人之间的对话也非常有趣。
「你是哪个部分的？」「第13兵团。」「干什么的？」「军需处长。」「叫什么名字？」「我叫高文明。」「你们第13兵团有几个大处？」
「6大处。」「你把6大处处长的名字写下来。」陈茂辉递上一个本子，那人慌忙从身上找笔，结果翻来覆去，只有美国牛肉干、高级糖果等东西被翻了出来。
按照李云龙的说法，那口袋就像是一个小仓库。陈茂辉不用再问下去，他已经确认，眼前这个人是在说谎。虽然来人自称是军需处长，但十三兵团几个大处长的名字，他一个也写不出来。
「你都知道了，还问这些干什么？」这个人自称是军需处长高文明，实际上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43名战犯之一，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大名鼎鼎的杜聿明。
令人奇怪的是，杜聿明在被俘前还是生龙活虎，但在被俘后，身体却突然垮了下来。进入功德林后，他被诊断出多种结核病，包括肾结核、肺结核，同时还被查出患有肾脏炎、脊柱炎。
他的脊椎严重变形。但这些病并非一两天就能得的，实际上杜聿明的身体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出现问题。
「如果我不治身亡，你们要替我肩负起东北重任。」
图|国民党军淮海战役时期的将领杜聿明原以为手术成功，病情可以控制，却由于对蒋介石的忠诚，再次返回东北视察，导致病情加重。
尽管蒋介石打算接他回关内治疗，但杜聿明病情已经严重到连开军事会议都需要躺在病床上。直到四平之战结束，杜聿明才动身飞赴上海治疗。
然而，他的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甚至在离开东北后，东北战局开始偏向于有利于东北民主联军。尽管杜聿明曾试图去美国治疗，但被蒋介石以「国难当头，需用大梁之才」为由劝阻。
最终，杜聿明只能拖着病重的身体，跟随蒋介石四处奔波。
图|杜聿明在东北战场的溃败已成定局，即便有他亲自调度也无力回天。他随后又带着病痛前往淮海战场，对战局感到灰心丧气。
他几次请求妻子曹秀清请假，但均未获批准。当他在陈官庄被包围后，李弥和邱清泉又请求蒋介石派飞机来接他，但结果依旧。
等到淮海战役大局已定时，杜聿明因疾病无法逃脱。 抵达功德林后，杜聿明的病情已相当严重，加上内心失落，他一心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拒绝接受改造，并隐瞒自己的病情，意图通过慢慢自杀来实现这个目标。由于脊柱炎的影响，他每晚都无法正常翻身，导致无法入睡。
一次偶然的机会，功德林的一位李姓科长发现杜聿明的双腿红肿，并询问他情况。杜聿明并未作答，李科长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命令杜聿明站起来，两腿靠拢。
他发现杜聿明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第二天，李科长将杜聿明送到了复兴医院进行体检，医生告诉他，杜聿明的脊柱已经严重变形。
蒋介石与杜聿明合影：身高相差悬殊，石膏模里的秘密 在战犯管理所，有一个独特的治疗方法，让杜聿明在石膏模里躺了数年，直至病情好转。
最初，沈醉误以为这是为了惩戒杜聿明，然而杜聿明却笑称这是为了治疗他的脊椎病。 然而，杜聿明身上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结核病。
他曾被医生判为死刑，也曾考虑赴国外治疗，但终究未能成功。然而，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并未放弃他，他们耐心地为他治疗，直到周总理得知他的情况并批示动用黄金购买链霉素。
这是一个关于人道关怀和医疗技术的故事，尽管杜聿明的病情十分严重，但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和周总理的关心，让他在困境中得到了治疗和希望。
杜聿明在功德林旧址被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悉心治疗，他感慨「共产党真乃我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
在整个治疗期间，他患有严重的肠胃疾病，医护人员经常为他准备鸡蛋、牛奶，并做一些软的、温的食物，使他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他深感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到1956年，他的身体已经基本痊愈，开始参加功德林组织的活动和学习。
在思想上彻底解放后，他加快了学习的步伐。功德林为了战犯们能更好地学习，购置了大量图书，包括毛主席、马列主义的书籍。
杜聿明第一个进入图书馆，开始阅读毛主席的论著。他认为「我以往读的书多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对于我走上与时代发展相反的道路不无影响，今后我要翻一个跟斗来学，否则世界观就改变不了。」
他积极起来，尽管身体原因不允许他以前干活，但身体好转后，他主动承担起宿舍里烧煤炉、打扫卫生的任务，并在功德林组织了一个缝纫组，自己担任组长。
曹秀清，杜聿明的夫人，看着眼前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将领，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在1958年，功德林组织战犯到秦城农场劳动，杜聿明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劳动，但他还是主动要求前往。
沈醉拉着他劝阻：「你一身的病，完全可以不去，为什么还要勉强去呢？这不是给自己的身体找麻烦吗？」杜聿明却对他说：「我不能锄地可以除草，不能挑抬可以干别的，退一步讲，我可以把缝纫机带去，给大家缝补衣服。」
在1957年1月29日，公安部向中央提出对在押病残战犯的意见，毛主席阅后批示：「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都应考虑判决释放。」
事实上就从毛主席批示这一天开始，中央就已经开始决定，准备适当环境下特赦这些战犯。1959年国庆前夕，毛主席致信刘少奇：「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
……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注下，战犯管理机构对全部在押的战犯进行了细致审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决定特赦33人，其中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等一些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看着丈夫坚定的眼神，曹秀清心中也充满了希望。在那之后，杜聿明积极参加劳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
在他和其他被特赦的战犯的努力下，他们开始新的生活，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周总理对特赦的战犯格外关注，不仅亲自批示到香港、澳门购买链霉素治疗杜聿明的病，而且在特赦后仍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与周总理有深厚的师生情谊。在接见他们时，周总理与他们一一握手，有的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曾扩情是其中之一，他在学生中很有声望，人称「扩大哥」，在黄埔军校政治处当过少校科员，与周总理不仅有师生之谊，还有同事之情。
面对周总理，曾扩情忍不住泪流满面，表达了自己走错了路的遗憾。周总理对杜聿明的身体健康也非常关心，见面后询问了他的年龄，并表示很高兴。
图|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颐和园接见黄埔校友，其中第五位是杜聿明。总理的话语让杜聿明深感内疚，他向总理表示：「我作为您的学生，却没有跟随您投身革命，反而走向了反革命的道路。
我对不起您的教导，让您失望了。」 总理耐心地开导杜聿明：「你过去犯下的错误，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并愿意改正，这是很好的。
不能责怪你们，我作为你的老师，也有一定责任。你是我黄埔的学生，我没有把你教育好，让你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对于特赦的人，总理一直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以杜聿明的身体状况来看，他是最危险的一个。然而，在党中央和国家的关怀下，他的身体状况竟然逐渐好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杜聿明晚年靠不定期的肾透析维持生命，但他仍然不遗余力地为祖国统一奔走效劳。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他的临终遗言是：「我期盼我的同学、亲友、同胞们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