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连发三次声明，诱降蒋介石、企图灭亡中国。
1月16日，近卫第一次发表声明称：蒋介石如不接受议和条件，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11月3日，近卫二次发表声明称：如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他崩溃为止」。12月22日，近卫又发表三次声明，提出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企图诱胁蒋介石政府接受屈辱条件。
日本近卫首相的三次声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没在意，外交部门一直保持与日本政府的联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及其下属日本科科长仍来往于香港、东京与汉口之间，暗中进行「和平」活动。近卫内阁改组后新外相宇垣一成与蒋介石和时任国民政府外委会主任兼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均有旧交。当宇垣外相发表声明说「中国方面有根本变化时，可能考虑和平问题」时，张群首先致电祝贺宇垣上台，并提出和谈试探，称汪精卫或他本人可出面谈判。
6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秘书乔辅三到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会谈。次日，日本五相会议即决定【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军事打击与政治诱降双管齐下，要求集中国力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同时「不妨根据条件接受」和谈。
7月8日，五相会议再次确定诱使国民政府投降的具体四条件通过密谈转达乔辅三：一是使国民政府合并于新兴的中国中央伪政权，二是改变国民政府名称或改组旧国民政府，三是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是蒋介石下台。
7月12日，五相会议还决定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主要意图即是拉拢国民政府的杂牌军归顺，巩固新政权（伪政府），建立并操纵反蒋反共势力。
7月18日，乔辅三中村转达了蒋介石和谈方案，核心是：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亲善，停止一切反日行动；通过签订中、日、满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承认内蒙古自治；承认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开发华北经济；关于是否加入防共协定或缔结特别协定问题，须进一步研究确定；中国目前无力赔款等。这一方案基本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仅重庆政府参加或合并于伪政权及蒋介石下台两条未能接受。为此，双方僵持不下，谈判陷于停顿。
如此，蒋介石在武汉会战之前，积极主导与日本密谈，是否证明蒋介石是消极抗战的呢？通过相关史料查阅，1938年9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敌将与武汉未陷落以前，求得一停战协定而罢兵乎？此则无异城下之盟也，如无国际变化向倭压迫，亦决无和议可言，即使敌国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亦决无实现之可能。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我国之坚忍不拔耳，切戒勿为和议之谈摇撼」（见台北「国史馆」【困勉记】），这表明蒋介石对日军的阴谋企图是很清楚的，其主导与日本密谈话可能是在试探日军进一步的打算。
12月2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指主和派）所惑」（见台北「国史馆」【蒋中正事略稿本】）。这表明蒋介石对政府内主和派心有芥蒂，通过虚与委蛇密谈以日本狼子野心的企图，试图进一步分化瓦解主和派势力。这对统一抗日战线和国民思想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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