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被全世界公认为杰出的外交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与毛主席和其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以崭新的形象让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赏。
他被不少外国政要称赞为
「
一位杰出的谈判家
」
和
「
世界上罕见的伟大外交家
」
，尽管周恩来拥有卓越的外交艺术，但并非面面俱到。
耿飚在周总理准备访问印度各国时，临走前特别告知了一件事，若不注意将会酿成大祸。幸亏有了耿飚的提醒，否则中国在外交上将可能面临政治风波。那么这件事到底是什么呢？
1954
年。
周恩来与印度的外交关系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时即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就在社会主义各国与新中国建交之际，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开始关注新中国。
也许是因为中国社会和印度都曾经历过相似的被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统治的经历，所以尼赫鲁在新中国成立仅半年之后便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印度因此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非常看重对印度的关系，他十分重视争取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从一开始就在政策思想上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
1952
年
4
月，当召开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时，一些驻印度大使认为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虽然在形式上独立了，但在实质上仍然处于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周恩来立即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
他主张：
「
尽管这个国家曾经是殖民地，但现在已经取得政治上的独立，拥有自己的国会和政府，并由当地资产阶级统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称他们为殖民地，只有那些直接受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才能被定义为殖民地。东南亚国家与帝国主义存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矛盾，我们应该积极争取他们，使他们保持和平中立。
」
在
1950
年代中期，在张闻天的领导下，根据周恩来的思想，他们制定了【对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的方针政策】等文件。
中印在
1950
年因西藏问题产生分歧时，中国为了维护与印度的友好关系表示：
「
我们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方面寻求合适的互利解决方案。
」
当十四世达赖喇嘛准备在那年年底逃往印度时，周恩来在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时指出，中印关系会与达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暗示达赖若赴印度将对中印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印度方面已理解周总理的意图，他们表示不会鼓励达赖离开西藏，但会劝告他不要去印度。如果达赖决定前往印度，印度将依据国际惯例给予避难。
达赖不久之后也回到了拉萨。
尽管达赖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仍然面临挑战。
在
1953
年
12
月
31
日，中印谈判在北京举行，周总理在这次会晤中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要按照这些原则，中印之间的问题都可以进行磋商解决。
在
1954
年元旦时，周恩来亲自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谈判方案，详细列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提出了谈判要先易后难的策略，避免涉及边界问题，以便促使谈判更容易达成协议。方案指出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应该被取消，但可以适当保留不损害中国主权的部分。
不久之后，经过中央的批准，双方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最终达成了协议，并签署了协定。
不久之后，印度就迎来了周总理的访问。
耿飚小心提醒，周总理正在访问印度。
1954
年
4
月至
7
月，为解决朝鲜半岛和印度洋地区的和平问题，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日内瓦会议。
周总理在会议休会期间首次访问了印度，这是尼赫鲁主动邀请的。周总理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并在返回国内的途中进行了印度之行。
印度对周恩来的到访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和热情接待，可能是出于对中国的信任和友谊，亦或是因为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杰出表现。成千上万的群众夹道欢迎他，场面壮观。
周恩来此次访问内容十分丰富，他在欢迎大会上表示对印度的支持，并与印度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他提出将中印两国在北京达成的协定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确定为指导和处理两国及其他国家关系的原则。
印度表示同意了。在会谈中，两国还就历史遗留的分歧和争端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了共识。
在印度逗留期间，印度还特意邀请周恩来到克什米尔观光参观。由于当时该地区与巴基斯坦存在争议，因此前往参观必然会对巴基斯坦造成误解。
因此，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也提出了劝告：
以商定的五项原则为基础，我希望你能主动与巴基斯坦进行会谈，促使双方就克什米尔问题和其他争议展开对话。为避免给双方会谈制造不利气氛，这次暂时不考虑讨论克什米尔问题。
尼赫鲁听了这番话后，虽然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
周总理在
1956
年再次访问印度时，再次面临了这个问题。当时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五国。在出发前，耿飚特别提醒周恩来：
「
如果印度方面邀请您到尼赫鲁的家乡访问，最好不要去。
」
周总理不明白，询问原因。耿飚接着解释：
据我所晓，尼赫鲁的故乡位于印度实际控制的克什米尔南部。如果您在尼赫鲁的陪同下造访他的家乡，可能会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反对巴基斯坦。
周恩来听后茅塞顿开，假若不是耿飚提醒，或许他会真的返回去，届时必然会招致重大灾祸。
印度果然在那之后提出了邀请，周恩来巧妙地回绝了，避免了一场外交风波。这件事情的成功也应该归功于耿飚。当然，耿飚在外交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不仅限于此，他展现的外交风采也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
国防部长未被授予军衔
耿飚最初从事外交工作是由周总理亲自点将。为何要指定他呢？原来，耿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了外事工作的经历。
1944
年
9
月，一支美军考察小组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当他们接近黄河时，遭遇了日军飞机的袭击，这让美国人措手不及。耿飚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于是他率队整顿秩序，直到美国人才安心下来，最终成功护送了他们。
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展现出了耿飚非凡的外交能力，为他转型为外交家奠定了基础。
他在抗战结束后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场智慧与勇气的较量，成功地摆脱了特务的跟踪，这让周恩来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周总理就迅速想到了耿飚。
尽管耿飚对自己的能力不太自信，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平凡人，怎么能与外国人打交道呢？但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劝说下，耿飚还是决定加入外交部，成为了外交工作团队的一员。
不久之后，他就被委任为驻瑞典王国大使，随后又兼任了驻丹麦、芬兰、挪威三国公使以及驻巴基斯坦大使、驻缅甸和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职务。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担任过
6
国大使和公使的外交官之一。
耿飚在
1960
年
1
月至
1963
年
8
月期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陈毅外长处理了许多涉外案件，参与或主持起草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文件。
中国在对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时，全力支持对方的经济和发展，但阿尔巴尼亚并未珍惜这份援助，反而愈发挥霍。耿飚对他们的肆意浪费感到非常不满。
在国内的政治氛围下，我们不应该要求中国人民为援助阿尔巴尼亚而勒紧裤腰带。然而，耿飚却挺身而出，大胆地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强烈呼吁对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调整。
毛主席在收到报告后，还称赞说：
「
耿飚敢于直言不讳，真实地反映了情况，是一位出色的大使。
」
不久之后，中国对耿飚提出的意见进行了采纳，援外工作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成立后，耿飚都为祖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却成为了唯一一位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每当有授衔时，他总是与其擦肩而过，但从未表达任何怨言。
他在兼任国防部长两年期间，为军队整编、民航改制以及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辛劳不已。
耿飚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创造了一个在中国外交乃至世界外交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一人兼任三国使节。他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为中国打开了西方大门。如今中巴之间拥有如此深厚的友谊，耿飚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