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与杨虎城策动了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
此场事变乃中国近代史上的分水之岭。
以这场事变为关键节点，当事各方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
有人借他平步青云，有人为他倾家荡产。
今日我们来剖析一下，西安事变对彼时各方力量的作用，探究谁为最大获益者。
【张杨的动机】
为明晰此问题，我们需率先厘清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位关键人物发动此次兵变的利益驱动因素。
现今诸多书籍皆言，此二人乃爱国将领，他们对蒋介石纵容日寇侵略、致使国土沦陷深感悲痛，最终毅然决定，向蒋介石发动兵谏。
这究竟是否为真相呢？毋庸置疑，张杨二位将军均为爱国将领，其心中皆怀国家与民族。
然而，他们首要的身份并非爱国将领，而是军阀。他们的一切行为动机，均需顺应这一身份。
若要明晰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需将视角转换至此种身份。
首先谈张学良，1928 年张作霖于皇姑屯遭日本人炸亡后，张学良承接其父之武装，遂成为彼时中国境内，实力仅次国民政府的二号军事势力首领。
1930 年中原大战之际，张学良的人生步入了辉煌阶段。
他于双方僵持之际伺机而动，最终拍板决断，率领军队入关，夺取了京津冀地区的领土。
然而仅短短一年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致使张学良从巅峰坠入谷底，被视为人人皆可声讨的「卖国贼」。
此种落差令他难以承受，故而挥师东北，光复故土遂为其至深之执念。
此为他后续诸多事宜的原始动力。
当年九一八之际，他因听信蒋介石的谬言而下令不予抵抗，意在期望国际联盟介入，使日本归还东北。
自鸦片战争起，列强于中国构建起势力均衡之态，若有一方妄图打破此均衡，便会遭受反制。
例如在 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际，俄国借机侵占了东三省，而后列强扶持日本挑起日俄战争，将俄国人逐出，东三省遂重归中国掌控。
此前存在这样的成功经验，张学良对国际联盟抱有幻想，实属正常。
我们清楚结果，国际联盟使他深感失望，延续百年的列强势力均衡已然消逝。
国际联盟无法寄予期望，张学良遂将收复失地的期望，寄托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一度消沉，为消解民众怨愤，其宣告暂离职位，前往欧洲进行考察。
在此次考察过程中，他与法西斯宗主墨索里尼会面，法西斯集权独裁的模式使张学良误以为觅得了人间真谛。
归来后，他对蒋介石予以大力扶持，期望蒋介石能够在某一天汇聚全国之力，助其收复失地。
为何张学良在遭遇红军后，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大转变？
否，张学良之初心始终未改。然遇红军后，其觅得一更简捷之途，故而决然背弃蒋介石。
民国时期，在新疆存在一位军阀，名为盛世才。
这盛世才曾为张作霖东北军内一名毫不起眼的小军官，其资历甚至远不及能为少帅提鞋之人。
其后，盛世才认为自身在东北军中难以立足，遂携数名随从一路奔赴新疆。
盛世才之流在中原军阀混战的局面中毫无影响力，然而抵达新疆后，却形成高维度对低维度的优势，迅速成为当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股势力。
为达成统一新疆并消灭其他割据势力之目的，盛世才意欲寻求斯大林的支持。
他将自身佯装为马列主义者，借此顺利获取了斯大林的信赖。
而苏联向来对新疆存有企图，斯大林借此出资、遣军队、供装备，硬是将盛世才推至新疆掌控者的地位。
1936 年，盛世才已然登上新疆王之位。
你言，张学良目睹此般情状会有何思绪？往昔张氏集团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竟在苏联的扶助下妄自尊大，难道我张某不及他乎？
自此，张学良的心境产生细微变化。
收复故土的期望从全然依赖蒋介石，变为尝试借助苏联。
然而，如何与苏联取得联系，实乃难题。缘由在于他曾与苏联在中东路爆发过战事，双方存有积怨。
因缺少中间人，张学良心中的此想法暂且受到抑制，直至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
红军抵达陕北后，双方数次交战，张学良察觉到自己的东北军，居然无法战胜这些历经挫折的队伍。
彼时，他内心联苏抗日的念头，无可阻挡地扩散开来。
我党有意争取张学良，遂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释放，令其对张学良开展工作。
双方需求各异但基本契合，随即张学良秘密探访红军，并就停战抗日事宜达成共识。
然而张学良未察觉的是，苏联实际上对中共颇为不满，斯大林将抗日的期望全然寄托于蒋介石，他此举可谓是徒劳无功。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再度聚焦于杨虎城。
怎料人于家中安坐，灾自天而降。
起初，在其身旁出现了一个刘志丹，致使陕北被红色力量所影响。
其后，蒋介石以剿共之名，将其结拜兄弟张学良派至陕西。
然而，杨虎城的状况尚有挽回余地，倘若如「贵州王」王家烈那般让中央军进入，那便全然无望了。
为防止成为又一个王家烈，杨虎城在剿共方面曾竭力行事，旨在杜绝蒋介石借机入陕。怎奈力有不逮，难以取胜！
既然短期内难以剿灭共产党，那么张学良的方案未必不可视为一剂救急之策。
西北具山河之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倘若红军、西北军、东北军紧密联合，据守西北，且与苏联结盟，即便蒋介石，恐亦不敢贸然行动。
此后西安事变发生后，确曾有过这样的局面一度呈现。
【西安博弈】
在此，张杨二人暗中与我党之周恩来、李克农进行联络，而在彼处，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则借由安插于东北军内的密探获知了此消息。
蒋介石盛怒，此般军阀，无一可信，看来须得自身亲为。
处于盛怒之中的蒋介石，作出了一个令其懊悔终生的抉择，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临行前夕，他唤来亲信戴笠，探问西安那处是否稳妥。
戴笠言辞笃定地宣称：张杨仅为通共之情形，不存在任何心怀异志的表征。
这着实不应归咎于戴笠的情报工作存在疏漏，实际上张学良、杨虎城的确无不良企图的表现。
西安事变之时，张杨二人皆不知其发展态势究竟如何，戴笠又岂能知晓？
12 月 1 日，蒋介石的专机抵达西安。他对杨虎城心存疑虑，故而未入住西安城内，选择在城外的华清池驻留。
彼时，西北军居于城内，东北军处于城外。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其结拜兄弟张学良，颇为信任。
然而，与张学良的会面，致使蒋介石怒不可遏。
此次会面后，张学良的态度发生显著转变，不再对他予以支持，而是不断督促其停止内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其后数日，双方每日皆会碰面，然而每日皆起争执，彼此言语全然不合，根本无法达成有效沟通。
蒋介石已然无法再容忍，径直下达最终指令：尔等要么自行剿灭共产党，要么准许中央军进入进行剿除，东北军调往福建安顿，西北军前往安徽驻守。
蒋先生所设定的最终期限为：12 月 11 日。
就这一结果而言，杨虎城的愤怒程度甚于张学良。
张学良本为无家之人，去往何处皆无差异。然而陕西乃其属地，前往安徽？蒋介石此等言论，着实荒谬。
安徽位于何处？此地曾为蒋介石的重要据点，与南京仅一江之隔，他若前往，恐难折返。
其后张学良暮年对外宣称，西安事变系杨虎城鼓动他所为，此说法大概率属实。
那么张学良如何呢？
他因错估形势，觉得全国抗日氛围热烈，遂认定自己此般作为顺应天理，符合民心。
届时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收复东北，如此则个人名利与国家利益皆可得。
此二者，其一为贪念，其一为惧意，当中亦掺和些许爱国情愫。
在这当中，张学良的爱国成分更为突出，因其尚未陷入绝境，原本并非必须这般行事。
多种复杂情绪相互交织，致使他们于最后通牒期满后，引发了西安事变。
【谁是赢家？】
然而，西安事变的结局，远超张杨二人的预想。
预想中的全民支持并未显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众人的严厉指责。
当时中国虽名义上为现代社会，实则仍处于封建时期，君君臣臣之类的封建糟粕尚有广泛影响，他们此般行径乃以下犯上的严重不敬之罪。
原本期望成为英雄，最终却沦为罪人。此结果与张杨二人的预期，可谓截然不同。
此种情形为始终未涉其中的共产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彼时，我党遭蒋介石自江西追袭至陕北，毫无喘息之隙，当下最为迫切的乃是获取得以立足扎根的时间契机。
故而，保留蒋介石的性命，于我们来说极为关键。
鉴于蒋介石亡故，国民党或将推选出另一个如同蒋介石之人，对共产党的围剿仍会持续。
唯有使蒋介石存续，并迫其应允抗日，方可谋取喘息的时机。
张学良自始至终都不存在杀害蒋介石的念头，其工作开展相对顺利。
杨虎城乃坚决的反蒋之人，其本在当地颇有势力，若非蒋介石步步紧逼，他岂会陷入如此境地？倘若张学良未加阻拦，他早已将蒋介石除去。
张学良与宋美龄关系特殊，故而事后未失性命。然杨虎城与蒋介石毫无瓜葛，若放蒋介石离去，必遭其报复清算，既然这样，倒不如将其杀之！
我党自始至终在此事上均为局外者，对蒋介石之生死并无决定权。然当张杨二人僵持之际，我党之作用便得以彰显。
若欲使杨虎城应允，务必要赋予其安全感，此点红军能够做到。
是否还记得此前提及的关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联合互助的方案呢？
彼时我们将此称作「三位一体」，其曾于西安事变后，在西北地区短暂构建起一个政治同盟。
恰是此保障，促使杨虎城做出了让步。
然而，此「三位一体」旋即瓦解。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表其诚意，亲送蒋介石返南京，却遭扣押达半生之久。
在他离开后，东北军内部出现老人帮与少壮派的争斗，最终被蒋介石收编。
而杨虎城的部属，在蒋介石的糖衣炮弹攻击之下分崩离析。
杨虎城陷入孤立无援之境，无奈被迫出国，其原有地盘为胡宗南所占有。
抗战时期，他欲回国抗击日寇，却遭蒋介石监禁，在解放前夕不幸被杀害。
唯有我党于此次事变后，获取最为珍贵的休整时机。
抗日战争结束之际，我们不但得以复原，且实力远超往昔，达数十倍之多。
蒋介石于日记中哀叹：十年「剿共」之绩一朝尽毁。
张学良、杨虎城之举，着实断送了其唯一之机遇。
对于张学良和杨虎城，或许可谓是工于算计，却反倒害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