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4年9月23号，此时距离15周年国庆只有一周的时间，这期间周总理、赵奇的贺龙、陈毅、张爱萍等领导人开会，在会议中途，张爱萍突然站起身向周总理说，今晚外交部安排了一个外事活动我得参加，需要提前离开。
但就在张爱萍一步迈出的时候，周总理突然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堵住了张爱萍的去路。周总理指了指张爱萍的衣兜，示意其搜一搜自己的衣兜，并表示保密无小事。
那么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周总理让张爱萍搜自己的衣兜呢？
这一切都要从我们的苏联老大哥说起。1945年，美国研发了第一颗原子弹，并且直接将它扔到了日本广岛，原子弹的威力首次展现在世人眼前，那强大的破坏力以及长久的后遗症让所有国家都为之震撼。毛主席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然而，这句话只是战略上对美国的一种藐视。实际上，毛主席心里很清楚，面对强国最好的自保方式就是尽快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同年，苏联也向全世界宣告原子弹研发成功。彼时苏联与我们还是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中国很快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美国依然嚣张的把原子弹运到了朝鲜战场。美国的嚣张气焰让毛主席意识到。中国不能总是仰仗别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立足于世界强国之列。在1950年到1955年期间，中国多次向苏联表示，希望他们能够援助我们研发原子弹，但是都被时任苏联总书记的赫鲁晓夫以各种原因拒绝了。直到1957年，爆发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苏联急需中国的援助，于是便同中国签订了国防新科技协定，他们帮助中国研发原子弹，而中国帮助苏联平复起义。
1958年时，在苏联老大哥的援助下，新中国在大西北的戈壁、荒漠滩罗布泊建造起了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可时指美苏争霸的冷战期间，苏联逐渐暴露了自己的勃勃野心，企图利用军事援助的手段，派遣联合舰队派驻中国，通过长波电台的方式入侵我国领土的主权完整被我国看穿后，苏联两国的关系逐渐交恶。
1959年6月开始，苏联陆续撤走了在我国援助的所有专家以及设备，而这就让我国的原子弹研究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当时的我国正处于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若继续研究将会加剧国民的负担，可如果终止研究，那之前的所有努力将彻底付诸东流。
彼时的中央高层为此进行了一连数次的讨论。有人说，当前人民连吃饭都吃不起了，原子弹研究应该放一放。但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将会一直处于其他各国的核威胁之下。当前国家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一时间，是要温饱还是要原子弹成为了我国领导人当时最难做出的选择。
所以，在这种内忧外困的情况下，党组总部机关就紧急启用了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以及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上将，代表党和国家到罗布泊核子能工业基地，了解原子弹的研发进程情况。在这个紧要关头接到调查任务，张爱萍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
于是，张爱萍找到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在他的陪同下与核物理专家朱光亚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除了交流研究之外，张爱萍还组织了考察队在青海、甘肃等多个原子弹材料开采基地进行走访。
1961年，张爱萍递交了一份原子弹研究调查报告。张爱萍如实陈述了我国目前的原子能发展情况，并详细表明了我国研发核武器的可行性。在报告的结尾，张爱萍还写下，若一切顺利，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会在1964年爆炸成功。
而毛主席在收到张爱平的调查报告后，也对原子弹核武器大国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全新认知。但主席并没有马上执行，而是将其一直存放到了1962年底。在这段时间里，我国与印度的关系越发紧张。战争随时都会打响。不仅如此，此时我国还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危机，各方势力都是蠢蠢欲动。为了增强我国的国际震慑力，毛主席决定正式开始研究原子弹。
在1962年11月初，毛主席亲笔批示成立研发原子弹的专门委员会，委任周总理担任主任，贺老总、聂荣臻元帅、罗荣桓元帅和张爱萍上将则是出任专门委员会的委员，而这也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保密级别最高，也是权力最大的工程指挥部。这个专委的成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研发出中国自己的核武器。由张爱萍牵头的工作组很快投入到了研究中。经过实地勘察，张爱萍发现要首先解决掉三个问题，才能进入到研究阶段。这三个问题就是人才、原料和资金。
为了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张爱萍发动身边的一切人脉资源，他先是找到老同学刘西尧，此人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对于核武器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紧接着又找到张振环，此人毕业于北大地质系，对原子弹和导弹的原理都非常了解。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30万人参与到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事业中，而为了遵守保密要求，这些人大多是隐姓埋名的投入到了工作中，甚至连他们的家人都不清楚他们具体在干些什么工作。
为了保证核原料能达到制作需求，并尽快获取粗铀原料，国家除了对大厂进行加快建设以外，早在1959年之时，技术人员还通过组织群众人工制取的方法，为我国为缩短工程的进度节省了一年的时间。
为了减少原子弹的研发经费，我国研究过程中的每一步都非常谨慎，其中很多需要试验的阶段全都通过模拟推算中完成，这就为我国节省了上亿的研发经费。而张爱萍更是从生活的一点一滴进行。他会尽量避免乘坐专车，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甚至研究所的两台机床都是研究员省衣节食，一点一点的购置各种材料组装起来的，研究工作进展十分艰难，但是大家却信心十足。一定要研制出来我们中国自己的核武器。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国际形势十分紧张，美国为了打探我国的原子弹研究情况，在我国周边建立了很多监听站和侧向站，还用卫星探测我国的研究进程。为了防止被敌人获取情报。我国将研究原子弹的所有场地都选址在西北戈壁滩等偏远地区。
戈壁滩的气候变化无常，昼夜温差很大。白天气温是二三十度，但深夜气温会低到零下十度以上。此外，当地的水质条件也很差，不仅有非常明显的苦味，而且有时水中也有沙子。所以一开始，许多研究人员出现了腹痛、腹泻和其他不适的情况。
在得知科研人员面临的苦难之后，周总理立即做出指示，必须要让科学家们、技术工人们和部队战士们都吃饱，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搞研究。于是在当时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紧急征调食物和药品送往戈壁滩支持核武器的研究。
中国的科学家们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展开了原子弹的研发工作，刚开始没有任何头绪，只能从零开始。科学家们通过大量的翻译和研究国外书籍和资料最终确定了我国原子弹的研究方向。他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的研究各种数据，但对于数据的计算就反复进行了九次，草稿装了几麻袋。
然而反复计算下来的数据还是跟当年苏联专家留下来的数据有出入。后来事实证明，当年苏联留下来的数据是错误的。不过也正因为这些错误的数据，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经历了九次运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64年6月，远在草原的刘杰向北京传来报告，不带核燃料的原子弹模拟实验成功后，关于原子弹的最后一个技术性难题就此成功破解，而这已让我国的原子弹研究得以进入爆破实验阶段。
而为了让原子弹在正式爆破试验中一次性取得成功，张爱萍和刘西尧从八月份开始经常往返于北京、青海和新疆等地，周密部署关于原子弹爆破钢塔的安装、调试以及正式爆破需要的各类事项工作。
在周总理严谨细的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指示下，张爱萍和刘西尧就不辞辛劳的对原子弹配置起爆装置取样回收等，原子弹正式爆破进行了多次的预演工作。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爱萍还在科研人员的陪同下，亲自驱车到金银滩试验基地，从头到尾按照严格工序检查了原子弹的部件以及加工和装配工作。
对于需要由大量技术工人完成的重要工程，为了确保不被泄露，张爱萍还与刘西尧还专门检查了保密通讯网。然而，随着原子弹爆破实验的越来越近，试爆的安全保密问题也成为了周总理异常关注的事情。在被多方势力紧盯的情况下，周总理紧急连续召开多次专项会议，探讨中国原子弹试爆计划到底如何打算才能够更加稳妥。
如果一切顺利，当然可以震慑外敌扬我国威。然而，万一失败了就极有可能引来他国的忌惮，从而威胁到我国的国土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尽快引爆，而另一派却认为可以先放置一段时间，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引爆。
最终，毛主席在深思熟虑之后，认为中国生产原子弹并不准备投入战争使用，而是作为防御武器，因此越早引爆越好。于是，1964年9月23日，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商讨我国研发的原子弹正式进入引爆阶段事宜，张爱萍作为主要负责人也被邀请参会。
会议期间，张爱萍因为当时还有个外事活动需要参加，突然起身向周总理告假，周总理连忙问道，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爱萍确认了之后回答说没有带。周总理并不是怀疑张爱萍为人，只是担心纰漏。为了保险起见，他仍指着张爱萍的口袋说，再搜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纸条。在看到张爱萍把口袋都检查了一遍后，周总理才真正放宽心。由此可见，中央对于这次核试验的重视程度。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两点半左右，随着罗布泊的一声巨响，我国正式步入了核武器国家。这是全体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刻，更是新中国迈向新征程的重要时刻。从这一刻起，我们真的有了无所畏惧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