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将上面的一篇文章进行改写去重，改动的幅度要大，但是意思不要变：
在革命时期，我党和敌人的战斗不仅仅限于地面上的实质战场，还延伸至无形的空中战争，即无线电通信领域。
许多谍战剧情中，都描绘了敌我双方争夺对方通信密码的情节。
在电视剧【暗算】中，数学家黄依依通过深思熟虑，成功解开了敌人的「光密」密码；
而在电视剧【伪装者】中，王天风通过制定「死间计划」，采用诈降的手段，出卖明台领导的行动组成员，使日方特务误信他们获取了真实的密码本，从而在正面战场取得了胜利。
尽管在革命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方力量相对薄弱，但在无线电通信这个看不见的领域，我党从一开始就占据着敌方相对脆弱的制高点。这一制高点的确立离不开周恩来亲自设计的「豪密」。
从1930年红军开始使用无线电通信，到1949年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务组织在大陆秘密潜伏，数十年来，「豪密」从未被破解，堪称世界上最为神秘的电台密码。
那么，「豪密」究竟有何不同寻常之处？为何能够取得如此高效的保密效果？在本文中，我们将一同揭开「豪密」的神秘面纱。
01.我党的首位报务员由国军电台培养
我党初创之际，由于实力薄弱、技术水平低下，再加上南昌起义后我军陷入敌人的封锁和围剿之中，通讯仍然采用较为原始的手段，即由情报人员携带密函传递消息。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高风险性。一旦情报人员被捕，情报被敌人得知的风险极大。
我党领导层当然也认识到先进通讯方式的重要性。因此，在党的「六大」之后，建设电台的计划迅速上升到了日程的前列。
1928年夏季，党中央设在上海，为了与湘赣边界的不断壮大的革命根据地和在白区各地坚持斗争的党组织保持联系，决定在上海建设党的地下电台。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等6人被选派到苏联秘密参加「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928年10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国内，找到在上海法租界任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告知他组织决定派他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要求保密，并让他自己找学校。张沈川在报纸上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第六军用电台，台长刘鹤年为了利用电台资源赚外快而设立。
张沈川化名「张燕铭」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学校学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学习了无线电学基础知识和收发电报等技能。
1929年5月，张沈川结业后留在国民党第六军用电台实习。有时，国民党的报务员晚上外出，让张沈川代班。起初，他们对张沈川不放心，派人监督，但发现他细心可靠，从未出错，便不再警惕，让他独自代班。
一天，夜深人静时，张沈川趁机偷抄了两本国民党军用电台的密码，交给了党组织。
然而，好景不长，第六军用电台来了几个黄埔军校的实习生，给张沈川的工作带来不便。因此，他找了个理由辞职，离开了这个岗位。
张沈川离开国军第六军后，巧妙地利用组织提供的先进无线电器材和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提供的详细图纸，成功制造出一台高效的收报机。
随后的一段时光里，李强和张沈川共同负责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十名年轻志士，专注于报务学习。为确保安全，他们采取了分散居住、单线联系和上门教学的策略。
1929年秋天，当人员和设备准备就绪时，中共第一地下无线电台在上海正式建立，机务由李强负责，而张沈川则主持报务。
从此，微弱的「嘀嘀哒哒」声中传出红色电波，从上海一栋石库门的三层楼中飞向夜空，紧密联系着分散在祖国各地的革命同志。
02.「豪密」诞生1929年末，中共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无线电台，使得上海的党中央能够与香港的地下党保持联系。
随后，上海党中央通过香港电台与广西百色起义部队和江西苏区的红军取得了联系。加上之前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几名骨干陆续回国，我党的无线电队伍得到迅速壮大。
然而，就在这时，香港的电台却遭到了港英当局的破坏。当时，我党电台使用的密码是由张沈川设计的，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将汉字明码颠倒更换顺序编排，另一种是将英文字母替换成阿拉伯字母，再转变为汉字。
由于这些密码较为简单，很容易被英国人破译。曾三是负责收发报的张沈川的学生，在与香港电台通讯时，他突然察觉到报务员的手法和声音发生了变化。因此，曾三谨慎地停止了发报，只进行接收而不回应。
第二日，傲慢的英国人居然向上海地下电台发送了一份英文电报：「你们的盟友状况良好，目前在监狱中。」
可以想象，当曾三接到这份电报时，肯定会感到震惊。更令当时中央特科主管周恩来感到担忧的是，如果英国人再精明一些，假扮成香港电台与上海电台联系，或者与江西苏区取得联系，那将给我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这种危险的情况，改换密码本，制定一套更难破解的密码，立即成为我党的电信技术人员的当务之急。
不久之后，周恩来以总设计师的身份，创制了一套新的密码。由于当时周恩来使用一个化名「伍豪」，因此这套密码被命名为「豪密」。
「豪密」为何难以解密？当时，国内使用的电报有一套明文，由商务印书馆统一出版发行。用于传递情报的电报当然不能使用明文通信，通常是在明文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加减、置换、数字替代等方法，形成新的密码。
摩斯电码对照表
那么，「豪密」是否以这种方式加密呢？
目前，尚未有直接公开的文字或当事人披露「豪密」的具体情况。由周恩来亲自编制的那套密码，因为年代久远，原件已无法找到，但我们今天仍可从一些已公开的相关人员的言辞中大致推测其中的奥秘。
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罗青长表示，「豪密」是由数学和文字组成的；在周恩来身边从事机要工作的童小鹏表示：「我们使用的密码不会重复」。
而在一份已公开的周恩来于1936年发送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有这样一句：
「关于二、六军团方面的情报，请你方担任供给，提供与其通报密码的书名、第几本以及报首及页行字数的注释告知我，以便联系通电，避免浪费时间。」
这份电报发出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本在张国焘手中，由于张国焘决心分裂红军，故意不交出密码本，导致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无法联系，因此周恩来通过电报向张国焘索要密码。
这份电报中提到的密码体系是红军内部在传递机密信息时采用的一种高度安全的方式。这种密码系统依赖于书籍的特定信息，包括书名、册码、报首信息、页码、行数和字序等。简而言之，通信双方各自持有一本相同的书，发送方通过电报传达书中的页码、行数和字序等信息，而接收方则根据这些信息在自己手中的相同书籍中查找对应的文字。
这种密码系统的复杂性使得破解变得异常困难。即使敌方拦截了电文，得到的只是一串数字，与明文没有直接关联，因此敌方难以猜测这串数字的含义。
与传统的「一个字对应一个代码」的密码系统不同，「豪密」可以被视为一种动态密码，同一字在不同电文中可能对应不同的代码，缺乏规律性，增加了破解的难度。
更进一步，即使敌方知道密码指代书中的页码、行数，但由于可能使用不同的书籍，加上出版社和印刷批次的差异，页码和行数也会有变化，使得解密变得更加困难。
另一种使用的编码方式是「底本加乱数」。底本代表一种类似于明文的单表代替密码本，而乱数则是随机编排的数字表。在加密电文时，底本加上乱数形成一串数字；在解密时，再减去乱数，即可得到底本上的数字。
由于乱数是随机的，即使电文中有相同的汉字，加上乱数后会产生同码不同字或者同字不同码的效果。
这种层层加密的方式使得「豪密」自投入使用以来从未被敌人破译。
关于「豪密」的使用，回溯到1930年12月的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张辉瓒师一万余人，并缴获了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这使得苏区红军拥有了完整的电台设备，而俘虏的国民党军中有几名报务人员。
在进行思想工作后，其中四人留在了红军队伍中，其中一人即是后来担任红军无线电队队长的王诤。
江西苏区的红军也因此获得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并于1931年9月成功与上海临时中央取得联系。
至于「豪密」是如何从上海传达到江西苏区的，依然采用了传统的「人员带回」方式。
1931年2月，张沈川的徒弟曾三携带半套「豪密」从上海出发，前往江西苏区。与此同时，任弼时伪装成传教的牧师，携带一部【圣经】途经香港抵达江西瑞金。而这本【圣经】正是「豪密」的密码之书。
数十年后，我们已经进入和平年代，可以想象到在上海深夜，邓颖超手握一本【圣经】，将电文翻译成数字串，发报员将这些数字发送到江西苏区。而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则对照着带回来的【圣经】，将接收到的数字串翻译成汉字。这种古老而巧妙的密码体系，至今令人回味。
在未来几十年里，「豪密」在我党的无线电通信领域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也曾积极参与早期地下电台的收发任务，她回忆道：
「由于周恩来聪明才智，他设计的密码既易记又实用，却非常难以被破译。国民党束手无策的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今日，我们的密码仍然延续了‘豪密’核心部分。换言之，时光已过去七十多年，而我们的密码至今仍然屹立不摇。」
相较之下，我党在破解国民党电报密码方面屡屡获胜。
举例来说，在反「围剿」时期，我党的破译小组成功破解了敌军密码100多本，为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
在长征期间，红军指挥部根据破译的情报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术，四次渡赤水，成功地从国民党40万人的围堵中脱颖而出，摆脱了危险。
甚至，在红军掌握国民党军口令和电文格式的基础上，通过模仿蒋介石的语气，红军成功地伪装成蒋介石，发布了命令让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改变行进路线，为红军成功渡过乌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结语「豪密」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确保了我党和军队无线电通信的绝对安全。它与我党的地下工作相辅相成，共同书写了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辉煌篇章。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这一战线上英勇战斗的每一位英雄，无论他们是否留下了名字。
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这一战线的主要创立者和杰出的统帅，也是隐蔽战线取得胜利的最大功臣——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