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彭真开会时说：若毛主席错误不检讨，将对党留下严重影响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北京举行了规模宏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被历史称为「七千人大会」，参会人员包括中央、省、市、县、重要企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总计达7000余人。
在大会上，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经济困难时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探讨。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违反经济规律必然受到惩罚，我们也确实在过去三年中受到了严重的惩罚。社会主义建设是一条未曾走过的路，苏联的经验是他们的，我们必须依靠自身实践。」
然而，一些与会代表对毛泽东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刘少奇在发言中表示：「在全国范围内，缺点和成绩的比重可能是三七开。我在湖南的一处地方听到农民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人们将无法接受。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些地方天灾可能是主要原因，但在大多数地方，我们的工作失误是主要原因。」
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也在发言中强调：「过去几年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内部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忠臣遭到了迫害，人们不敢坦言真实情况，只能迎风而行，言过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鉴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刘少奇和刘澜涛难以进一步「向上问责」，而这最后的屏障最终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拆除。
在1月18日的会议上，彭真发言指出：「我们的错误首先由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毛主席、少奇以及其他中央常委同志。不能回避这些责任，有多少错误就要承担多少责任。毛主席也并非没有犯过错误。当前党内存在一种趋势，不敢提出意见，也不敢检讨错误……如果不检讨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将对党产生不良影响。」
在座的众人都为彭真所言而震惊。多年后，薄一波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表示：「当时彭真同志敢于如此直言不讳，实属不寻常。经过三十年的时间检验，彭真同志的这番言论仍然经得起推敲。」
第二天，周恩来为了保护彭真，同时避免触及毛泽东的威望，在发言中积极承担责任，说道：「过去几年的问题是我们的失误，幸亏主席及时纠正，否则后果更为严重，可能导致中风。现在关键是争取时机，不埋怨天、不责怪人，要积极进取，努力工作……主席早就察觉到问题，有所准备，但我们犯了错误，他一人难以阻止巨浪。现在全党要齐心协力，加强集中统一，听从‘梢公’的建议，听从中央的指示，中央要听从毛主席的指挥。」
尽管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但陈伯达依然紧紧抓住彭真不放。他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言论，值得深入研究。我们做了许多混乱不堪的事情，难道不应该追究毛主席的责任吗？难道不应该对毛主席的工作进行检讨吗？」
面对陈伯达的歪曲，彭真只好解释说：「当前，从上到下，我们都应该进行切实的自我批评。这不仅不会损害党和毛主席的声望，相反，将会大大提升，使大会效果更为显著。」
庆幸的是，毛泽东接纳了彭真的建议，于1月30日在大会上自觉进行了自我反思：
中央所犯的任何错误，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都愿意为此负起责任。由于我担任中央主席的职务，我不打算推卸责任给其他同志。当然，其他同志也分担了一些责任，但作为第一责任人，我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
正是由于毛泽东主动承认了错误，"七千人大会"形成了追求真实务实的氛围，为进一步纠正自"大跃进"以来的工作中的错误、扭转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七千人大会"上，彭真之所以指出毛泽东的错误，是因为他具备强烈的党性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并非是对毛泽东个人的攻击。在彭真的内心深处，他对毛泽东十分敬仰。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上涌现出怀疑四项基本原则、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潮流，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感到迷茫，甚至动摇不安。对此，彭真深感忧虑。尽管他曾经历过委屈，但他从不以个人遭遇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每当谈到毛泽东时，他总是先强调其卓越功绩。
1980年初，彭真在与秘书杨景宇交谈时表达了他的担忧：
高扬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必须坚定地捍卫。一旦失去这面旗帜，我们将失去前进的方向，党心民心也将陷入混乱，这是不可取的。
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不能将所有责任都归结于毛主席个人。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在审视自己时，我并非盲目崇拜的人，但我对毛主席抱有崇敬之情。
当时，彭真的讲话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有力地驳斥了一些否定毛泽东的不良思潮。他所展现的实事求是的高尚品质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