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69年破例晋升为副总长，71年访越回国被审查，周总理：好好揭发
1922年，阎仲川诞生于河北定兴，他于1938年加入冀中军区徐涞军分区的抗日游击队，始终紧随吕正操的身后，共度抗战岁月。
在整个抗战期间，阎仲川一直在吕正操的领导下服役。吕正操当时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他率领六个团支援晋绥军区，而阎仲川也是其中之一。
阎仲川在参谋工作中表现出色，曾担任冀中军区司令部1科参谋和晋绥军区作战参谋，与吕正操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解放战争爆发后，吕正操却意外地决定让阎仲川停止跟随自己。尽管阎仲川的才能无可置疑，但由于有人散布谣言，传言称「吕司令回东北要拉山头，阎仲川就是他山头的人」，吕正操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毅然决定分道扬镳。
当时，吕正操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西满军区司令员，而阎仲川正计划前往东北。然而，在阎仲川走到前方之前，吕正操通过一张纸条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大致内容是「你别跟着过来」。
吕正操也向阎仲川解释了他的决定，并非因为阎仲川的能力不足，而是有人散布谣言，传播出「吕司令回东北要拉山头，阎仲川就是他山头的人」等言论。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吕正操认为最好还是分道扬镳。
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总的眼中，阎仲川的表现令人信服，因此他留在司令部，担任一科参谋。阎仲川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以一种幽默的口吻调侃道：「我是摆脱了一个小山头，却又融入了‘四野’这个更大的山头。」这段经历成为他在东北时期的印记，也为他之后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四平之战的残酷战后，东北民主联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只得匆匆北撤。当时，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因对革命产生疑虑，又受到美色的引诱，突然叛变，将东北民主联军的军用电台密码泄露给了国民党。
这一背叛行为让我军多次陷入措手不及的境地，也让林总对一些干部产生了怀疑。在靠山屯战斗期间，林总派阎仲川前往一线进行调查总结。尽管约定了任务时间，但阎仲川却迟迟未归，使得林总开始担心他是否效仿了王继芳的叛变行为。
这个疑虑在林总心头生根发芽，让他坐立不安。情报处处长苏静察觉到了林总的焦虑，劝慰道：「林总，请放宽心，阎仲川一定会安全返回。」林总犹豫地问：「你能确定吗？」苏静坚定地点头。没过多久，阎仲川终于回到了司令部，原来是路上遇到了突发的敌情才耽搁了时间。经过这一事件，林总对阎仲川建立了信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阎仲川一直随着林总南征北战，历经作战科副科长、中南军区司令部一科科长、作战处副处长等职务，直至1950年林总调往北京，两人才分道扬镳。
随着林总的离开，中南军区大部分仍由原四野的人组成，其中地位显赫的黄上将对阎仲川非常欣赏。1955年，中南军区主体改组为广州军区，阎仲川接任作战处处长，并后来兼任军区副参谋长兼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军区参谋长等职务。
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阎仲川一直在黄上将的领导下工作，两人关系融洽，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相互愉快。因此，当1969年黄上将调任总参谋长后，他力荐阎仲川担任副总长。
尽管阎仲川对一些过于政治化的事务并不深涉，他在广州还曾兼任过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对地方工作也有丰富经验。因此，初到北京时，周总理曾对他表示欣赏，并有意让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然而阎仲川以不熟悉行政工作为由婉拒了这一提议。
事后他深感遗憾，意识到这是总理给予的一次机会，而他自己却错失良机。
阎仲川一到总参，意识到身边多是经验丰富的高级将领，为了避免被牵扯进权力斗争，他决定采取自我封闭的方式处理公务。他不主动拜访老领导，甚至对黄上将邀请看电影也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这种做法使他能够保持对公务的客观公正处理，同时避免了与任何派系过于亲近的嫌疑。这种策略看似得当，然而在1969年执行疏散命令时，阎仲川犯了一个错误。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珍宝岛战役后两国随时可能发生大规模冲突。为此，中央成立了一个前进指挥部。1969年10月18日，阎仲川参加前进指挥部的会议，黄上将传达了林总的指令，要求在京的大批老干部疏散到地方。
阎仲川迅速起草了相应文件，并将其交给值班参谋特急发出。当时，值班参谋问了一句：「要按照什么文号顺序编发？」
考虑到这是「前指」成立后的第一份文件，阎仲川回答说：「从一号编起，就叫‘一号令’吧！」文件的落款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晚21时30分。
这份文件被保留了下来，但据汪东兴回忆录所述，毛主席看到后很不高兴，差点就烧掉。汪东兴提醒按规定要存档，毛主席才同意。
然而，1971年一架飞机坠毁后，「一号令」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阎仲川当时正在越南考察，却突然接到回国的命令。一到北京，他被引导进贵宾室，看到周总理时心中咯噔一下。果然，周总理宣布：
「阎仲川同志，中央已决定让黄上将离职反省，你是他的得力助手，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
叶帅接着说：「你还年轻，工作能力强，好好揭发交待，还会有前途的。」
从此，阎仲川陷入了长期的被隔离审查状态。尽管总理曾表示对他的重视，1973年甚至指示总参党委研究是否对阎仲川的问题过于重视，然而随着张春桥进入总参，此事却再次被搁置。后来，阎仲川因严重的牙痛向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求助。
傅曾因阎仲川的搭救而得以幸免一劫。在征得周总理的同意后，傅感激涕零地将阎安置在北京军区医院接受治疗，终于迎来了一段相对宁静的日子。
直至1979年4月，阎仲川才真正走出了监禁的阴影，然而他的历史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直到1982年，副总长张才千宣布审查结果：阎仲川的过失成立，职务被调整至大军区副职并进入离休状态。关于「一号令」事件，却避而不谈。
晚年，阎仲川主要投身于四野军史资料的创作，由于享受大军区副职的待遇，他的生活过得也颇为宽裕。
2002年，阎仲川在北京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