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周恩来曾与一位国民党要人义结金兰，此人名叫吴国桢，曾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重庆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今天帝哥就来说说周恩来和吴国桢之间的故事。
吴国桢
1915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上学时，有一次在学校的墙报上出了一则以孟子的话编成的灯谜：「犹兽之走壙也。打一新名词。」同学们都没猜出来，最后谜底公布，才知道是「田径赛」。一些喜欢田径的学生认为这个谜语十分牵强，甚至有骂人的意思，他们要求学校严厉处罚这个出谜语的人。
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主动站了出来，他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并挨个到每个同学的宿舍去道歉。当周恩来到一个名叫吴国柄的同学宿舍道歉时，正好他的弟弟吴国桢也在，两人就这么认识了。
吴国桢比周恩来小5岁，但只低一级，他的写作能力很强，在南开校园里很有名气。周恩来和吴国桢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觉得十分投缘，他又通过吴国桢，认识了一位叫李新慧的同学，他们三人很快成为了南开校园的「三剑客」，经常参加学校里组织的演讲、话剧等活动。
随着三人感情越来越好，周恩来提议他们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国桢和李新慧都表示赞成。周恩来提出仿效桃园三结义，但李新慧考虑到自己家教很严，如果像桃园结义那样以大哥、二哥、三弟相称，太露痕迹，反而不好，于是他说：「现在民国都称名而不用字，我们不如用字来彼此称呼。」
青年时的周恩来
周恩来和吴国桢都表示同意，周恩来字「翔宇」，吴国桢字「峙之」，李新慧字「福景」，从此以后，三人都以字来称呼彼此。
1917年，吴国桢考入清华深造，周恩来则在不久后东渡日本留学，李新慧则赴英国学习工程，三兄弟各奔前程。
1921年，吴国桢又赴美留学，在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回国后便投身政治，并加入了国民党。此时吴国桢听说周恩来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感到有些难以置信，他后来回忆说：
就思想而言，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是个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说，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敢用生命打赌说他不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在上海转入地下工作，他经常化装后出入上海闹市进行革命活动，此时的吴国桢也在国民党政府上海交涉公署任交际科长。有一天，吴国桢乘电车出门时，在车上发现一个和周恩来体态很像的人，此人上车后首先警觉地向车内扫视了一番，当他看到吴国桢后，陡然一愣，停顿了片刻后，马上把头转了回去。
周恩来
由于此时车上人很多，吴国桢不能看清那人的面目，但他还是尽力挤了过去，发现此人虽然脸上留着胡须，但眼角和周恩来十分相像，吴国桢马上明白，这是周恩来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忍住不和他相认。
吴国桢又往前挤了挤，来到那人身边，并低声喊道：「翔宇，翔宇！」对方却低着头说：「我不认识你。」
就在此时，车到站停了，那人连忙跳下车，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吴国桢呆呆在站在车上……
周恩来和吴国桢再次正式相见是在1937年下半年，当时国共再次合作抗日，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留在武汉工作，而此时的吴国桢已经是汉口市的市长。
有一天，吴国桢下班回到家后，夫人黄卓群对他说：「你的好朋友周恩来今天来看你了。」
吴国桢和妻子
吴国桢听后大惊，原来当天周恩来亲自来到他的官邸拜访，不巧他正好不在，周恩来便留下了一张名片后离开了。吴国桢马上拿着名片，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并在那里见到了周恩来。
两兄弟已经多年不见，十分亲热，但当他们坐下来谈话时，却发现已经相顾无言了，毕竟他们已经分属两个不同的政党，相互之间已经有了隔阂。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气氛，吴国桢对周恩来说：「你们有什么事，如需要帮忙，小弟一定效劳！」
周恩来笑着说：「客气，客气，有事一定相告！」
两人只谈了15分钟，谈话的最后，吴国桢说：「我们已多年不见，我想请你定个时间，到我家吃顿饭，不请外人，只请当年南开的同学，你说好吗？」周恩来爽快地同意了，两人约定6天后到吴国桢家里聚餐。
吴国桢回到家后，和黄卓群商量这顿饭该怎么请，却发现是个难题，按理说兄弟俩多年没见，本应好好请一次，当时汉口最贵的酒席是36元一桌，但如果按这个标准请，怕被周恩来说是只顾自己享受，不顾民众福祉。吴国桢考虑再三，决定只叫一桌16元的普通酒席。
聚餐当天，周恩来准时到达，这顿饭的气氛很好，大家不谈政治，只聊当年的南开往事，虽然酒菜很一般，却被大家吃得一点不剩。宴会结束后，大家仍觉得没有尽兴，周恩来便提议：「下次我再借主人这块地方请大家一次，酒席我来安排，在座的每个人都要来，一个都不能少。」吴国桢和同学们都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次聚餐的时间很快又到了，这次周恩来竟叫的是36元一桌的酒席，这让吴国桢和同学们感到十分吃惊。席间有一位叫段观海的同学问周恩来说：「恩来，你这酒席是汉口最好的，我知道它是36元一桌，那么你每月的薪金是多少呢？」
周恩来回答说：「5元钱。」
众人听后大惊：「那么你怎么付得起这顿昂贵的饭钱？」
周恩来笑着说：「这顿饭的钱由党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
段观海又问：「你们的伙食费是不是也由组织供给？」
周恩来说：「是的，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们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大家听后赞叹不已。
聚餐结束后，同学们都走了，只剩下周恩来和吴国桢。周恩来问吴国桢：「峙之，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
吴国桢说：「还算满意吧！」
吴国桢
周恩来又问：「我估计你以后最多能当国民党的一个副部长，你的抱负应该不止于此吧？」
吴国桢说：「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
周恩来说：「我也一样。」
这一番话说出了两人的心声，虽然他们的政治信仰不同，但爱国之心是一致的。
1938年10月下旬，汉口即将沦陷，正当吴国桢安排汉口的军政人员进行撤离时，周恩来突然约他见面。见面后，周恩来问吴国桢：「你撤到哪里去？」
吴国桢回答说：「我去宜昌。」
周恩来有些失望地说：「我得从汉阳走，看来我们不能同路了。」
在第二天早上，周恩来又拨通了吴国桢的电话，一语双关地对他说：「峙之，我们一起走好吗？」
吴国桢以为是周恩来要跟他一起走，高兴地说：「好啊，你过来吧，我们的车座位很空。」
吴国桢书法作品
周恩来却笑着说：「我的意思是你跟我们一起走！」
吴国桢马上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周恩来是想把他争取到共产党的阵营里，但他当即拒绝说：「不行，我这里还有一批人，群龙无首可不行！」
两兄弟就此分手，虽然他们后来在重庆还见过几次面，但都是只谈公事，再没有多余的话可说。此后吴国桢的官越做越大，历任重庆市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等职。
由于吴国桢在国民党内位高权重，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的首批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里就有他。1949年上海解放前，周恩来仍试图争取吴国桢留下来，他指示上海地下党要保护好吴国桢，使他留在上海等待解放。但吴国桢认为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还是坚持选择在这年4月去了台湾。
1949年12月，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此时的他年仅46岁，足见蒋介石对他的器重。但吴国桢毕竟是深受欧美国家影响的政治家，他一直主张民主和法制，这与蒋介石在台湾的独裁政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1953年4月，吴国桢终于与蒋介石决裂，他辞去所有官职，与妻子前往美国定居，后半生以教书和著述为生。
吴国桢和家人
晚年的吴国桢非常关心祖国的发展，1982年，吴国桢的女婿赴大陆探亲，他在返回美国后给吴国桢带回一张照片，这正是吴国桢当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与周恩来的合影。吴国桢看到这张照片后，不禁老泪纵横，他提笔写下了一首诗：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乃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1984年春，吴国桢收到了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邀请，他准备在当年9月回国参观，并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庆祝活动。但令人遗憾的是，吴国桢还没等到回国，就在当年6月6日不幸病逝，享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