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处骤然决口，河水汹涌而出，迅速冲刷出七八十丈的宽阔口门，导致下游主河道断流，形势异常严峻。
洪水首先席卷西北，吞噬封丘、祥符各县村落，继而向东汹涌，兰仪、考城、长垣等县皆受其害。最终，洪水一分为二，形成两股强大的水流。
一股自曹州东赵王河奔流而出，直至张秋穿运；另一股流经长垣县，抵达东明县雷家庄，再次分流为二，皆朝东北方向流淌，至张秋镇汇聚。三支河流于此合流，穿张秋运河，经过小盐河，最终汇入大清河，奔向利津牡蛎口，流入大海。
咸丰年间，东出曹州的黄河支流在八、九年间逐渐淤积，失去了主流的地位。另一股支流则取而代之，成为黄河的主流，继续承载着滚滚河水向东奔流。
黄河下游历经沧桑，终于结束了长达七百余载由淮入海的历程，转而选择了渤海湾作为其新的归宿。这标志着黄河历史上第六次重大的河道变迁，展现了大自然的伟力与变迁之美。
【1、恢复旧道还是维持新道？】
决口出现后，朝内大臣对于维持新河道还是恢复旧河道的问题，意见分歧显著。众说纷纭，不乏偏见，且往往忽略整体利益，未能全面审视大局。
双方争执激烈，难以调和。而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如烈火燎原，席卷长江流域，清政府处境堪忧，内外交困，局势异常紧张，亟待应对。
军务尚未平定，粮饷供应紧张，此刻难以展开大规模建设。鉴于此，兰阳漫口之堵塞事宜，暂且延缓处理，以保大局之稳定。
山东地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天灾人祸频发，令人痛心疾首。我们深感痛惜，将全力以赴为受灾地区提供必要的援助和支持，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咸丰九年，河东河道总督黄赞汤深入勘查后提出：河堤亟待修缮加固，以防洪水泛滥；同时需优化水利设施，确保河道畅通无阻，保障百姓安居乐业。
当前，黄河奔流直下，直入东海，畅通无阻。从东阿鱼山至利津牡蛎口，绵延长达九百余里，河面壮阔，河床深邃，已成天然态势。宜顺其自然，巧妙引导，不宜再强行改道南流。
那时，豫、直、鲁三省交界处的灾民呼声最为迫切，他们热切期盼河道回归原路。即便东境遭受水患的乡绅富户，也愿慷慨解囊，助力修复河堤，以重建家园。
然而，黄赞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坚称在那个时候，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局势错综复杂，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和应对，而非简单地做出判断。
军务繁重，资金匮乏，兴修堤防难以为继。五载已过，若再引导黄河南下，不仅筑口挑河耗资巨大，兰阳以东至江南各河堤亦多破败，修缮费用亦甚。巨款难筹，故顺黄水东流入海之势。况此道乃黄河旧迹，无需另辟蹊径。
同治年间，黄河在河南频发决口，如1868年荥泽之祸，洪流直注颍河，涌入洪泽湖。因此，有人再度提议，黄河应回归东南，重归淮水旧道。
当时，直隶总督曾国藩领衔，湖广总督李瀚章、两江总督马新贻、漕运总督张之万，以及河督与各巡抚共议，均认为河道无法立即恢复旧道，需审慎决策。
同治十一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因河决张秋，漕运受阻，提出应以堵合铜瓦厢，恢复淮、徐故道为首要任务。他认为此举方为正办，以维护河运畅通，确保国家经济命脉的顺畅运行。
李鸿章提出，自兰仪至徐淮的故道，地势高峻，积沙成丘，民众避水而居，村落渐增，良田遍布，旧河难以复通。至于漕运，沿海开放，洋船往来，不宜闭关自守，宜利用海运之便，拓展商路，充实军需。
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决定不再继续讨论恢复旧道的议题。这一决定是基于多方面的考量，旨在确保我们的行动更加明智和有效。因此，复旧道之议就此搁置。
铜瓦厢决口后的二十年，水流肆意蔓延，以北金堤为北界，南至曹县、砀山一线，东抵运河，形成广袤的冲积扇。水流无常，时而在冲积扇一侧，时而又转至另一侧，致使兰阳、郓城、东明等地频遭洪水肆虐，尤以鲁西南地区受灾最为惨重。
【2、黄河新道形成】
铜瓦厢初决，临背悬差显著，达二至三米。决口后，口门附近水面略降。自沁河口至曹岗，逾百里之地，滩槽高差骤增，河道变窄深，下切宽度不及原先游荡之广。
1875至1905年，东坝头以下两岸筑堤防，东坝头至沁河口段发生溯源淤积，河槽普遍抬高1至2米。自1905至1985年，河槽继续抬升2至3米。至今，东坝头附近河道滩面仍低于1855年老河道2.5至3米，河槽亦然。
因此，自1855年起，开封附近的高滩屡次经受特大洪水考验，始终安然无恙。但如今河床淤积，每逢洪水来袭，仍存决堤之忧，需加强防范。
光绪十三年秋，黄河水势汹涌，郑州十堡堤顶被洪水漫过，后发生决口，决口宽度达三百余丈。水流汹涌澎湃，分流成两股，奔腾不息。
一股水脉穿中牟，经过朱仙镇，沿着贾鲁河前行，汇入颍水，最终融入淮河；而另一股则穿越涡河，汇入淮河，水势汹涌，奔流不息。
郑州以下河道渐显干涸，东省曹州至利津海口，长河千里，处处淤积。新淤深度四五尺至八九尺不等，加上旧淤，大清河身已淤高三丈有余。次年十二月，口门方得封堵，河归旧道，但此时故道已淤积过高，不堪其负。
在1855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发生了高达124次的决口，其中包括11次冲决、26次溃决、49次漫决以及38次原因不明的决口。这些事件多集中在铜瓦厢以下区域，尤以艾山以下河段为甚。
综上所述，决口发生后，上游河道因冲刷作用而逐渐下切，进而导致决口地点不断下移。这一过程持续进行，使得决口地点呈现出明显的向下移动趋势。
1938年花园口溃堤，上游河床广泛下切，秦厂附近深达2米，形成广阔滩涂，河道形态趋于规整，主槽稳定。然1947年堵口后，河槽又开始展现出摆动之态。
【3、摇摆的黄河河道】
1855至1876年间，铜瓦厢一带冲积扇上水流游荡，北有金堤护卫，南则无堤防。洪水肆虐，范围超过百里，地面交织成复杂水网，呈现出壮观的自然景象。
光绪二年后，新堤得以修筑，昔日肆虐的残水得以驯服，化作黄河大堤内的涓涓串沟与宁静堤河，共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生机。
在东明县，境内存在数道大小不一的串沟，绵延二百丈，水深自五六尺至丈余不等。这些串沟临近河口，水流湍急，汹涌澎湃。每当洪水来袭，串沟便引导水流猛烈冲击大堤，构成险峻工段。
另外，当时的河堤建设质量堪忧，特别是在东阿、阳谷、寿张、范县、濮州等地与直隶开州交界处的河堤。堤身低矮，沙土疏松，存在多处坍塌，与标准尺寸严重不符。
自20世纪起，黄河险情多发于铜瓦厢至陶城埠一带。特别是1912至1945年间，34年中有17年出现决溢，决口逾百处，尤以濮阳、长垣、濮县、东明、鄄城等地频发，因此该河段被形象地称为「豆腐腰」。
陶城埠之下，黄河河道曾由小盐河与大清河共同构成，自鱼山至海口蜿蜒。大清河曾作为运盐要道，河道狭窄深邃，曲折多变。自东阿鱼山至利津海口，宽度不足一里，深度却达四五丈。
铜瓦厢决口后，洪水汹涌而入，河身难以承载，沿岸多处崩溃。彼时黄河下游未筑堤防，泥沙多沉积于河南，流入大清河之沙量较少，河道淤积较轻，反因冲刷之力，河床得以拓宽。
同治年间起，山东黄河两岸居民自发修筑民埝，以保家园。六年后工程告竣，北岸张秋至利津民埝长达850余里，南岸自齐东至利津则逾300里，均为居民自筹资金，以护村田。
光绪年间，河南筑大堤，河道受限，蓄洪拦沙功能降低，大清河泥沙渐增，河床迅速抬高。光绪元年河岸高水面丈余，然九年之后，两岸离水面仅数尺，变化之速，不过十年之间。
自光绪九年始，山东黄河两岸相继筑堤，历经十年精心培修，终于大功告成。两岸坚固的堤防宛如长龙蜿蜒，守护着百姓的安宁与福祉。
南岸东阿、平阴、肥城等地傍山而建，地势高耸，无需额外修筑，自长清至利津绵延330里；北岸则衔接金堤，东阿至利津达498里。利津下游则新筑两岸民埝，总计逾160里。同年，两岸民埝又增修至千余里。
此次乃铜瓦厢溃堤后三十载首度全面整修堤防，耗资白银二百万两，精心构筑山东黄河两岸的堤坝工程，确保河安民宁，意义重大。
河道修堤后，淤积问题日益凸显。光绪十一年间，黄河大清河段显著变化，河身已与地面齐平，甚至部分地段高出平地一二尺，亟待治理。
至光绪十七年，大堤临河面已高出背河地1至2米，年均淤升0.2至0.3米。河流由地中升至地面，决口漫溢之患日益严重。当时，山东河段以弯曲、淤积、狭窄为显著特点。
伏秋大汛之际，险情频发。自长清至利津，村落密布于民埝与大堤间，民埝紧临急流，河唇淤积，埝外低洼如釜，宛如悬河中的又一悬河，形势尤为严峻。
此外，凌汛现象亦成一大挑战。山东黄河由南至北，气候差异显著，下游海风凛冽，解冻稍缓，而上游坚冰早融，顺流而下。若遇河道弯曲狭窄处，冰块堆积如山，阻塞水流，极易引发突发险情。
光绪年间，大清河新道频发决口，其中章丘至利津河段尤为严重，决口现象频发。这一区域成为决口的高发地带，严重威胁着当地的安全与稳定。
光绪十二年，山东巡抚陈士杰上奏朝廷，详述当时省内民生经济及治安状况，着重提及了若干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实施成效，彰显出他对治理地方之深切关注与负责态度。
自黄流东移迄今，三十余载间，其南入小清河者凡四，而北奔徒骇河者则多达三十余次。其间，黄流迁变频繁，犹如游龙穿梭，难以捉摸。
【4、治河者的病急乱投医】
晚清时期，黄河山东段频现河患，百姓饱受其苦。洪水肆虐，家园尽毁，民众流离失所，生活陷入困境。民众苦不堪言，生活陷入绝望之中。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山东巡抚张曜上奏称，本省沿河地带遭受灾害，灾情严重。河水泛滥，农田受损，百姓生活困苦，亟待救援与重建。
滨河区域，历年遭受水患侵袭，累计受淹村庄达十六万余户。目前，仍有三万余户居民家园浸水，无地可居，赈济安置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彼时，曾引进法国之挖泥船，用以疏浚山东黄河段。然黄河沙淤无常，致使立桩不稳，机械难以施展，故此项工程终告作罢。
于是，朝廷内关于山东段黄河治理的议题引发了热烈讨论。有官员提议：须细致规划治河方案，充分考察地理环境，采取有效策略，确保治河工程稳妥有序，保障民生安宁。
为缓解山东河患之急，建议开通旧河道，引导黄河向南流动。也有提议将黄河水分三股引入徐淮旧道。另有人主张将部分河水引入小清河与徒骇河，以减轻黄河压力。
淮、徐、海三州旧河绵延九百余里，历经三十余载黄流北徙，杨庄以北沙碛重重，地势参差。屯田而外，偶见穷民耕作，间或有积水之地。昔日志桩已无踪影，难以考证。淤塞已久，旧河之形已难觅。
重疏浚、筑堤成本过高，难以执行。分流小清河与徒骇河亦困难重重，因徒骇河河面狭窄，难以承载黄河之水。同时，分水会减弱水力，反而加速淤积，故均未被采纳。
经过1899年的实地勘察，山东河段堤外平地的海拔较滩地低1至8尺。李鸿章同年奏报亦称，自二十五年前起，山东河段已发生溃堤二十三次。
由此可见，当时河患频发，形势严峻，治河者皆心急如焚，纷纷寻求各种救治之策，犹如病急乱投医，期望能迅速解决河道之患。
黄河尾闾段自大清河入海，其形态历经沧桑。始终在淤积、伸展间交织，摆动与改道成常态，构成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循环过程，充满了大自然的变幻莫测。
1855年黄河改道，自此流经大清河，穿越铁门关，直至肖神庙东侧的牡砺咀汇入大海，这段新的河道便被称为铁门关故道，见证了黄河的变迁。
自1890至1897年，河道渐趋南移，终至丝网口入海。至1904至1925年间，河道复向北迁，历经老鸹咀、面条沟、大洋铺、混水汪，最终由滔二河入海。
至1926年，黄河再次回归铁门关旧道，完成了一次72年的南北三角洲循环变迁。自1929年起，黄河再次向南偏移，转而经宋春荣沟与甜水沟注入大海。
自1855年至1938年，尾闾段显著摆动改道达11次之多。1949年后，水流自甜水沟转向神仙沟独流入海。1964年，水流在罗家屋子破堤改向北部入海。至1976年，又转而由南部清水沟入海，显示出在河口三角洲地区的南北循环摆动特性。
自1855年起，三角洲持续向海洋扩展，其边界逐渐向外延伸。河口地带造陆现象显著，迄今已新增土地面积逾两万余平方公里，不断书写着自然的壮丽篇章。
【5、两次大决堤】
在1855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长河中，黄河曾经历过两次规模空前的决口改道。这两次重大事件不仅改变了黄河的流向，也对沿岸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3年，特大洪水席卷而来，磴口上游、永济中游均发生决口。下游温县至长垣二百余里，决口多达52处，灾情严重，人民饱受苦难。
在1938年，国民党为阻日军西进，竟在6月初故意决堤花园口，致使黄河泛滥于贾鲁河、颍河与涡河间。泛滥之水倾泻入洪泽湖、高宝湖，最终汇入长江，此举实为自毁家园，令人痛心疾首。
此次灾害影响深重，受灾范围广泛，涉及54000平方公里，造成89万人死伤失踪。经过长达9年半的艰苦努力，灾害之惨重史无前例。直到1947年，在联合国救灾总署的援助下，国民政府终于成功封堵缺口。
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企图用「黄河归故」之计，借水势摧毁解放区。为大局和人民利益，中共说服40万居民迁移，自1946年4月起与国民党达成系列协议，同意在先行复堤、迁移居民后，再让黄河回归故道。
然而，国民党竟违背诺言，意图出其不意地以洪水淹没解放区，以助其军事行动。1947年3月，他们背弃承诺，堵塞花园口，使黄河重归旧道。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黄河下游尽归人民，其历史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