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信任并非偶然，而是与江浙财团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这位国民党的最高领导者，对任何浙江人都能给予十足的信任和关照。
这并非因为他特别喜欢浙江人，而是江浙财团的实力和影响力让他无法忽视。 在财政方面，战争不仅仅是兵力和装备的比拼，更需要强大的财政实力作为支撑。
然而，在讨论战争时，人们往往只关注于军火装备和部队力量，却忽视了财政的重要性。实际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兴起之前，蒋介石并没有多少经济实力，他领导的国民党政权只是地方政权。为了吸引财团的合作，蒋介石四处结交，最终得到了江浙财团的青睐。
江浙财团主要由浙江籍的资本家为核心，实力雄厚。 蒋介石看准了江浙财团的实力，而江浙财团也敏锐地发现了蒋介石的政治力量，双方迅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1927年，江浙财团派遣代表虞洽卿到南昌与蒋介石会晤，共同策划如何清除异己等事宜。蒋介石当即表示愿意发起反革命活动，而江浙财团也表示愿意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当即就拨给了他300万元。
有了资金的支持，蒋介石立即推翻了孙中山的政策，背叛了革命事业。江浙财团成为了蒋介石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关键力量。
在之后的战争中，无论是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还是军阀之间的混战，江浙财团的支持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棉纱大王荣宗敬甚至曾经豪言：「要多少钱我都有，要多少，我就出多少。」正是这样的庞大财力，让蒋介石能够屡次失败却又能卷土重来。
江浙财团对蒋介石的帮助自然是毫不保留的，而蒋介石也懂得感恩图报。他将江浙财团的各大人物都委以重任，甚至在财政、军队、政治高层、后勤、特务机要等部门中，都多多少少能够看到浙江人的身影。
随着越来越多的浙江人进入国民党高层并身居要职，其他浙江人也纷纷慕名而来。黄埔军校的学生几乎有一半来自浙江籍。
蒋介石对浙江人的看重让越来越多的浙江人心悦诚服地前来效力。但是，这种偏爱只针对浙江人。对于其他人，蒋介石却毫不留情。
他常常动辄侮辱打骂，甚至进行身体上的处罚，坚定地认为服从才是唯一的选择。 蒋介石对浙江同乡的宠爱和偏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与同乡陈布雷交谈时，常称呼对方为「布雷先生」，态度恭敬专注。他甚至在陈布雷过寿时亲自写下贺词，传达了一生美好温良的情感。
浙江人的委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蒋介石相信浙江人是忠诚的，他们愿意为国家和政权做出奉献。这也是他为什么在选拔和派遣人员时多数倾向于浙江人的原因。
当然，在蒋介石的眼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那就是能力。他很明确地告诉了浙江人：在国军中，浙江籍排在第一位，忠诚度排在第二位，能力排在第三位。
虽然忠诚度和浙江籍勉强可以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浙江人的能力一定优秀。相反，有一些浙江人在军事方面表现平庸甚至很差劲。
然而，蒋介石并不因此惩罚他们，反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容忍他们的错误。比如陈诚，他在台湾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受到了广泛好评，但在军事上的表现却很差劲。
在战场上，陈诚连北都找不到，更不用说对抗彭德怀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胡宗南身上，他带着30万部队迟迟无法击败数万弱旅，甚至被对手多次攻占城市。
在胡宗南表现如此不佳的情况下，蒋介石没有处罚他，而是同意了他的请辞，让他告老退休。 面对这些浙江人的错误，蒋介石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惩罚他们，这让其他人很不解。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指责蒋介石只看重故旧，而不看重能力。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很难改变这么多年来的政治习惯。
综上所述，蒋介石对浙江人的信任源于江浙财团在战争中的重要贡献以及他对浙江人的个人偏爱。他之所以对浙江人如此信任，或许只是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
然而，在政治斗争中，这种偏爱并不总是明智的。毕竟，能力和忠诚度才是衡量一个人的真正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