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穆宗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一位清朝的高级官员在南京城参加一场军队操练活动，当他刚要返回总督衙门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钻出来一名年轻男子将他拦住。
这名年轻男子以越级告状的名义，扑腾一下跪倒在官员的面前。由于道路两边聚集了许多围观的百姓，官员只好走上前询问详细情况。
在围观百姓的注视下，官员刚一接近这名年轻男子，年轻男子突然从衣服袖子里掏出一把匕首，直接刺向官员的右侧胸口，随即倒地不起，于第二天不治身亡，时年49岁。
这名年轻男子名叫张汶祥，而他刺杀的高级官员，就是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马新贻。
这起清朝时期发生的行刺案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刺马案」，因案情迷雾重重，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合称为「晚清四大奇案」。
刺马案
三次破格提拔，从七品官升到正三品
清宣宗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马新贻出生在山东省曹州府菏泽县，他的祖先原本是从西北地区迁徙而来的回族人，但他本人却选择了汉族人的当官途径，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
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的进士，一般是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出路也各不相同。
第一等是新科进士的前三名，也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的起点最高，可以直接担任翰林学士。
第二等是挑选出一批比较优秀的新科进士，作为庶吉士，成为翰林院的预备人选，加以重点培养。
第三等是分配到京城的各部、各院、或者各个衙门当官，成为一名京官。
第四等是分配到外省的州县担任地方官，这是最差的一条出路，所做的工作又苦又累，而且升迁的机会渺茫。
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时年27岁的马新贻考中进士，名次位列第三甲第六名。
对于没有任何背景，以及名次靠后的马新贻来说，他既不能进入翰林院，又无法留在京城做官，于是被分配到了安徽省担任候补知县。
在当时，官场上的任命已经是人满为患，大批官员都是处于候补状态。
马新贻在安徽省坐了两年的冷板凳，直到公元1849年，他得到了署理太和县知县的机会，但手中并没有实权。
清文宗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也就是马新贻考中进士五年之后，才算正式被朝廷任命为安徽省建平县知县，属于一个正七品官的官衔。
自从清朝中期以后，凡是外放到地方担任知县的官员，几乎没有升迁到朝廷的可能性。因此，一旦新科进士被分配到地方的州县做官，最后能升迁到知府或道台，就已经不错了。
像马新贻这样只是一个地方的知县，想要升迁到封侯拜相的级别，在当时来说，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没过多久，朝廷又任命马新贻担任合肥县代理知县。按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他也就只能在州县的位置上调来调去。
然而，正所谓「乱世出英雄」，马新贻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
清文宗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轰动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到了安徽省，省内的局势一片混乱。太平军迅速占领了安徽省南部的大片地区，包括当时的省会安庆，并逐渐向安徽省北部发起进攻。
得知太平军将要打了过来，有的官员开始寻找各种借口，暂时离职避难或者调任其他地方。还有的官员为了保命，直接丢弃官职，带上家人和财产，逃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战乱。
而马新贻却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了迎难而上，以文官的身份投身于钦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的爷爷）的军营之中，在安徽省北部地区与太平军作战。
太平天国运动
清文宗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马新贻率领民团的士兵英勇奋战，顺利夺回了沦陷到太平军手里的庐州。
为了奖励马新贻立下的战功，朝廷任命他担任庐州知府，属于从四品的官衔。
一般来说，一个知县想要升迁，必须要经过知州、通判、同知等提升顺序，才能升为知府。而马新贻从正七品的知县，直接升迁到从四品的知府，也算是破格提拔了好几个等级。
然而，庐州位于太平军和清军交锋的前沿阵地，马新贻冒着生命危险夺回庐州，朝廷任命他为庐州知府，也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清文宗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太平军与另外一支由农民武装起来的反清势力捻军达成合作，联合进攻安徽省北部。马新贻奉命与之作战，并在舒城一战中取得了胜利，再次被朝廷破格擢升为道台，属于正四品官衔。
但是，当时的安徽省并没有空缺的道台职位，朝廷只好先给他任命，等有了空缺的职位，再让他走马上任，实际履行的职位还是庐州知府。
按照朝廷的规定，虽然从四品的知府可以直接晋升为正四品的道台，但要经过「三年准调，五年准升」的流程。而马新贻在庐州知府的位置上，才干了仅仅两年的时间，就升为了只有虚名的道台，也算是破格提拔。
清文宗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还没有等到道台的职位空出来，马新贻又接到了朝廷的任命。
这一次，朝廷任命马新贻担任代理安徽省按察使，属于正三品官衔。这个时候，距离他升任道台只有一年的时间，又是破格提拔。
通过朝廷连续三次的破格提拔，马新贻终于跻身于省级官员的行列。
一方面，反映了朝廷对马新贻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战乱中的安徽省缺乏高级官员。
丢失庐州，革职留任，遇到伯乐
通常来说，在官场上混的人，官职做的越大，越是难以往上升。但是，马新贻却恰恰相反，他在升职之路上顺风顺水，而且升迁的特别快。
然而，就在马新贻升任为安徽省按察使的这一年，却遭遇了仕途当中的一次重大挫折，不仅丢了官职，还差点丢了性命。
这一年，太平军兵分两路进攻庐州：
一路在庐州城外吸引马新贻的民团；
另一路从小路绕过去，偷袭庐州城。
果不其然，马新贻中计了，他率领民团出城迎战，结果全军覆没，庐州城再一次被太平军占领。
几天之后，只剩下单枪匹马的马新贻找到清军其他部队，不仅丢掉了庐州，就连自己的官印也丢失了。
太平天国运动
马新贻所犯的三项罪名：
民团士兵全军覆没，丢掉管辖的庐州城，丢失自己的官印。这三件事情中，单独把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拿出来，都足以将他革职问罪。
更何况，三罪并罚，若是朝廷追查起来，马新贻能否保住性命，还很难说。
由于马新贻之前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多次立下战功，朝廷的一些官员决定替马新贻开脱罪责。他们认为：「马新贻多年以来坚持战斗在第一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失败，就否认他之前的胜利。」
在一些大臣们的袒护之下，朝廷为马新贻定了一个「公罪」的罪名。
公罪和私罪，是清朝律法中处分官员的一个评判标准，通俗来说：
公罪是指，因公而导致的罪行；
私罪是指，因个人问题而导致的罪行。
如何区分公罪和私罪，主要是看马新贻有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而且私罪的处罚结果要比公罪严重得多。
虽然大臣们都认为马新贻犯的是公罪，应当从轻发落，但他毕竟丢了庐州城和官印，还率领民团全军覆没，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最终，吏部给出的处罚结果是：将马新贻革职留任。
这就样，马新贻被革去了代理安徽省按察使的职务，依然还可以留在庐州知府的职位上，这已经是非常轻微的处罚了。
但是，此时的庐州已经被太平军占领，马新贻担任的庐州知府，其实就是一个虚职。他只能待在清军的军营里面，戴罪立功，寻找机会东山再起。
马新贻还没有等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却从山东老家传来了一个噩耗。
清文宗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马新贻收到消息，他的母亲去世。按照清朝时期的惯例，官员应该辞去现有的官职，返回老家丁忧。
除此之外，官员在家丁忧的三年时间里，家里不能举行任何喜庆活动，更不能进出任何娱乐场所。其实，说是丁忧三年，实际上只需要二十七个月就够了，然后可以去吏部报道，等待朝廷分配新的职务。
对于本身就是戴罪之身的马新贻来说，若是返回山东老家，为去世的母亲丁忧三年，将会对他的仕途带来沉重的打击。
由于前线战事紧急，时任安徽省巡抚的李孟群上奏朝廷，要求马新贻继续留下来，不要返回山东老家丁忧。
朝廷规定，在一些特殊岗位上工作的官员，或者发生在兵荒马乱的特殊时刻，即使遇到父亲或母亲去世，也不用回家丁忧，这种情况称为「夺情」。
因为此时正赶上清军与太平军激烈交战之时，马新贻符合「夺情」的条件，所以朝廷批准了李孟群的上奏。
「夺情」一般适用于朝廷重臣的身上，即便马新贻不用返回山东老家丁忧，但他在此期间，不能穿官服，也不能参加庆典、祭祀等礼仪活动。
清文宗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新上任的安徽省巡抚彭玉麟向朝廷推荐马新贻，朝廷提拔马新贻担任候补道台，在仕途上逐渐又开始一步步高升。
不幸的是，马新贻的父亲恰巧在这个时候去世，按照规定，他又要辞去官职，返回山东老家丁忧三年。
然而，军营中正是用人之际，当时的钦差大臣袁甲三不愿让马新贻返回老家，便奏请朝廷再一次「夺情」，马新贻又留了下来。
由此可见，若是没有李孟群、袁甲三和彭玉麟的相助，马新贻也不会有以后的飞黄腾达。
袁甲三
升任闽浙总督，面见慈禧，委以重任
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安徽省内的清军终于收复了庐州，并在寿州之战中大败太平军，马新贻均参加了这些战斗，并立下了大功。
第二年的公元1863年，马新贻率领清军在蒙城击败太平军，正式被朝廷任命为安徽省按察使，不久又晋升为安徽省布政使，属于从二品的官衔。
直到这个时候，马新贻达到了仕途的高峰期。
从公元1858年庐州战败，到如今升为从二品大员，马新贻只用了五年的时间。不仅抚平了庐州失守带来的影响，还获得了朝廷的认可，当上了安徽省布政使。
这一年，马新贻只有42岁，距离封疆大吏仅有一步之遥。
清穆宗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持续了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遭到彻底镇压，江南各省又恢复的往日的平静。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任命浙江巡抚的位置上，掌控清朝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没有选择曾国荃，也没有选择左宗棠等朝廷重臣，而是选择了升任安徽省布政使刚刚几个月的马新贻。
清穆宗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二月，马新贻再一次获得朝廷的提拔，被擢升为闽浙总督。
对于朝廷的这道任命，更加惊呆了朝中大臣，就连李鸿章都站出来说：「马新贻威望过浅，何德何能让他当闽浙总督！」
按照正常的任职流程，地方官员在赴任新的职位之前，都要申请皇帝的接见。皇帝一般会面见地方的高级官员，以及一些重要的州县官员，然后才能走马上任。
马新贻
马新贻被提拔为安徽省按察使的时候，按照朝廷的规矩，理应申请面见皇帝。由于当时安徽省的战事紧急，身在前线的官员不方便跑到京城，皇帝也就特批免去了这道程序。
慈禧太后后来任命马新贻担任浙江巡抚，身为整个浙江的父母官，他更应该申请面见皇帝。但是，清军刚刚收复浙江，当地的局势非常不稳，同治皇帝允许他不必进京面圣，可以直接赴任。
因此，直到马新贻当上浙江巡抚之前，他从来都没有见过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
而这一次被提拔为闽浙总督，马新贻认为，自己若是再不进京面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清穆宗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六月，马新贻来到北京紫禁城，跪见同治皇帝。
此时的同治皇帝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说不出什么指示的话语出来。马新贻只好去见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听候慈禧太后的指示。
慈禧太后
在京城的这段时间里，慈禧太后多次与马新贻进行秘密会谈。
就在两人最后一次会谈结束之后，马新贻颤颤巍巍地走出皇宫，大汗淋漓，满脸惊恐。
关于慈禧太后都对马新贻说了什么事情，史料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通过各个方面的分析，以及现有资料的记述，慈禧太后肯定谈到了南方地区的湘军。
自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清朝的八旗军队和绿营军队屡屡战败，而曾国藩训练的几十万湘军拔地而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几十万湘军，大部分士兵都是曾国藩从湖南老家带出来的，军纪严明，勇猛善战，分布在南方各个地区。
更重要的是，几十万湘军只听命于曾国藩的号令。
曾国藩
太平天国运动得到镇压以后，曾国藩的名望和权势更是如日中天，他以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到南京督办江南四省的军务，还被朝廷册封为一等毅勇侯。
自清朝建立以来，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大臣像曾国藩一样，牢牢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政大权，而且手中还有数十万湘军，自然会引起慈禧太后的防范。
在慈禧太后的眼里看来，曾国藩率领的湘军虽然消灭了洪秀全的太平军，但曾国藩本人又何尝不是第二个洪秀全？
在与太平军的作战当中，湘军一边打仗，一边扩军，导致队伍越来越杂乱不堪，越来越不好管理。
湘军
战争结束之后，有的湘军士兵抢劫杀人，横行乡里，有的湘军将领甚至将抢来的金银珠宝一车一车运往湖南老家。
相传，在即将消灭太平天国的时候，湘军将领曾经在安庆秘密谋划，企图推举曾国藩为帝，效仿宋太祖黄袍加身。但是，曾国藩并不愿意这样做，而且强烈反对这种不忠的行为，才使得湘军将领的计划破产。
正是因为曾国藩的势力太过于强大了，慈禧太后担心日后会出现叛乱，决定对湘军进行扼制和打压，并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马新贻。
慈禧太后为何重用马新贻？
在慈禧太后的一手操纵下，马新贻才一次又一次破格提拔，很显然，他就是慈禧太后手里的一颗棋子。
马新贻当然也心知肚明，若是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打压湘军，那就是公开与曾国藩作对。而曾国藩是何许人也，无论从官职上，还是权势上，都要高出马新贻几个等级。
因此，当马新贻从慈禧太后那里受领这个任务的时候，内心必定是惶恐不安。
因为马新贻知道，他惹不起曾国藩。
然而，马新贻是慈禧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又无法拒绝慈禧太后的旨意，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慈禧太后
其实，在众多的人选当中，慈禧太后之所以选中马新贻，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马新贻不是湘军的人，更不是曾国藩培养出来的人；
2.马新贻在安徽省长期与太平军作战，熟悉南方地区的军政情况，有一定的资历和经验；
3.马新贻在安徽省任职期间，在职务上属于曾国藩的下属，双方互相有所了解；
4.马新贻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任何派系背景，也没有嫡系部队，容易控制。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慈禧太后接二连三提拔马新贻，甚至让他坐上闽浙总督的位置上，目的是要在曾国藩的身边安插一枚棋子，时刻监视湘军在江南地区的一举一动。
即便如此，马新贻并没有退路可走，因为他的权力和地位都是慈禧太后给的，他只能听从慈禧太后的吩咐，才能够在复杂的官场中生存下来。
可以说，从担任浙江巡抚的那一刻开始，马新贻就已经开始被慈禧太后牵着鼻子走了。
湘军
除了打压曾国藩的湘军以外，慈禧太后还给马新贻安排了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秘密调查太平天国圣库的下落」。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和军饷钱财，都是储存在圣库里面的。
当湘军攻克南京以后，太平天国的圣库就成为了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是最先率领湘军攻入南京的人，他在报告中说：「南京圣库里面空空如也，并没有什么物资和钱财！」
但是，就在湘军攻占南京的过程中，纵火抢劫了许多地方，随后又一车一车地往湖南老家运送财宝和物资。所以，外界就纷纷提出质疑，是不是以曾国荃为首的湘军将领私吞了圣库里面的物资和财宝？
当然，慈禧太后也不会相信曾国荃的报告，因为太平天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圣库里面必定储存了大量的物资和财宝。
因此，慈禧太后要求马新贻，返回南京后，秘密调查圣库的下落，时刻留意湘军各部的一举一动，查明湘军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对于马新贻来说，慈禧太后安排的任务非常棘手，凭借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完成，稍不留神还会将自己推向万丈深渊。
但马新贻没有退路，即使前面是成群的虎豹才狼，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
升任两江总督，招来杀身之祸
此时的马新贻再也不敢待在京城了，他害怕慈禧太后再给他安排其它棘手的事情，于是立刻启程离开京城。
一路上，马新贻的心情非常复杂，他深知自己接下来将要面临的困境。然而，当他刚走到山东济宁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道朝廷颁布的加急圣旨。
圣旨中说：「新任闽浙总督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原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是清朝最重要的两个地方要职，具体管辖范围为：
直隶总督管辖范围是，如今的河北、天津和北京一带，由于管辖着清朝的首都北京，职位极其重要，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总督」。
两江总督管辖范围是，如今的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以及上海地区的军政事务。在清朝时期，江苏、安徽和上海都属于江南省，也就是管辖江南省和江西省，才称为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所管辖的，是清朝时期人口最为密集，城市最为集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且，两江总督还要兼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以及南洋通商大臣的职务。
从名义上来看，直隶总督排在两江总督之上，但是实际权力却不如两江总督。因此，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也可以看作是明升暗降。
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江南发展多年，湘军势力早就遍布于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突然调往距离京城更近的保定担任直隶总督，确实有些奇怪。
不论是从学问、能力、资历和履历，还是从实力、功劳、名声、威望等各方面，马新贻都无法于曾国藩相提并论。当马新贻还是知府、道台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是总督了，而且他还长期在曾国藩的部下效力。
慈禧太后突然在湘军势力的核心位置上，安插了一个马新贻，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意见最大的当属曾国藩。
曾国藩是何等的老谋深算，他怎么会看不出其中的内情呢！
时年47岁的马新贻当上了两江总督，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一位总督，同时也是最有权势的一位总督，可谓是前途一片大好，风头甚至超过了曾国藩。
而马新贻却没有为此感到高兴，反而是心事重重，他在前往南京赴任的途中，顺便返回一趟老家进行祭祖，他反复叮嘱哥哥说：「我此去赴任两江总督，吉凶难以预料，万一我有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城告状，一定要忍气吞声，才能得以保全自身。」
从马新贻叮嘱哥哥的一番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似乎已经预测到了自己的人生结局。
果不其然，清穆宗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在返回总督衙门的后院门口，突然遭到刺客张汶祥的杀害。
当时的朝廷和民众普遍认为，张汶祥刺杀马新贻一案，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背后一定有曾国藩本人或者湘军的将领指使。
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揪出幕后的指使者，慈禧太后先后派出了多批审讯官员，对张汶祥进行严厉审讯和调查，但最终还是无果而终，成为了一起轰动晚清的一桩奇案。
【张汶祥刺马案】作者：平江不肖生，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1996年1月；
杨东晓：曾国藩与「刺马案」的瓜葛；2008年第8期【领导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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