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56万解放军从广西和云南出发，以排山倒海、风卷残云之势杀入越南，开启了震惊世界的对越反击战。在这场规模浩大的局面战争中，中央军委分别以73岁的许世友和68岁的杨得志为主将，重现了东汉时期六旬马援出征交趾的壮举。
看到这里，恐怕有很多读者就要问了。1979年时，虽说很多开国将帅已然凋零，但活跃在军界政坛的，其实也不算少。其中元帅有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刘伯承，大将有粟裕、肖劲光、黄克诚等人。随便挑出一个，都比许世友战功高，资历深。
如果说四大元帅因为年龄问题不适合挂帅出征，然而粟裕大将却从来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出乎很多人意料，粟裕的年纪实际比许世友还小一岁，当年他正好72岁。在抗法援越期间，粟裕一直分管那里的军事指挥，对越南情况非常熟悉。
无论是军事天赋还是战功，粟裕都极具优势，但是邓小平为何没有让粟大将挂帅出征南疆呢？
在笔者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中最首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发动对越反击战，其真正的目标并不是越南，而是北方的强敌——苏联。
自1958年中苏交恶以来，两国两党的关系便直线下降，并开始由一开始的意识形态论战，转向了兵戎相见的热战。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大打出手，双方各有胜负。其后，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聚集数千辆坦克和装甲，大有泰山压顶，一举推平中国之势。
为了分化我军的防御力量，苏联还不断在我国周边搞事。首先，苏联大力援助我国西部边境的宿敌——印度，让他们在新疆和西藏制造冲突；其后，苏联又拉拢了位于中国南疆的小兄弟——越南，罗织了所谓的「亚洲安全体系」。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和越南便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在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两场战争中，中国对越南的帮助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粮食、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输往越南。最新式的火炮和装甲车，有时候连炮衣都没掀开，就是直接用火车拉往越南。
越南统一后，以黎笋为首的亲苏派逐渐上台，而亲华的武元甲则靠边站。当时，黎笋一直妄想整合柬埔寨和老挝，试图建立所谓的「印支联邦」。而这一图谋，是我国绝对无法允许的。在恼羞成怒之下，黎笋决定投靠苏联。
从经济援助方面，虽然我国向越南投入了200亿美元，但与财大气粗的苏联相比，还是差得很远。越南统一后，苏联更是将越南拉进了只有东欧国家才能参与的 经 互会，将其并入了苏东集团的大市场。
在苏联的「卢布攻势」之下，黎笋终于决定改变在中苏之间的中立政策，而是直接投靠于苏联的卵翼之下，并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金兰湾租给了苏联。由此，苏联海军在我国南海地区拥有了立足点，其战舰更是直接穿越台湾海峡，向我国耀武扬威。
在苏联的撺掇之下，越南在国内排挤华侨，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流血冲突。在邓小平决定断绝对越援助之后，两国关系更是急转直下，由兄弟变成了仇敌。
苏越的交好，造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中国国防顾此失彼，可谓是危如累卵。为了打破这一局面，邓小平决定发动对越反击战，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所谓的「南天小霸王」。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越反击战的对象绝不是越南，而是北方的苏联。我国就是要杀鸡用牛刀，以雄狮搏兔之势狠狠地教训越南，让苏联知难而退。若我国攻击越南，而苏联却无所表示，就能向世界显示苏联的虚弱，从而让越南对苏联失去信任。
然而邓小平也深知，面对苏联这样的强敌，我们必须料敌从宽。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布置了54个师，即使很多都是「空架子师」，但实际也有62.5万人。在数千辆坦克和图22逆火轰炸机的支援下，依然对我国「三北」边境有着严重的威胁。
因此我国在进行对越反击战时，也在北方未雨绸缪，聚集了200多万兵力。华北、西北各大城市都严阵以待，疏散了机关、工厂和人员，加强了防核、防化和反坦克训练。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苏联的全面进攻。
正是由于「苏重而越轻」，因此我国在南方用兵之时，必须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北方坐镇。而这个人，自然非粟裕大将莫属。因此1958年以来，粟裕就一直在为这种类型的大型战争而准备着。
1954年以来，粟裕一直作为总参谋长，致力于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合成化建设。然而在1958年，粟裕却因为一些误会，被调离了一线军事岗位，从而以 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兼任 军事科学院 副院长。
虽然粟裕离开了一线，但是并不代表国家不重视他。特别是中苏交恶以来，粟裕这位功勋卓著的战将就备受人民的注意。
1965年10月2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就曾专门找到正在上海休养的粟裕谈了一次话。
林彪说：「你现在身体不好，主要是休息，等你好了一些，可以多到部队去跑跑，看看部队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反映面谈，打电话或写信都可以。」
这次谈话后，粟裕作了十分慎重的考虑。解放战争之后，粟裕因此多年以来积累的伤病和疲劳，曾出现了严重的身体问题，美尼尔综合征、大肠扭结和心肌梗塞，曾将他折磨地苦不堪言。在1964年，粟裕就曾在病床上休养了半年多之久。
如今边境形势十分严峻，粟裕认为自己的身体大体已经好转，是重回部队的时候了。因此，粟裕经过反复思忖，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军科院长叶剑英。他表示，自己可以和宋时轮等人一起在军科换班。自己不值班时，就可以下到部队去看看情况。
对此，叶剑英高瞻远瞩地说：「不要换小班了，军科就让宋时轮、钟期光去搞，要准备接大班。你是战将，要准备打仗。」
很显然，将粟裕留在军科做研究，实在太大材小用。对于这位曾经统帅百万大军的大将来说，真正适合他的地方还是战场。因此在此之后，粟裕一面留心于军事研究，一面到处调研，为打大仗做准备。
1969年珍宝岛事变之后，中苏边境的局势日趋严峻，勃列日涅夫更是祭出核大棒，叫嚣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要战胜苏联的「钢铁洪流」，非有大将坐镇不可。
1970年4月，周恩来就曾找粟裕谈了一次话。对着总理，粟裕坚定地表示：将来打起仗来，我还要重上前线！」其后，周恩来赞许道：「你可以多看看地形和工厂，对将来的作战有帮助。」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粟裕便开始对中苏边境的军事要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探查。他先后到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河北五省，进行了长达50天，行程7000公里的调研。
他从作战的角度，对甘肃的河西走廊、居延海和宁夏、内蒙境内的贺兰山、狼山、大秦山以及北部的戈壁滩、曹原，内蒙古边境附近的海流图、固阳、白云、集宁，河北的张北以及从张家口到北京等军事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兵家要地，都进行了实地勘察，看望了驻军和一线边防部队，获得了大量一手信息。
考察中，粟裕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乘坐吉普车，而不是火车和飞机。因为乘坐吉普车，粟裕就能随时下车勘察地形。凡是与战备有关的，无论是狭小的地下民防攻城，还是现代化的飞机洞库，还是内地驻军、边防站点，他都要亲自去看，找各级指挥员开座谈会。
有一次，粟裕甚至亲临中苏对峙的一处高地上，已经处于苏军机枪的射程范围内。兰州军区皮定均一看，多次劝说粟裕不要去。然而粟裕却坚持要看看地形，看望边防战士。战士们见到早已闻名天下的粟裕，都深受感动，他们说：
「我们这个边防地方，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首长来过。」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粟裕果然发现了问题。众所周知，中苏、中蒙边境以平原、戈壁为主，缺少自然天险，对于纵横驰骋的苏联装甲部队十分有利。因此，我国开始建设「人工天险」，也就是所谓「人造山」工程。
然而经过粟裕的实地考察，却发现这种「人造山」并不管用。一次，他看到某处的7座人造山，摆在距前线非常近的地方，远离后方依托，完全成为了孤岛。苏军只消包围「人造山」，就能断绝山上士兵的水源和弹药，完全就是兵家的死地。更令粟裕生气的是，许多「人造山」的守备方向完全不对。敌人若攻过来，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粟裕忧虑地认为，国家花费大笔资金，广大指战员付出艰辛的劳动，但这种人造山工程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角度，以及摆放方法，都是错误的。因此粟裕义不容辞地向周总理指出了这些问题，并且得到了 总理 的首肯。
在寻找我国北部边防的同时，粟裕还抓紧一切出国的机会，尽力吸收国外的先进军事思想。1967年，粟裕率领军事代表团出访刚果，返回时在巴黎作了短暂停留。巴黎是世界名城，粟裕又是第一次来，若是普通人，肯定要去参观城市内的名胜古迹以及博物馆。然而粟裕的选择却出人意料，他要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登陆场——诺曼底去看看。
到了地方，粟裕对法方陪同人员提了很多问题，诸如人工港为什么能浮动？水泥墩的体积到底有多大？大小是否都一样？又是怎样浮动的？又是如何固定的？等等。
由于粟裕问得实在太专业，直接把法方导游问懵了。由于解说员无法做出满意解答，粟裕便亲自在海边市场，硬是在滩头深处一步一个泥脚印，足足走了两三公里，才知道当年人工港的一些水泥墩残骸，意义丈量，仔细计算，这才解决了粟裕的问题。
到了对越反击战之前，对于苏联的边防战术，已经逐渐在粟裕脑中成型。1979年1月11日到13日，粟裕做出了一份名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而这份报告在全党和全军，都引发了极大的反响。
首先，粟裕认为，苏军作战讲究先发制人，实行大规模的闪电式的突然袭击，很可能从空中、地面、海上一起来。而苏军先进的现代化装备，诸如坦克、导弹和或炸鸡，将会极大地增加突袭效果，可能在短时间内瘫痪我政治、经济、军事的主要目标。而在这个时候，我军装备还占劣势的情况下，如果大量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甚至几百万人地展开，只会徒增伤亡，上了敌人的当。
因此在粟裕提出，面对敌人的坦克突袭、伞兵空降、海军陆战队的三板斧。
首先一点就是要避其锋芒，不要集中主力和敌人决战，而是应该保存自己的主力，迫使敌人打持久战。要将主力部队和装备留在后方做预备队，为我军的反攻提供有利条件。
其次，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备城市和坚固据点，迟滞敌人的攻势，消耗敌人的兵力。不能像以前一样，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有的固守到一定时候就要放弃，有的要长期死守，有的城市不仅要守住，而且还要利用城市打巷战，打成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样，把城市作为大量消耗和消灭敌人的战场。」
最后，在坚守防御作战的策略下，要抓住一切战机，歼灭敌人，利用小队游击战摧毁敌人的后勤部队，对突击冒进的敌人，对侧翼暴露的敌人，对疲惫不堪的敌人，对缺乏补给的敌人以及其他小股敌人，都应该予以歼灭。
粟裕认为，在战争初期，我军可以依托坚固工事，打一些中小规模的运动战。等我军装备通过外援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能够夺取短暂局部制空权的情况下，可以创造战机，每次歼敌1到2个建制师。最终积少成多，形成规模优势，将侵略者彻底赶出我们神圣的国土。
粟裕的这个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人认为，粟裕所讲的内容，正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讲得清楚，很实在，很解渴，听了很受教育。随后，粟裕的讲话被编成了小册子，分发给各级领导、指挥官阅览。
很显然，在防御苏联突然入侵方面，粟裕是其中绝对的权威。他对于现代战争和现代装备的了解，高于同期的开国元勋。若中苏真的发生全面战争，指挥官自然非粟裕莫属。因此当对越反击战打响之后，粟裕是绝对走不开的，他必须为我国的北方防线而枕戈待旦。而在南部较为次要的战场，许世友和杨得志自然是合适的。
从战争规模来看，用粟裕这种野战军级的大将指挥，实在有些「火力过剩」「杀鸡用牛刀」。许世友、杨得志这样的兵团级将领反而合适。
其中就拿许世友来说，其作战风格足够强硬，用兵足够快速，非常适合对越反击战中「快打、快撤」的风格。而且对越反击战的战场在广西和云南的边境，许世友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熟知当地的军情、地情和民情。1979年，许世友已经在广州军区任上5年有余，对广西边境的情况了如指掌，有着旁人所不具备的优势。
在长达一个月的自卫反击战中，许世友率军连克东溪、高平、谅山等重镇，从而兵临红河平原，敌人首都河内不过只有一箭之遥。在达到惩戒越南的目的之后，许世友、杨得志便领兵迅速撤回国内，沿途摧毁了越南一切的军事和经济设施，将我军曾经援助越南的武器、物资全部回收。
在越南遭受痛打之时，他们的盟友苏联却呆若木鸡，丝毫没有动静。首先，我军打得太快，苏联根本来不及调兵。他们所面对的解放军有200多万人，苏军占据不了绝对优势；其次，苏联还忌惮于美国，唯恐自己出兵后，美国、欧洲、日本在身后捅刀。无奈之下，苏联只能隐而不发，除了几句不疼不痒的谴责，咱们想象中的「钢铁洪流」并没有到来。
那么在对越反击战期间，粟裕大将又在干什么呢？他也没闲着。粟裕一面紧盯着北方局势，一面主持着军事外交，接见外国军事代表团。因为粟裕知道，要击退苏联霸权主义，不仅需要自己的奋战，同时也需要外援。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后，粟裕几乎每天都要去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央军委地下指挥中心， 细致了解战况，出谋划策，并就战役进程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建议。
例如作战初期时，我军穿插部队因为在异国作战，导致后勤中断，官兵挨饿。粟裕了解情况后，立即建议邓小平，让前线部队就地筹粮。
当我军攻克谅山之后，完成了原本的作战方案。但粟裕敏锐地注意到苏军还没有完成动员，因此可以再给越军几个重击，扩大战果。中央军委经过讨论后，同意了粟裕的建议，并下达指示：「争取自卫反击战的更大胜利。」随后，我军又向河内方向前进了十多公里，将黎笋集团吓得鸡飞狗跳，不得不进行全国总动员。 然而中国的自卫还击作战目的已经达到，胜利班师了。
粟裕，是为战争而生的英雄。终其一生，都在为战争做着准备。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牵挂着我国的国防安全，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粟裕并没有等来他一直准备了数十年的战争，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幸运。就让我们用粟裕的一首诗作为本篇文章的解围吧！
「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
疆场纵横任驰骋，歼敌合计百千万。
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