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的一天，北平和平门外的琉璃厂内熙熙攘攘，有一个人携带几只装有珍贵文物的箱子来到这里。他就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第5师师长的谭温江，也是孙殿英最信任的部下。
琉璃厂是当时整个北平地区最出名的文物古玩交易市场，谭温江神色慌张地走进了一家名叫尊古斋的古玩店，并将箱子里的一批文物卖给了古玩店老板黄百川。
虽然北平的时局动荡，战火不断，但琉璃厂内的文物交易却非常活跃，黄百川更是在这里经营了长达30年的时间。几天之后，谭温江和黄百川却因为这次的文物交易事件，遭到了驻扎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的逮捕。
北京琉璃厂
贩卖文物，引出两座皇陵被盗案
随着第5师师长谭温江被逮捕，警察立即对他所居住的中国饭店内的房间进行一番搜查，果然找到了另外一批珍贵宝物。根据古玩专家们的鉴定，这些宝物全部都是出自于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直到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已经被人盗掘了。其中，国民革命军第5师师长谭温江的部队有着很大的作案嫌疑。
关于这两座皇陵的说法，有人认为，这只是一股小规模的盗墓土匪干的；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次精心组织和策划的军队干的。
尽管此时的溥仪早就已经退位，但在天津日租界的张园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小朝廷」，身边还聚集了一大批清朝遗留的大臣。当两座皇陵被盗掘的消息传到这里时，溥仪表现得非常愤怒。因为对于他来说，祖宗的墓室被盗掘，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身在张园的溥仪等人
裕陵和定东陵被盗事件发生之后，以溥仪为首的前清皇室、南京国民政府和河北省政府先后派出了调查小组，赶赴盗掘现场进行调查。
徐榕生就是当时「详查筹办东陵被盗善后事宜小组」中的一员，他在【东陵于役日记】里面，详细记述了裕陵地宫的场景：
「门内棺椁破碎颠倒，衾被散乱堆积，骸骨遍地皆是，混杂于泥水中。已经分辨不出哪些是乾隆皇帝的，哪些是皇后的，哪些是嫔妃的。惨无人道的情形目不忍睹，笔难详述。」
两位大清帝国的统治者的陵寝遭到如此破坏，甚至连遗骸都不放过，场面惨不忍睹，简直就是一场人间浩劫。
调查人员发现，在打跑土匪马福田之后，孙殿英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并没有离开清东陵，反而以「清理残敌」的名义继续驻守在这里。
裕陵被盗后的场景
正是由于第十二军的这个举动，让调查人员对军长孙殿英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伴随着「皇陵被盗事件」的不断发酵，社会舆论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查出真正的凶手，而因为秘密贩卖文物的谭温江就成为了重要嫌疑人。
就在大家一致呼吁严厉惩处谭温江的同时，孙殿英站了出来，他极力替自己的部下谭温江开脱罪责。
孙殿英指挥的第十二军共下辖三个师的兵力，谭温江是第5师的师长，也是他最为信任的人之一。此时的他内心深知，谭温江被抓进了北平警备司令部，作为谭温江的上级，必须要站出来给公众一个交代。
孙殿英
然而，孙殿英只是一个军阀出身的「大老粗」，他就让身边的秘书代为书写了一份公文，然后转交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团总指挥徐源泉。
在这份公文中，详细列出了从6月24日到8月3日这段时间里，谭温江率领的第5师的驻扎地，以及所执行的具体任务情况。孙殿英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向外界表达：「第5师每天执行的任务，全部都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并没有擅自行动」。
关于第5师是否进入过清东陵，孙殿英也承认了，但他在公文中这样解释说：「第5师并没有盗墓，而是去剿匪了，从谭温江房间里搜到的珍贵文物，就是他们从土匪手里缴获而来的战利品。」
尽管如何辩解，我们也不难想象，第5师隶属于孙殿英的第十二军麾下，谭温江的行动必定是受了孙殿英的指示。因此，孙殿英表面上是在维护自己的部下，反倒更像是在为自己摆脱罪责，从而编造出来的一系列谎言。
通过调查，主谋指向孙殿英
早在1928年7月的一天，驻扎在乾隆皇帝裕陵和慈禧太后定东陵的第十二军同时撤离，重新返回岗位上的守陵人发现，许多士兵们的鞋底上沾有白灰，因为他们走在地上留下了白灰的印痕。
守陵人猜测，这些士兵肯定是刚刚从陵墓地宫里出来的。为了防潮，工匠们在修建皇陵时使用了大量的石灰，凡是进过地宫的人，鞋底上就会沾上白灰。
果不其然，守陵人在裕陵的殿前琉璃影壁下，发现了一个被挖掘后留下的大洞，但大洞已经用砖石堵上了。而定东陵那边的情况也是如此，放眼一看，洞口就是直接通向陵墓地宫里面的。
据说，在孙殿英的部队洗劫了两座皇陵之后，一度出现了陵区管理混乱的局面。因此，附近的山民趁乱偷偷进入地宫，拿走了里面仅剩下的一些宝物。
清东陵
经过媒体报刊对「东陵被盗一案」的连续报道，以及社会舆论的一片哗然，国民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紧急成立了东陵善后调查小组，小组组长由刘人瑞担任。
刘人瑞是同盟会的元老之一，他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斗争，又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国民革命军进入平津地区之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特派接收委员会主任，主要负责原北京政府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接收工作。
刘人瑞等一行人实地查看了被盗掘的裕陵和定东陵，并在现场发现了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亲自参与盗墓的许多证据。
东陵善后调查小组首先对守陵人进行了询问，根据守陵人的回忆：「七月的一天夜里，孙殿英曾经亲自乘坐汽车来过东陵一次，当天夜里就返回了，大约是来分配赃物的。」
在接受【新晨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刘人瑞公开宣布了调查的结果：
「根据调查结果，自5月17日起，原驻扎在东陵孙殿英麾下的谭温江第5师第7旅，和驻扎在马兰峪的第8旅，一面彼此互相制造空气，声言对方即将盗掘皇陵。因此双方均严密戒备，形势异常紧迫，使附近居民不敢前去。一面则互相沟通盗掘，盗掘完毕后，孙殿英本人曾前往马兰峪分赃。将赃物分毕，然后各自散去。
直到这个时候，真相似乎已经渐渐明朗了起来。按照东陵善后调查小组的实地调查，以及附近居民的所见所闻，种种迹象都在表明，这完全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的军队盗墓行动。
由此看来，第5师师长谭温江或许还不是这起盗墓事件的主犯，幕后可能还包括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和第十二军的其他高级将领。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彻查到底，并且严厉追究盗墓贼的责任。
影视剧中的孙殿英
从赌场走出来的第十二军军长
孙殿英于清朝光绪十九年（公元1889年）出生在河南永城，他的父亲孙玉林是当地一个出了名的地痞无赖，在一次打架中杀了人而被抓进大牢。
也许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孙殿英从小就不喜欢读书，经常在学堂里跟其他同学打架。
有一次，孙殿英因为与同学打架而受到教书先生的责罚，竟然一怒之下烧掉了一间学堂房屋。于是，教书先生将他赶出了学堂，从此结束了读书生涯，开始跟着社会上的小混混一起流荡。
根据孙殿英身边的人后来回忆说：「他认识的字非常少，即使是一份简单的公文信函，都需要别人念给他听，有些词句还需要给他翻译一遍。」
虽然孙殿英认识的字不多，但他的悟性却非常高，而且胆子大，敢作敢为。十几岁就开始混迹于赌场之中，不论是麻将还是扑克，别人需要将牌拿到手以后才知道是什么，他只要看一眼背面，就能准确猜出是什么。
不仅如此，孙殿英还练会了一手掷色子的绝活，口袋里总是放了一副色子，从不离身。每次闲下来的时候，他都会掏出色子练习，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掷色子大王」。
每次缺钱的时候，孙殿英都会来到赌场，随手一挥，心里想要几点，色子就能出现几点。就是靠着自己的这手绝活，让他挣了不少的资本，同时也结交了不少的朋友。
在清朝末期，一般来说，经常混迹在赌场的人，几乎都是鸦片的吸食者，孙殿英也不例外。不仅仅自己吸食鸦片，而且还做起了贩毒的生意，甚至还自制了一个名叫「靛英牌」的海洛因，销往当时的天津、上海、华北和西北等地。
直到孙殿英在宜阳庙会上聚众赌博，被警察抓捕的那一刻，才让他彻底认清了现实。
在狱中关押的那段时间，有一个狱友对孙殿英说：「如今的天下时局动荡不安，仅仅有钱还不行，还要有人有枪，才能称王。」
赌场
狱友的一番话，让孙殿英茅塞顿开，因此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军入伍，进入了姜桂题率领的毅军。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部队的番号大多都是以最高长官的籍贯地或者名号来命名的。例如，曾国藩率领的部队称为湘军，李鸿章率领的部队称为淮军。而毅军最早的长官宋庆，号「毅勇巴图鲁」，因此这支部队就称之为「毅军」。
由于孙殿英在江湖上闯荡习惯了，刚参加部队时很难忍受部队的严格管束。而且，他还在军营里拉拢战友赌博，这个举动引起了全军将士的不满，因此被抓起来打了四十军棍。
受到了如此惩罚，孙殿英一怒之下离开了毅军，投靠了一支由丁香玲率领的部队。
丁香玲当时担任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还身兼着豫西镇守使，他给孙殿英在镇守使署里安排了一个副官的职务。没过多久，他又提拔孙殿英当上了豫西镇守使署机枪连连长，人生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掌管的士兵。
剧中的孙殿英
到了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孙殿英当上了独立旅旅长的职位，此时手中的士兵已经多达三千多人。于是，他拉着自己的队伍离开河南地界，转移到山东投奔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
这个时候的张宗昌还担任山东军务督办兼山东省省长，在山东可是权力最高的一个人。孙殿英的部队被改编为直鲁联军第35师，由孙殿英担任第35师师长，并分配所驻扎的防区，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支「正规军」。
1928年，张宗昌战败向北撤退，此时已经升任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的孙殿英也跟随大部队，退到了河北蓟县（如今的天津蓟州）至遵化一带。
就是在这里，蒋介石专门派来了时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总参议的何成濬作为特使，而孙殿英的顶头上司徐源泉接受了何成濬的招安。至此，徐源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孙殿英则担任第十二军军长。
张宗昌
阎锡山抛弃第十二军，不拨钱粮
孙殿英之所以盗掘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无非就是一个原因，那就是「看中了陵墓地宫里面的宝藏」。然而，他盗掘的宝物并不是为了个人挥霍，而是要为他的部队筹集军饷。
当时，全国存在着很多支个人的军队，他们虽然已经归附于蒋介石，但蒋介石对他们依然有着偏见。具体分为以下几种：
中央军：通常来说，归蒋介石直接管辖的军队称为中央军，中央军的装备先进，粮草充足。
地方军：归属于各个地方政府管辖的军队则称为地方军，比如在山西发迹的「晋军」首领阎锡山，在广西起家的「桂军」首领白崇禧等部队。地方军的待遇虽然比不上中央军，但总体上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杂牌军：所谓的杂牌军，就是指没有中央拨下来的军费，又没有地方财政的支持，完全靠自己筹集军费。
杂牌军在当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每支部队的情况都不一样，孙殿英的第十二军就是其中的一个。
虽然孙殿英已经接受了招安，但他仍然不受蒋介石的器重，甚至不给第十二军拨发军费。其实，蒋介石真正想要招安的是徐源泉，而孙殿英只不过是作为徐源泉的下属，才被一起招安过来的。
蒋介石招安徐源泉，无非就是看中了徐源泉的威望，以便为当时的北伐战争扫清障碍。
但是，在对徐源泉和孙殿英的部队完成改编之后，尽管任命徐源泉担任了第六军团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但第六军团却不在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序列中，而是将第六军团编入了阎锡山率领的第三集团军序列中。
按照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曾经的约定，河北一带地区全部归阎锡山管辖。而徐源泉和孙殿英的部队恰巧驻扎在河北境内，因此就将第六军团编入了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序列中。
然而，毕竟蒋介石手中握有绝对的话语权，若是徐源泉和孙殿英的部队作战勇猛的话，他是绝对不会把这支部队拱手让给阎锡山的。
阎锡山
由此可以看出，既然第六军团编入了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那么孙殿英的第十二军就不能算是中央军，顶多算是一个地方军。
若是孙殿英的第十二军称为地方军，而且隶属于第三集团军序列中，阎锡山就应该拨发军费，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通过观察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编制序列表中，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第三集团军一共下辖六个军团，分别是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三军团、第四军团、第五军团和第十一军团。其中，第十一军团的总指挥正是徐源泉，之所以称呼徐源泉是「第六军团总指挥」，只是人们的一个习惯性称呼。
按照正常的排序来看，从第一军团到第五军团，接下来就应该是第六军团了，但编制序列表里面却没有第六军团，只有第十一军团。或许正是因为徐源泉掌管了第十一军，阎锡山直接就把这个军团称为第十一军团，反正就只有一个第十一军，相当于「空头军团」。
除此之外，从第一军团到第五军团，各个军团的最高长官全部叫「军团长」，唯独徐源泉的第十一军团（也就是第六军团）称为「总指挥」。
更加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徐源泉名义上是第十一军团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但他指挥的第十一军却是归属于杨爱源的第三军团序列的管辖范围内。
从这里可以看出，徐源泉的第十一军团只不过是一个幌子，阎锡山只认可徐源泉的第十一军，身为第十一军军长，还让他享受到了军团长级别的待遇。
再看孙殿英的第十二军，阎锡山根本就没有编在第三集团军的序列中，完全成为了一个没人要的「编外人员」。在当时，像第十二军一样的「编外人员」还是有很多的，他们只能挂靠在某支在编军队的序列之中，但是部队的军费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晋军
为筹集军费，孙殿英盗掘皇陵
由于上级不给杂牌军派发军费和粮食，孙殿英只能靠自己来筹集，主要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通过打仗，只要打了胜仗，缴获而来的战利品就能够解决了军饷问题。虽然杂牌军的战斗力比较弱一些，但不打仗就没有军饷。
第二种途径是搜刮地方的财富，也就是设立各种名目进行征税。所以，当时的杂牌军经常变换自己的「防区」，主要就是为了换一个地方征税。这种行为与强盗非常相似，因此又称为「亦兵亦匪」。
但是，对于孙殿英来说，这两个筹集军费的途径都行不通。因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几大势力已经不打仗了，孙殿英自然也没有办法通过打仗筹集军费。
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而孙殿英的第十二军驻扎的平东一带，地方的税收来源早就已经枯竭了，再加上土匪的劫掠和战乱的影响，一些官绅们也已经拿不出任何钱粮了。
正当孙殿英因为军费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人前来汇报说：「土匪马福田率领一帮人在东陵胡作非为，还想要盗掘皇陵。」
听到这个消息，孙殿英顿时萌生了一种想法，那就是「盗掘皇陵里面的宝物」。
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之下，孙殿英立即决定派出谭温江率领的第5师进驻东陵，对外界宣称是来「剿匪」的。然而，第十二军从名义上来说还是一支「正规军」，并没有在地方剿匪的职责。
影视剧中的谭文江、孙殿英（左起）
按照孙殿英为部下谭温江辩解时的说法，谭温江率领第5师进入东陵之后，经过激战最终剿灭了马福田一伙，而且从马福田手里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就包括两箱珠宝、枪支一百余支、迫击炮三门、轿车一辆、骡马三千余匹。
作为一支「自筹军饷」的第十二军，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自然也就不用上交，将战利品自行变卖换钱，用这笔钱给士兵们发军饷，购买武器装备，也就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了。
然而，这些仅仅只是孙殿英的一面之词，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借口而已。
种种证据都在表明，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被盗事件，确实是孙殿英指使的。而他的行为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社会各界的人士都在呼吁严惩孙殿英。
迫于外界的舆论压力，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了一场颇具规格的军事法庭，专门负责审理东陵被盗一案。然而，军事法庭审理的结果却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孙殿英也没有获得应有的惩罚。
孙殿英将盗墓而来的文物，向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高级官员进行一一打点，最终实现了破财免灾的效果，从而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直到如今，孙殿英从东陵盗取的大多数珍宝文物，或是流亡海外，或是不知去向。而他本人也因为这件事，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还落下一个「东陵大盗」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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