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冯川
学者的缺乏幽默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事实的另一面则是：真正的大学者却往往最善于幽默。陈寅恪是一代学术大家，然其篇幅最大、份量最重的一部历史考证【柳如是别传】，却以其「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见该书最后的偈语）的风格，在我眼中成为颇具荒诞色彩的「黑色幽默」。
这位史学大师荒诞就荒诞在：当众多学者都在古为今用地做那种为政治斗争需要、阶级斗争需要服务的研究时，他却以游戏的态度，纯粹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去考证三百年前一个妓女的生平。 ——以史学大师之身分，他肯定知道历史研究是一件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事情，却仍然以一位孤独老人对于精神游戏的固执，去做那种最荒唐、最无用的事情。这件事虚掷了他十年时间，他却在终于完成这项庞大的喜剧工程后（全书3卷，共80万字，基本上用文言写成），说自己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沾沾自喜」。
这种怪诞的行径，把那些一直在从事「严肃」工作的同行气得发昏。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甚至向上面打报告说，如果不剥夺陈寅恪著书立说的资格（其时已经剥夺了陈寅恪著作出版的权利），他就要退出学界，回家种地（言下大有「从此天下无文章」的暗示）。——可惜，这位不入流的学者并没有回家种地，他后来仍在那里浪费国家宝贵的科研经费。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陈寅恪的幽默，往往表现为在严谨的论述中突然横插一句令人发笑的妙语。例如当考证到妓女柳如是与诗人陈子龙的关系时，由于史料的缺乏，不能确知柳如是是否确因不能见容于陈夫人而很快离开陈家，陈寅恪便索性称，在这方面，他「既非负古代家属委员会之责者」，当然也就用不着把一切具体细节都搞得清清楚楚——顺便便挖苦了一下「古代的家属委员会」。
又如：当考证至某权贵的后人附庸风雅涉足妓院，用三十两金子仅换得柳如是两声冷笑时，陈寅恪竟评论说：前人有千金一笑之说，「此蠢人所费仅三十金，而换得河东君之两笑，诚可谓‘价廉物美’矣，岂得目之为蠢哉？」
以今天的观点，陈寅恪的著作，称得上是典型的「无用之学」。（不过，判断有用无用的标准，却取决于个人究竟有无幽默的权利。）不同于一些学术机构把人文学术说成是服务于政治斗争的「科研」，陈寅恪引用项莲生的一句话，说自己的著书立说纯粹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话让人想起了庄子，庄子的写作也完全是为了游戏，为了满足自己。（司马迁说他是「自恣以适己」。）尽管如此，这位一再声称自己是「无用之材」的庄子，却的确为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不但一直是历代文人灵感的源泉，而且至今养活着不少教授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