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精英群已经失去活力时，对于本国的文化，他们只是墨守成规；对于外来的文化，因为自己没有信心，也就不能开放胸襟来接受新的挑战。
明代，西方文化初入中国，有一批中国的学者，例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愿意和西方来的学者对话；又如，方以智更是从西方文化的启示上发展出一些可以融合中西的想法。
在满清时代，西方的影响却逐渐淡化。
胸襟最开阔的康熙，自己也从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但是，也是康熙，为了大礼的争议，实质上停止了西方的传教活动。
这些西方教士从此只能在钦天监工作，因为相较于中国传统天文学和中东传来的阿拉伯天文学，西方的天文学毕竟更为精确。
政府限制教士们只能在首都附近活动，他们也没有机会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来往。
马戛尔尼欲打开中国市场，却无功而返
文化的闭关，恰是在清代「盛世」之时开始。
到了清末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的文化时，从元明以来到清初的西方影响，都已经湮没不彰。
不仅文化闭关，实际上所谓「盛世」，乃是文化活力的消沉。
整个清代，除了皇室宫殿、庭园以外，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那些规模巨大的工程，主要的只有防止黄河泛滥的河工和保持漕运畅通的运河工程。
中国传统上的筑路、开河、国防工程等大型的公共建设都未见进行。
明末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海船制造技术，自从满清接收台湾以后，中国再也不能制造远洋的大船，其技术也停滞下来。
凡此现象，都显示了，满清政权只是以威权统治中国，从来没想到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扩张和发展——这也许真的是结束的开始 （beginning of the end） 。
【万法归一图】
经济方面，一般人也称康、雍、乾为「盛世」。
若以人口数字而论，明代本来已经有超过一亿半的人口，经过明末大乱，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满清开国时，人口大概只有八千万上下，经过休养生息，康熙时代大概又过了一亿。
康熙对于自己统治中国的成就非常自满，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发布诏书： 「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从秦、汉开始，中国列朝国家的收入，一部分是人口税，一部分是田亩税，有时再加上丝帛，作为农余生产的产品。
经过康熙「永不加赋」的诏书，政府收入从此只有田赋为主，再加上特种税「榷」和过路税「关」。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单单以既有的田亩作为税基，其实是不够用的。
从好的方面看，政府不收人口税，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加快。
换个角度看，自古以来，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由于人口的增长不再是政府关心的项目，官民之间也就失去了互相联系的脉络。
汉代「社」和「里」的管理乃是国家机器直达到基层的体制。当官民之间不再有联系时，政府能够与民间相接触的点，也就局限于地方官和地方绅士 ；一般老百姓必须要经过公 （地方官） 、私（地方绅士） 两条管道，才能够理解到「国家」的存在。
传统的「天下国家」，应当是国家下面就是广土众民，现在，「天下国家」剩了一个皇上，和一群奴颜婢膝的官僚而已。
当然，人丁不再列入国家统计项目时，人口大幅增加，已有的生产资本——土地，就会不足以维持大众的生计。
增加的人口成为开拓田亩的生力军。田亩开拓了，地方当局可以从新开的田亩上征收田赋，这是「歪打正着」的现象 ：「盛世滋丁」替国家增加了征收田赋的耕地面积，因此，国家也有相当稳定成长的新税源。
整体而言，国家的经济体虽然在质的方面并没有改变，在量的方面确实扩大了。
到了嘉、道时期，中国人口大约过了二亿，到清末时，就到四亿左右了。
由于人口增长而经济体扩大，乃是满清时代中国经济的特色。从人口与生产力的比例而论，生产力增加了，但是生活的方式和质量其实没有改善。
【古今地舆全图】
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出超。
中国出口的项目，仍旧是以传统的丝织品和瓷器为主体，再加上向东南亚一带输出的工艺品。欧洲国家经过长程贸易，将新大陆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产品。
中国吸纳了大量的白银，应当是非常富足，然而，这些经过贸易顺差而获得的财富，并没有转换成再投资的资本，反而造成了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
对于丝织品和瓷器生产地的东南地带，确实有累积的财富，可是这些财富也只是支撑了富人奢侈的日常生活。北方和内地的一般老百姓，反而要承受通货膨胀、购买力不足之苦。
英国发现，对华贸易经常入超，力求找到可以平衡逆差的商品。
他们终于发现可以用鸦片贸易来平衡国际贸易的差额。
从此开始，鸦片毒品输入中国的数字年年上涨，中国的贸易顺差从此消失，不仅农村开始凋敝，而且因为吸毒，中国人的健康也大受影响。
从明代晚期开始，中国进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圈，而自满清中叶开始，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却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灾害。
清代女子吸食鸦片的场景
满清的统治机构，如前面所说，是满汉两套重叠的官僚系统，这种体制本来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效率。
也如前所说，那些经过科举进入文官体系的儒生，学习的是僵化的经典，畏惧的是不测的君威。
他们习惯于唯唯诺诺，不做积极的抗议，只是顺从意旨，以保富贵。
当然也有些能干的官吏，可是在大潮流之下，少数优秀的官员难以发生作用。
从乾隆时代开始，当国用不足时，政府往往以捐纳作为筹款的手段捐纳的报酬可能是虚衔，也可能是实质的官职。
尤其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政府的正常税收完全不足以应付国用，捐官的收入成了政府筹款的常态。
政府之内充满用钱财买官得到职位的人员，这样的政府机器，不可能有正常操作，更不要说具有应对内外危机的能力。
清末内忧外患，正是必须要因应新的情势、做重大改革的时候，可是，满清政府以及社会文化精英，都已不能担起扭转局势的任务。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 ：郊劳回部成功诸将士】
合而言，满清二百多年来的统治，从表面上看来虽然一样是征服王朝，满清疆域扩张到极限，几乎超过了汉、唐最盛的时代，两百年人口增加的幅度也是史无前例。
凡此所作所为，似乎满清比蒙元高明。实际言之，蒙元的高压统治只是一味地使用武力，并没有机会严重地斲伤中国的文化基础，中国的基层社会在蒙元时代还保留一些独自运作的能力。
满清统治，看来是一个天下帝国的格局，其实是将草原上的力量结合为一片，通过威胁和利诱恩威并施，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扭曲，也使汉代的「天下帝国」所植根的基层涣散，不再凝聚。
那二百多年，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开展的阶段，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文化、经济「三位一体」，经过两百年来的斲伤，再也不能有参与全球性大转变的机会和能力。
中国在皇权体制下，结合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和精耕细作的农业/市场经济，有过两千年之久的不断调节、不断成长的过程，蔚为世界主要的政治/文化/经济共同体之一。
明、清二代，竟见到古道、瘦马、西风、残照的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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