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龙飞虎两夜假装酣睡，手中的枪一直上着膛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休息的两个晚上，卧室外的沙发上总是坐着一位身穿八路军制服的军官。
即便微眯双眼发出轻微鼾声，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入睡。他环臂插在腋下的双手中，依然握着枪柄，枪机已经打开，用拇指压着以防走火。任何轻微的动静都会引起他微眯的双眼虎目圆睁。
他就是龙飞虎，在重庆谈判期间担任我方代表团的谈判代表团总务处主任兼行政处处长，其首要职责实际上是担任毛主席的贴身警卫。
在前往重庆之前，周恩来同志专门指派了龙飞虎和陈龙担任毛主席的警卫，被称为毛主席的「龙虎卫」。
龙飞虎
在毛主席下飞机的照片中，毛主席的侧后方紧贴着一位相貌英武的八路军军官，正是龙飞虎。
当时毛主席戴着一顶盔式太阳帽，原本他尝试戴了一顶苏式礼帽，但大小不合适。周恩来同志随即请毛主席试戴了一下盔式太阳帽，结果刚好合适，于是毛主席就戴上了这顶帽子，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历史瞬间。
这顶帽子最初是属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一位司机的，后来司机将其赠送给了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位同志，随后这位同志将其再次送给了龙飞虎。最终，这顶帽子经过几次转手，最终由龙飞虎转交给了周恩来同志，再由周恩来同志送给了毛主席。
在延安时代的艰苦奋斗中，领袖所戴的帽子通常都是几经传递的「旧货」。
1945年，毛主席抵达重庆
初到重庆时，毛主席暂住在张治中将军的「林园」，与蒋介石和宋美龄同住在同一地方。
电影【重庆谈判】中再现了毛主席早晨散步的场景，他在庭院中遇到蒋介石，两人在石桌前交谈。在这一历史画面中，远处可见蒋介石侍卫，穿着黑色中山装，戴着黑礼帽。尽管现实中龙飞虎也在现场，由于距离较远，他并未听到毛主席和蒋介石的具体对话内容。
随后，毛主席听从了龙飞虎的建议，选择搬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居住。
在重庆谈判期间，龙飞虎曾为周恩来同志「晋升」为国军上将提供了帮助。
有一次，将军张治中前来拜访周恩来同志，看到周恩来同志身穿国军中将的制服，不满地表示，认为周恩来同志的学生都已晋升为上将，而他仍是中将。于是，龙飞虎被派去为周恩来同志购买了一颗将星，以此晋升他的军衔。
在毛主席前往重庆进行谈判时，面临复杂的局面。为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周恩来将龙飞虎安排为毛主席的警卫。
龙飞虎担任周恩来同志的卫士长长达十一年，周恩来同志深知他的机智过人和高强本领。
在红军时期，龙飞虎就是一位著名的孤胆英雄。1930年，他在红三军团六师七团担任通信班班长时，年仅十五岁。
一次，在送信的途中，龙飞虎遇到了十几个持枪的敌军。他躲到一个草垛中观察情况，发现这些敌军已经疲惫不堪、神情沮丧，是溃兵。于是，龙飞虎决定展开一场心理战。
他在草垛中朝天鸣枪，大声呵斥敌军不许动，以吓唬敌军使其误以为被包围。最终，他们卸下枪栓、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即使溃兵精神已崩溃，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他们也无法辨别真假，乖乖地服从了龙飞虎的命令。
红军的师长彭雪枫得知这个小红军孤身俘虏了十几个敌军后，对龙飞虎的勇气和胆识赞不绝口，提出要培养他晋升为排长。然而，龙飞虎听到要升职后却哇哇大哭，坚决不同意。他觉得在通信班长的位置上非常开心，不愿意为任何升职而离开。即便是红小鬼再厉害，也难以改变他的决定。
龙飞虎在红军中迅速成长，从尖刀班长晋升为排长、连指导员。他精通双枪技艺，在战斗中表现得如同神一般，枪声响起，百发百中。他善于观察敌手，早已留下深刻印象。领导随即将他调到红三军团保卫局侦查科担任侦查员，不久后，龙飞虎成为红一方面军保卫局科长，更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
在长征途中，龙飞虎获悉红一军团的一名营长叛逃的消息。迅速驾马追赶，毫不犹豫地一枪将这名叛逃营长击毙。这一事件深深地印刻在林彪的记忆中。
二十多年后，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上，林彪再次见到龙飞虎，并略带责备地说：「老虎啊，你杀了我一个营长。」
龙飞虎迅速辩解道，那个营长显然企图叛逃，而他作为军人责无旁贷地执行了击毙任务。林彪似乎真切又带有几分虚假的责难让龙飞虎感到难以捉摸。自此，他开始刻意保持与林彪的距离。
红军抵达陕北后，龙飞虎得以进入红军大学深造，这是他一直期盼的机会。龙飞虎出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个农家，他的家乡被排柏树分成了贫富两个区域。
由于家境贫困，他家只有七分田地和一小块茶园，属于穷人区。父母辛勤劳作，从早到晚为温饱而奔波。尽管母亲还以手工编竹器为家庭增收，但难以完全解决生计问题。
龙飞虎七岁时就开始为人当猪倌，以减轻家庭负担。由于缺乏读书条件，他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
十一岁那年，由于父亲与地主就茶地问题发生争执，导致父亲受伤不治身亡。随后，母亲再嫁，龙飞虎更加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
进入红军大学后，龙飞虎展现出对文化的强烈渴望。他记忆力卓越，思维敏捷，善于运用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在学业上表现出色，因此被选为学员党支书。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请求，周恩来同志奉中央命令，前往西安协助处理事变。
当时西安各方势力潜流汹涌，周恩来同志在前往西安的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西安城内不仅有日本和汉奸的特务，还有国民党各派系的潜在威胁，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麾下存在异心的手下，他们都可能对周恩来同志构成威胁。
周恩来同志一旦有所闪失，将不仅仅是对我党的难以估量的损失，还可能使整个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对全国甚至全球都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了确保周恩来同志的安全，中央保卫部门调动了各种资源，制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周恩来同志的近卫工作必须提出特殊的要求。
张学良（左）与杨虎城
李克农曾是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对他的下属龙飞虎有着深刻的了解。他知道龙飞虎十三岁就参加了儿童团，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军并加入了党，具有忠诚可靠的政治背景，专业素质更是一流。因此，李克农选择他作为周恩来同志的随从警卫副官。
「西安事变」爆发突然，形势紧迫，中央研究对策的时间非常有限。两天后，即1936年12月14日一大早，龙飞虎随同周恩来同志骑马赶赴西安。
张学良将军承诺派遣一架飞机到延安接中央代表团。当时延安还被称为肤施，由国民党掌控，城内集结了一千五百余人的民团武装，而我们方在肤施附近只有少量的游击队。
事变爆发后，肤施的民团的立场尚不明确。
李克农
中央军委警卫营派遣了一小队骑兵，负责护送中央代表团，而龙飞虎则专注于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工作。由于雪天道路艰难，中央代表团直到15日下午才赶到肤施城外。
中央代表团了解到，中午时有一架飞机在肤施东郊机场降落，停留一段时间后又飞走了。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是前来接送中央代表团的飞机。
周恩来同志决定不能坐以待毙，第二天他们便赶到了东北军驻守的甘泉，然后乘坐东北军的汽车前往西安。
由于肤施的情况不明，无法进入城内，于是中央代表团当晚在城外露天宿营。周边的游击队迅速赶来，为保卫工作提供协助。龙飞虎整夜未眠，时刻保持对周恩来同志周围的警戒。
第二天一早，中央代表团绕过肤施城，朝甘泉前进。中午时，空中传来飞机引擎声，周恩来同志判断这是前来接他们的飞机，于是命令队伍返回肤施东郊机场。
在肤施城外，队伍遭遇民团阻拦，不允许通过。周恩来同志派遣代表进城，以南京与中共谈判代表的身份劝说肤施县长放行。
经过肤施城下时，城内的民团高呼「红军来了」，准备袭击中央代表团。幸运的是，随行的张学良秘书及时赶到，成功劝止了肤施县长阻止民团开火。即便在未抵达西安之前，龙飞虎的任务就已经充满了极大的困难。
由于中央代表团成员众多，龙飞虎和另一位同志在飞机的行李舱里一同飞往西安。
抵达西安后，龙飞虎立即与张学良的团队协调，组织并部署了周恩来同志的安全警卫。他紧随周恩来同志左右，同时安排便衣人员仔细检查周围的潜在风险。
在驻地返回时，他站在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外，当周恩来同志休息时，他则住在与周恩来同志卧室相邻的房间。
即使在睡梦中，警觉的龙飞虎也时刻保持着警戒状态，一有动静就会迅速醒来。每晚，他至少三次起身检查，确保警卫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任何疏漏。
龙飞虎格外关注周恩来同志的饮食，从采购到端上桌，每个环节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在张学良将军将蒋介石送回南京后被扣押，东北军内部爆发了内讧。王以哲在东北军少壮派的枪杀下，王以哲手下的刘多荃率兵回到西安，清除了反叛的少壮派。
此时，周恩来同志的安全受到了巨大威胁。面临威胁时，为了维护共同的抗日大局，龙飞虎等人却不能轻举妄动，不得不谨慎应对。
当一群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持枪闯入周恩来同志办公室时，龙飞虎和其他警卫员已经做好了以生命捍卫周恩来同志的准备。
周恩来同志在危机中表现得沉着冷静，以严厉而不容辩解的口吻说服了这些军官，使危机得以化解。
周恩来同志亲自前往吊唁王以哲军长，这也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危险。尽管面临危险，但为了大局，周恩来同志不得不亲自前往，这对龙飞虎等人的警卫工作构成了极大的考验。
在前往王以哲将军家的路上，灵堂还未完全准备好。王以哲军长十八岁的小舅子受到挑唆，误认为是我党导致少壮派杀害了王以哲军长，于是拿着上膛的手枪躲在帷幔后准备行动。
幸运的是，王以哲军长的夫人及时发现，并告诉他我党是王以哲将军的真正朋友，才阻止了他的鲁莽行为。
"西安事变"尘埃落定后，龙飞虎回到延安，任命为西北局保卫部情报科长。1938年8月，周恩来同志从太原发电报，调派龙飞虎到太原办事处担任副官，并正式成为周恩来同志的卫士长。
在抗战期间，龙飞虎一直随同周恩来同志，往返于太原、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八路军办事处。他在重庆的时间最长。
统战是周恩来同志在抗战期间的核心工作之一。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周恩来同志在国统区经常参加各类社交活动和集会，会见各方面的抗日人士。这种环境对龙飞虎的警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周恩来同志外出参加各项活动时，龙飞虎总是亲自携带一队警卫，提前走过途经路线，确保安全。陪同周恩来同志出入社交场合时，他时刻保持警惕，微眯的眼睛审视着周围环境，任何可能对周恩来同志不利的因素都逃不过他的警觉，被他提前阻止。
众多同志称赞他为「神目」，使他的微眯成为一种习惯。
在国统区工作，时刻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周恩来同志是我党情报工作的领导者，有时需要与秘密友人会面，这就要摆脱特务的跟踪。
有一次在重庆，周恩来同志计划会见一位秘密友人，龙飞虎负责摆脱特务的监视。他通知友人按照预定时间将车停在指定地点，然后陪同周恩来同志乘车离开住处，特务的车紧随其后。
经过龙飞虎精心选择的约定地点，周恩来同志的车到达时，他们突然加速下坡，摆脱了特务的视线。在坡下急刹车后，周恩来同志和龙飞虎迅速换乘到友人的车中。
周恩来同志的司机继续前行，按照龙飞虎的计划，故意减缓速度。最终，周恩来同志的车停在国泰大戏院门口，而特务的车一直在那里守候，完全不知道龙飞虎已经成功地甩开了他们。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居住在曾家岩的一栋小楼，被人们称为「周公馆」，而龙飞虎则被誉为「周公馆」的「馆长」。
龙飞虎在曾家岩一带的环境中带领警卫员熟悉了一遍又一遍，「周公馆」附近的人是否是伪装成特务，他都了如指掌。
一天晚上，龙飞虎陪同周恩来同志返回「周公馆」，他正在为周恩来同志打开车门时，突然看到屋脊上闪过一道黑影。
他的一只手已经握住了枪柄，看到黑影，他立即拔枪将其从屋顶上打了下来。
其他警卫听到枪声赶来，发现被击落的是一只大黑猫。虽然是一场虚惊，大家还是对龙飞虎的迅速反应和精准枪法赞叹不已。
监视特务看到这一幕后，都吓得说龙飞虎是「护院虎」，一些特务甚至打消了对「周公馆」搞小动作的念头。
「皖南事变」爆发，重庆的形势骤然变得紧张，周恩来同志不断活动，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呼吁全国团结抗日。
那段时间，周恩来同志通宵达旦在书房写文章、看材料，而龙飞虎则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合眼，紧守在书房门口。
连续的熬夜让他的双眼发红，周恩来同志看到后说，「老虎」也要打盹，而这位「老虎」却始终保持警惕，连眨眼的机会都不给自己。
从此以后，龙飞虎得到了「老虎」的雅号，这个称呼广为传播。因此，建国十多年后，林彪见到他还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虎」。抗战期间，龙飞虎不仅负责周恩来同志的安全，还协助处理一些国统区的工作。
1939年，龙飞虎三次赴越南，运送华侨捐赠和八路军办事处采购的物资。叶剑英通过同学关系为龙飞虎办理护照，在转运过程中学会了开车。在半年的时间里，他成功将数百辆卡车的物资和人员运往延安和苏北。
「皖南事变」使国民党反共高潮达到巅峰。在事变之后，龙飞虎受周恩来的命令，护送延安派往南方局的干部。
当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扣押了往来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的人员和物资。经过宝鸡时，国民党检查站阻止了龙飞虎一行的通行。龙飞虎以正当理由争论，并亮出手枪拍在桌子上，展示了国民党提供的手续，迫使检查站放行。这批干部安全到达重庆后，周恩来称赞龙飞虎：「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有理有节、有胆有识」。
正是因为龙飞虎在重庆谈判中表现出色，周恩来同志决定将其安排为毛主席的警卫，并亲自嘱咐他全心保卫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
国共谈判破裂后，周恩来同志推荐龙飞虎担任毛主席的行政秘书，主要任务仍然是确保毛主席的安全。
随着毛主席离开延安，领导中央纵队转战陕北，龙飞虎一直紧随毛主席左右。他与叶子龙先行进食，等半小时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才开始用餐。
在那个时期，中央领导的饮食条件相当艰苦，只有简单的粗茶淡饭。
龙飞虎的家庭成员，包括妻子和一儿一女，也随同中央纵队行动，但由于他的职责繁忙，他无法照顾他们。
曾经，一头毛驴携带着两个筐，筐里装着龙飞虎的行李和孩子们的行军用品，其中女儿只有两岁。一次，毛驴跳坎时箩筐掉下，导致两个孩子哭泣不止。
过河时，龙飞虎的妻子用绳子将孩子们系在身体两侧，但由于船小人多，有些家属到达对岸后才发现孩子们不见了，引发了沉痛的哀嚎。幸运的是，龙飞虎的妻子细心，两个孩子最终平安无事。
1948年，龙飞虎请求周恩来同志让他上前线，并得到了批准。在动身之前，周恩来同志与他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谈话，嘱咐他到一线部队后要虚心学习。尽管龙飞虎已经是师级干部，但他毫不傲慢，从团副政委的职务重新开始，以适应野战部队的工作。
长期从事保卫工作的他对野战并不熟悉，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虚心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很快适应了野战部队的工作。
与周恩来同志的深厚情谊在他到达野战部队后得到进一步加深。解放济南后，龙飞虎的妻子与两个孩子在济南工作，得到了朱老总夫人康克清同志的帮助。
为了减轻龙飞虎妻子的工作负担，康克清同志主动提出带走两个孩子照顾。随后，她将孩子们分别交给朱老总家和邓颖超同志照顾，直到他们高中毕业。周恩来同志曾对龙飞虎的女儿表示，他和龙飞虎的感情「胜过我那些亲戚」。
作为周恩来同志的卫士长十一年，龙飞虎终其一生都把周恩来同志视为亲人，他的后代也永远怀念周恩来同志的深厚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