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习上的落后，我迫切需要进行重大改变。因此，我向组织首次提出个人请求，希望能够获得一段时间的再学习机会，或调往其他地区从事部分工作。」
尽管措辞温和，但这封信的辞职意图却显而易见。
短短不到百字的电报，让毛主席焦虑不已，甚至茶饭不思。他难以接受的并不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0年，有八路军师级干部「撂挑子」，主动找借口申请调离前线，而是惊讶于说出这番话的竟然是罗荣桓。
罗荣桓是何许人也？他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红军干部，对革命的忠诚如铁石般坚定。为人无私利、不专断，能够看破放下，他的好脾气更是人人称道。在部队最需要他的时候，这样一个不争不抢的人怎么可能会选择辞职呢？
毛主席看到罗荣桓连续发来的辞职电报，也意识到：山东军区的指挥班子出现了严重问题。
一、山东抗战中的频发意外
在抗日战争期间，山东一直是毛主席在军事方面的一块心病。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平津，并顺势沿津浦路向南推进，目标直指山东。当时驻守山东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韩复渠，因惧怕日军的强大，竟然率领十万大军不战而逃，结果导致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山东。
在毛主席的整体战略中，八路军原计划是伺机挺进山东，在敌后展开抗战，从沿海到内陆积极牵制和削弱日军的进攻能力，配合华北和华中的游击战争。然而，部队尚未派出，齐鲁大地就已被韩复渠拱手相让。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毛主席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如果按照最初的计划向山东进发，面对的将是11万名日伪守军和1000多个军事据点所构成的封锁线。在这种情况下，哪支部队能够成功冲破？即便成功突破了日军的防线，但内部没有接应，外部没有援助，同时缺乏根据地的支持，如何在那里立足生存？
然而，如果在战略上放弃山东，就等于丧失了华东最大的补给基地，这不仅会让日军在此肆无忌惮地掠夺矿产、鱼盐等资源，还会使其通过海陆运输补充兵员。此外，山东还可能成为日军南下攻占徐州、南京、武汉的跳板，从而对整个抗战局势施加巨大的压力。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既难以掌握，又无法放弃。
为了抗日大局，毛主席最终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开辟山东战场。主席展现出非凡的智慧，他并未鲁莽行事，而是进行长期布局，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在日军的心腹地带上演了一场猛虎掏心的精彩战役。
这个过程包含两个步骤：
首先，命令黎玉负责领导山东地下党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十多支地方游击队。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黎玉担任政委，原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张经武被调任为总指挥。
1944年9月，毛主席与陕甘宁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在延安陪同美军观察组观摩八路军的军事表演。
其次，八路军115师师部及685团在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的带领下进入鲁西平原，并与湖西地方部队合编为苏鲁豫抗日支队。同时，以115师343旅和129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组建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肖华担任司令，活跃于冀鲁边平原的津南和鲁西北地区。
简言之，首先让山东纵队坚持红军游击传统，在敌人内部扩展力量，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随后，以八路军115师和129师的主力部队渗透山东，积极开展运动战，对日军进行强硬打击。内外策应、多点开花，毛主席的战略可谓异常精彩。仅仅两年时间，八路军在山东的抗日力量便已超过七万人。
尽管形势一片大好，危机仍然如影随形。
按理说，八路军黎玉部、陈光部和肖华部在山东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彼此之间本应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这三支部队各自在独立作战时表现出色，但在联合作战时却总是难以协调，表现得像是一盘散沙。
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山东八路军的组成极其复杂，游击队与正规军存在明显区别，115师和129师也各不相同，更不用说追溯到红一、二、四方面军时期。各部队之间的指挥风格和战术打法都有所不同，如果不经过长期的磨合，很难适应彼此。
第二、山东的八路军部队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是平行的兄弟部队，名义上都由延安直接领导，在军事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正因为地位相同，又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打仗时责任分配不清，谁主攻谁助攻？谁攻坚谁阻击？谁负责前线指挥？这既是军事问题，也是人情世故。
如果不愿合作，就各自作战，这就是当时山东抗战的情形。然而，若继续如此发展，一旦日军发动大规模扫荡，八路军各部队将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甚至有可能被各个击破。
二、徐向前出面解围
早在1939年，当罗荣桓和陈光刚率领115师进入山东时，八路军的正副指挥朱德和彭德怀便联合向毛主席反映了「山东缺乏骨干力量」的问题。他们建议将山东纵队与115师进行整合，并任命一位司令员进行统一指挥。
部队的合并并不复杂，但选择一个合适的司令员却确实令人头疼。
山东的各位将领中，张经武资历尚浅，肖华又过于年轻，难以服众；陈光虽善于作战，但性格过于刚烈，缺乏统筹协调的能力；黎玉是山东的元老，却长于政治工作而短于军事指挥。唯一合适的可能只有罗荣桓，但他缺少独当一面的指挥经验，威望也有所不足。
尽管山东人才济济，但单独提到的将领似乎都难以服众。怎么办呢？既然内部选拔无果，那就从外部选派一位。毛主席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任命一位重量级的指挥官——即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当时担任129师副师长的徐向前。
不久之后，八路军第一纵队正式组建，由徐向前担任司令，朱瑞出任政委，负责统领山东地区的所有部队。
徐向前刚到山东，就立刻处理了两件重要的事务。
首先是进行训练，旨在帮助山东纵队充实干部队伍，提升官兵的作战能力，将一支老游击队打造成了一支能够应对艰难战斗的正规部队。
第二点是关于作战方面，山东纵队在鲁中进行了一场反扫荡战斗，成功挫败了2万名日军的主要进攻。随后，纵队不仅从被动局面转为主动，还展开了全面的破袭战，对日军的主力、重要交通线和后勤据点进行了猛烈攻击，从而彻底扭转了山东的抗战局势。
毛主席对山东取得的辉煌战果给予了极高的赞扬：
在同志们艰苦努力和创新下，山东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其实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徐向前的所有战绩，都是在指挥山东纵队作战时取得的，对陈光、罗荣桓、肖华三人几乎没有任何指令，这是否显得过于偏心？对于这一点，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特别作了详细解释：
「有些部队，例如陈光部、杨得志部、肖华部等，因其独立开展工作且与我们距离较远，同时能够直接与总部联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和朱瑞同志则主要把领导重心放在山东纵队。」
徐向前来到山东的主要任务是整合八路军的各个部队。然而，由于战争环境极其恶劣，日军的频繁扫荡使得这项工作难以开展。面对这种情况，徐向前采取了明智的策略：既然无法强行推进，就不强求。他并没有强制将各部队统一到一个体系中，而是稳步推进，通过细节上的协调和沟通，逐步改善各部队之间的关系。
举个例子，山东纵队的干部对地理和民情了如指掌，能够与群众融洽相处，因此徐向前从中挑选了一些人派往115师。而由于115师中有很多老红军，山东纵队也因此调拨了2000多名骨干战士，以增强战斗力。后来，随着115师作战任务的加重，兵员严重不足，山东纵队一次性支援了他们超过3万名士兵和武器。
如此一来，山东八路军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慢慢地从分散状态凝聚成一个整体。然而，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意外却再次降临。在前往延安参加七大的途中，徐向前被战马踢中左腿，导致胫骨骨折，不得不在医院病床上躺了半年多。
徐向前无法回到山东，这使得局势再度陷入混乱。
三、朱瑞显得过于文弱书生气
徐向前离开后，朱瑞接替了他的职位，担任代理山东「一把手」，当时朱瑞是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
朱瑞的特点十分鲜明，他文化素养极高。在中学时期，他撰写了一篇【拟孙文讨贼檄】猛烈抨击军阀，这使得他一举成名。后来，他远赴苏联，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回国后，他随红军长征，担任红一、红二两个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时期，他负责统战工作、创办军校、建立根据地，堪称全才。
毛主席决定让朱瑞负责山东战场，因为他的威望和资历都十分充分，只是军事能力稍显不足。因此，毛主席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特地发了一份电报给山东，明确表示：
"山纵与115师师部应当靠拢，以便实现统一领导。115师有责任协助山纵实现正规化，陈、罗实际负责统一军事指挥，而朱瑞则负责全面领导工作。"
这句话的意思是，将山东纵队和115师合并指挥，由朱瑞统筹全局，军事指挥则由陈光和罗荣桓负责。
代理司令员不亲自指挥作战，而是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副手，这种人事安排如何理解呢？举个例子就能明白。华东野战军成立时，毛主席让陈毅担任司令员，但特别指定「战役指挥」由副司令粟裕负责，这样做是为了让陈毅凭借威望安抚华野的骄兵悍将，协助粟裕稳定军心。
山东的情况也是如此，无论陈光还是罗荣桓担任司令，都难以压住山东纵队的一批元老人物。然而，朱瑞不同，他是从苏联回来的老资格干部，不仅是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能镇得住115师，还曾协助徐向前指挥过山东纵队，两支部队都能服从他的领导。因此，由朱瑞协助陈光和罗荣桓镇压阵势，再合适不过。
构思虽妙，落实时却遇到了困难。
陈毅和粟裕之所以能成为黄金搭档，关键在于陈毅懂得谦让，善于识人用人，从不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逞强。与陈毅不同，朱瑞缺乏这种豁达，他书生气浓厚，不善于处理人情世故，又是个「鞠躬尽瘁」的人，事无巨细都要插手，而且说话极具权威。
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1940年8月，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给山东的任务是「猛烈破击津浦线、胶济线及陇海线东段，扩大战果」。然而，命令下达后，山东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朱瑞认为八路军与日军已经处于相持状态，此时打一场大仗完全可行；但罗荣桓则认为山东八路军处于劣势阶段，应该养精蓄锐，尚未成熟参加百团大战。最终，由于种种原因，山东部队并未参与这次战役。
第二件事发生在这一年的7月和8月。朱瑞感到抗日战争形势一片大好，因此在山东连续举办了几场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以及文化界的代表大会，声势浩大。然而，罗荣桓对这种做法并不认同。他认为，敌后抗战应更加注重深入群众、建设根据地，而不应过于张扬。因此，他没有参加这些会议。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两个月后，115师在桃峪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朱瑞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的发言内容如下：
「115师在卫生工作之外并没有显著进展，要想取得进步，就必须有人在前面引导，后面推动。」
没有进展，这意味着115师对抗日的态度过于保守，不愿打仗，也不愿开会。朱瑞看问题直截了当，作为首长批评部队是他的职责所在，但他当众这样说，还拿山东纵队的优异战绩作比较，115师的干部们自然感到委屈。尤其是师长陈光，他出了名的谁都不服，听到这些话立即反驳，最终与朱瑞不欢而散。
看到大方向上的意见不断分歧，夹在朱、陈两人之间的罗荣桓感到非常焦虑，他担心山东纵队和115师辛苦建立的沟通会付诸东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最终坚定地决定向毛主席递交辞呈，并提出了建议：
「为统一山东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并加强115师，建议任命第一纵队的徐向前、朱瑞兼任115师师长和政委，陈光同志担任副师长，萧华担任政治部主任。」
同日，朱瑞也向延安汇报了桃峪会议的情况，认为115师在整顿军队和建设根据地方面存在落后和松懈的现象，并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由于陈、罗感觉难以全盘掌控，建议将统一指挥山纵的责任移交他人。
（二）关于115师对山纵的协助安排将另行讨论，山纵的基本原则是自力更生。
（三）最好让陈和罗休养。
两份电报的核心观点相同，均建议完全统一山东的指挥机构。然而，罗荣桓主张的是让，而朱瑞则倾向于争。从动机上看，两人都无私公正，纯粹是为了公事。但由于各自的经历不同，对战局的理解也有差异，因而在具体方式上出现了分歧。
毛主席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题。
四、将军与宰相的和解
毛主席给罗荣桓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指出你们部队中的错误是正确的，现已开始纠正，以后应注意继续检查。同时，115师取得了巨大成就，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应当安心工作。目前，没有提出学习问题的必要。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首先，115师确实存在朱瑞所指出的问题；其次，有问题就解决，还不至于需要辞职。
毛主席不偏不倚，从中调解，说了句公道话，使得局势暂时缓和下来。其实，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看法不同而已，大家把话说明白了，自然就好解决了。接下来，按照正常的发展情况，山东的指挥班子也会逐渐磨合好。
虽然内部刚刚平静下来，但外部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1941年，日军在山东展开了疯狂的扫荡，使得山东抗战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在持续了50多天的激烈战斗中，山东纵队的指挥机构被彻底摧毁。朱瑞的妻子陈若克因怀有超过8个月的身孕，行动受到限制，不幸被日军俘获。几个月后，坚贞不屈的陈若克和刚出生的女儿一起，在沂河岸边双双遇难。
这一仗，115师的表现同样不佳，部队缺乏主动性，行动松散，任何事情都需要开会讨论，既浪费时间又无法解决问题，难以与友军协同作战，指挥和组织方面也存在问题。
经过反复考虑，罗荣桓最终决定再次向毛主席提出建议：对山东的指挥进行统一，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彻底改变部队作风，推进精兵简政。
这一次，毛主席高度重视此事，派遣特使前往山东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深入调查，最终坚定决心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
因此，毛主席采取了两项行动，并更换了两位重要将领。
首先，军队进行了统一整编，成立了山东军区，任命黎玉为第115师及军区副政委。罗荣桓担任军区司令员、政委兼代理师长。黎玉、罗荣桓和朱瑞三人共同负责军区管理，其中朱瑞担任书记。同时，陈光被调往延安学习。
其次是推动全局一元化。1943年8月1日，毛主席致电山东，要求朱瑞前往延安出席计划于年底召开的七大会议。9月，正式任命罗荣桓为书记，全面负责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另外，原山东军区下属的各旅、各支队及115师的番号全部被撤销，所有部队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加上各地方武装，山东部队总人数超过10万。
经过四年的曲折历程，山东八路军终于实现了统一管理。
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至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山东军区的正规部队已达27万，占我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地方武装也扩展到50多万人，革命群众多达2700多万，成为全国最大的根据地。
毛主席在评价山东成就时，曾说过一句话：
「仅凭一个罗荣桓，就使得整个局面生动起来！」
巧合的是，解放战争爆发后，罗荣桓、陈光和朱瑞在东北战场上再次重逢。罗荣桓负责全局协调，朱瑞专注于炮兵研究，陈光则掌握军旅指挥。三人紧密协作，情谊依旧如故，这段经历成为了一段美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