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的一个早上，两个行色匆匆的男子走进一间前清官员的旧宅。其中一人站在院内四处张望，另一人径直朝院子最里面一间房走去。
他走到门口时看到厨房里有一个男子在刷牙，低喊了一声：「陈敬斋！」正在刷牙的男子转头望过来，发现是陌生人，一脸惊愕。他还来不及思考这是何人，走进来的男子拔出手枪便是「啪！」的一枪。
正在刷牙的男子应声倒地，这时屋里一名披头散发的女人冲出来与开枪的男子缠打在一起。这座旧宅隔壁是当地保安团团长的家，枪声和女人叫喊声惊动了团长家的保安，几个人拿着枪朝这边跑来。
在外望风的男子急忙走进来，朝他的同伴喊了一声：「走！」两人一脚踹开院子后门，分头逃走，很快就跑到城外的集合点。望风的男子兴奋地问：「成功了？」
他的同伴回答说：「我一枪打在他头上，他倒地一动不动，应该是成功了。」
「怎么没补一枪？」望风的男子又问。
同伴回答：「那个女人一直拉着我，没来得及补枪你就进来了。」
从整个过程和两人的对话可以看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双方到底有什么过节，非要以命来偿还？
两个刺客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派来的，而被枪击的男子叫陈敬斋，是出卖该会创始人邓演达，导致其被捕牺牲的叛徒。这次行动是为了制裁叛徒，伸张正义。
遗憾的是叛徒陈敬斋并没有死，大约半年之后，有人在广州见过他。原来当天，他只是头部受了轻伤，由于此前已有心理准备，倒地后便装死。这时，他的姘头正好冲出来拖住了枪手，加上隔壁保安正追过来，枪手撤离，叛徒才捡回一条命。
这以后，叛徒陈敬斋变得更加小心谨慎，行踪飘忽不定，邓演达的同志们再也没有找到复仇机会。直到建国后，周总理亲自对该案作出批示。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到底是怎样一个机构，能够在建国后惊动周总理？陈敬斋作为该会的成员为何会出卖创始人，他的最终结局又是如何？
邓演达是广东惠阳人，自保定军校毕业以后就追随孙中山革命，担任粤军第1师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围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出走上海。邓演达也立即赴上海请命，随后他联系第一师各部联合滇、桂部队东下讨陈。邓演达充当先锋，重新占领广州。此后，又在讨伐沈鸿英等军阀的战斗中立下战功，深受孙中山信任。
重新占领广州以后，孙中山看透军阀本质，深感依靠他们无法完成革命。他决定在中共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同时决定创办军校，建立革命军队。
筹备黄埔军校时，邓演达是筹备委员会7名成员之一，此后又担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校长蒋介石为了控制军校，让自己的亲信王柏龄担任教育长，排挤邓演达。
由于工作难以开展，邓演达被迫出访欧洲考察。直至孙中山去世后，他才回国出席国民党二大，被选为候补中执委，并就任黄埔军校教育长。
任职期间，他一方面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对违反纪律的学生绝不姑息；另一方面，又与学生朝夕相处、以平等亲切的态度对待学生，深受拥戴。
老蒋作为校长不经常在校，党代表廖仲恺于1925年被刺身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后来被迫离开。对黄埔学生的号召力，只有邓演达能与老蒋平分秋色。
北伐时，邓演达出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大量任用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同时开展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研究，积极支持农民运动，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了。
随着邓演达职务和威望的提升，他也成为老蒋在党内的一大竞争对手，尤其是两人政见相左，他被老蒋视为眼中钉。
正当北伐势如破竹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之际，老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演达也被污蔑成「煽动暴乱」，遭到通缉。
鉴于形势逆转，难以挽回，邓演达发出【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信，谴责老蒋、汪精卫等反革命行径。并辞职转道苏联，赴欧亚各国考察，寻求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大多为国民党左派人士，被外界称为「第三党」。其斗争目标是：
要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积极联络中共试图建立联合反蒋阵线。他不仅在媒体上对老蒋口诛笔伐，揭露其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和反革命行为。而且利用在黄埔学生中间的影响力，策动武装反蒋。
第三党势力日渐扩大，吸收了许多黄埔学生参加，余洒度、徐会之、杜聿明、宋希濂、周志柔等人都曾参加过该党活动。余洒度在该会担任黄埔革命同学会召集人，在各省市秘密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招募黄埔同学，集结反蒋力量。
此外，邓演达还在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陈诚的第十八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中发展力量，这三人都对他的主张表示赞同。
黄埔学生是老蒋最为倚重的力量，大量被邓演达挖走，使老蒋觉得芒刺在背。他派王柏龄到上海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密谋，侦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并悬赏30万元重金缉捕邓演达。
形势已经非常危险，许多同志都担心邓演达的安危，纷纷劝说他到日本或者香港暂避。邓演达却说：「指挥革命这件大事，不在国内怎么行？我们进行革命不能总叫别人牺牲，而只顾自己安危！」
1931年8月17日，是该党举办的一个干部培训班结业的日子，这个班只有10多个学院，地址在愚园路愚园坊20号。按照事先计划，这一天邓演达将出席讲话。此事极为机密，按照事先约定，所有人中途不准离开。
当天下午3点多，邓演达正在给学院讲话，突然大批租界巡捕冲进来，将邓演达及在场的10多名学员统统逮捕。当天晚上，又对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数处秘密机构进行搜查，抓捕了20多名负责人，该会中央机构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在狱中与同志们交谈，邓演达提到了两件事：一是尽快把被捕的消息传出去；二是想办法安慰被捕的同志。提到被捕的事情，他很肯定地说：「是陈敬斋告密了。」因为他进愚园后，只听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说肚子痛，要出去买药。他离开后不到40分钟，租界巡捕就到了。
事实上确实是陈敬斋告了密。此人是江西都昌人，家里经营瓷窑，积蓄颇丰。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在学生时代生活就非常腐化，人称「窑公子」，乃一语双关之意。父亲去世以后，他很快就花光了家中财产，走投无路，只能投机参加革命。
1928年在上海加入邓演达组建的组织，担任上海地方组织负责人。他认为加入第三党既无政治风险，又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可是事实并非他所想的那样，在白色恐怕下，第三党的活动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陈敬斋极不适应严格的纪律约束，他过惯了公子哥的生活，总向组织反映生活穷困，要资金补贴，邓演达数次批给他生活费。他却并未用心工作，常常搬弄是非，搞得同志之间矛盾重重。
他显然不适合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邓演达决定将他撤职调到福建。可他却数次拒绝，不论怎么劝说都不听。就在干部培训班结业前几天，他却突然表示愿意去福建，只是要求临走前再听一次邓演达的教诲，因此获知了邓演达活动的时间和地点。
陈敬斋为何突然之间态度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在得知要被调去福建工作的消息后，他内心非常苦闷，因为那意味着他不被邓演达信任，继续工作下去也是前途渺茫。而此时，生活在娘家的家眷又常常来信催要生活费，可他身无分文。
陈敬斋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会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自己都养不活了，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内外交困之下，他便想到了老蒋通缉邓演达的事情，想到了自己校长蒋介石。
他拿起笔给老蒋写了一封信，称愿意提供邓演达活动的信息，条件是资助其出洋留学。并表示可以用登报寻人的方式定下接头地点。那几天陈敬斋心急如焚，天天翻看报纸，害怕老蒋信不过他。
数天之后，上海【时事新报】上果然出现了约定的寻人启事，其中写道：「一切均可照办，望即来西藏路一品香旅社7号一晤。」陈敬斋如约与老蒋派来的人接头，并提出要5万元出国留学。那人答应得很爽快：「只要事情办成，钱和留学都没问题。」
邓演达被捕后，陈敬斋被送去南京。其实老蒋一贯不待见叛徒。接待陈敬斋的中统特务头子叶秀峰闭口不谈钱的事，而是说：「你是个好同志，以后可以留在我这里工作。」
陈敬斋连忙摇头推辞：「我还要去美国留学，回来后再为党国效劳吧。」
叶秀峰说：「现在护照不好办，你要出国留学困难恐怕很大。」
陈敬斋一脸苦笑地说：「这是你们之前答应了的呀。」
叶秀峰语气沉重地说：「既然你不愿意在我这工作，那我向上峰申请1万元，作为对你的奖励吧。」
陈敬斋哭笑不得，不敢再说下去，害怕连这1万元也没有，只能答应。可惜的是，连这一万元也被剥削，最后发到他手里的只有8000元。他拿着这笔钱，灰溜溜地回到了江西景德镇，重操家业，开了一个瓷窑。
话说邓演达被捕后不久被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最后又被押解到南京。老蒋曾数次派人劝说，提出只要邓演达公开声明，取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就可以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
这被邓演达义正词严地拒绝，他说：「政治斗争是为了国民，而不是为了我个人利益，我的主张决不会改变，我个人更不求苟活。」
此后老蒋又亲自去劝邓演达：「你我是多年的朋友，有什么讲不清的？你应该与我合作。」邓演达也回答得很干脆：「只要你执行总理的遗志，我们当然能合作。」两人争论一番，谁也说服不了谁，老蒋脸色铁青地离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团结一致抗日，广州与南京达成和议，老蒋被迫下野。在下野之前，他又派人劝说邓演达，只要不再写批评老蒋的文章就可获释。邓演达却说：「那些文章不是我要写的，是中国人民要我写的，我不写可以，但要先经过中国人民同意。」
后来，戴季陶向老蒋进言：「今天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而是邓演达。」何应钦、何健等人也上书要求杀邓演达。
事实上，邓演达已经成了老蒋最大的威胁，汪精卫虽然有影响力，但没有兵权。陈济棠控制粤桂为主的南方联盟，但毕竟是地方部队，难以撼动中央。唯有邓演达既有社会影响力，又能瓦解老蒋的统治核心——黄埔系。
老蒋担心下野以后，权力被邓演达掌控，最终下定决心，于1931年11月29晚，派人将邓演达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杀害。邓演达遇害时仅有36岁。
邓演达遇害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派出两名枪手到江西制裁陈敬斋，可惜功败垂成。
此后，陈敬斋犹如惊弓之鸟，整天东躲西藏，难觅踪迹。全面抗战开始后，他才回到景德镇，化名陈福林，开起了瓷窑。彼时正是全民族统一抗战，没人注意一个叛徒，他因此得以多活了十几年。
1935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主张反蒋联共抗日。1947年，又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积极支持解放战争。从此时起，该党在江西的组织就开始关注叛徒陈敬斋的动向。
1949年11月，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农工党全国干部会议提出「逮捕叛徒陈敬斋归案法办」。据地方汇报，瓷窑生意平淡，陈敬斋既无钱又无社会地位。加上邓演达案已经过去快20年，其必然心存侥幸，出逃的可能性不大。
1950年初，农工党领导人先后两次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汇报该案，罗瑞卿指示江西当地公安迅速调查处理。通过大量调查，终于将陈敬斋抓捕归案。但由于该案年代久远，证据和证人难以查找，情况非常复杂，对案件的处置，江西省公安厅与省农工民主党意见一时难以统一。
3月底，农工党和民革高层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朱蕴山等人，以当事人身份联名致函周总理，详细汇报了陈敬斋出卖邓演达的经过，并要求「依法处刑，以张人民法典。」总理看完汇报信后，拍着桌子说：「是该还债了，要好好和他算算账。」随后批示中央办公厅督促办理。
总理过问后，陈敬斋被押往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审理，此时曾与邓演达一同被捕，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任一寄来一份证明材料，为调查清楚案件提供了重要依据。公安部又通过大量调查，弄清了一些关键细节。在大量证据面前，陈敬斋不得不交代出卖邓演达的事实。
1952年4月25日，解放军诶见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经过审理，判处陈敬斋死刑，执行枪决。
纵观历史，叛徒大多不会有好下场。陈敬斋虽然多活了10多年，但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正如那句话——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