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土」政治格局的变化直接导致西周的灭亡，但文献对其记载又甚少。
通过对泾、渭上游西周遗存的调查，从考古角度解释「西土」格局变化现象，归纳西周王朝对该地区经营战略的变化。
「以藩屏周」是文献中记载西周王朝利用血缘关系构建的国家政治形态，表现则是大封诸侯拱卫王室。 在考古上就是建立层次分明的点状等级聚落，依靠主干交汇的河流形成网络状的国家管理格局，表现则是把「周」的亲戚族群从关中腹地迁到国都的东方，建立起的东土的各据点，既拱卫了王朝的东方又加强管理东土； 同时还把大量的商遗民族群从东方迁到王朝的西土据点，形成两周时期的管理体系。 这种迁徙策略促使人群与地貌第一次大规模「人为」重组，改变夏、商两代的统治策略，开启以后历代王朝以「迁民」来加强政权管理的新模式，但也造成了西周晚期政治格局的变化，甚至是西周王朝的灭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到的「方」是以国都为中心的方位概念；土为周王室实际管理的区域概念，理论上方位概念大于区域概念。「方」包括周人的对立族群、周人管理的族群及其地域，而「土」只包含周人管理的族群及其地域。泾、渭上游是地理概念，泛指泾、渭两河上游的主干及其各支流流经区域，多为西秦岭、六盘山、陇山、北山等山脉的山前丘陵沟壑，既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甘肃省平凉市，庆阳市，天水市，定西市的渭源、陇西两县，陇南市的礼县，陕西省咸阳市的长武，宝鸡市的陈仓、陇县、千阳等地。
水资源的利用是古人选址的重要参考，借助丘陵沟壑顺势形成的河流，全覆盖式的田野考古调查，把西周遗址放到自然水系网中，结合遗址、墓葬等遗存的时代，分析不同时期人群的变化，归纳西周王朝政治格局的变化规律。涉及到的采集遗物标本，均以距离遗址最近的河流为中心，利用河道把泾、渭上游串联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西方」的范围就是这个封闭的区域，但「西土」则是若干支流上的据点，整个泾、渭上游族群复杂，从而使该地成为西周抵御、拱卫政权的核心区域。野外调查河道网与确定西周遗存分布是研究「西土」问题的重点。
一、遗址分布与时代
泾、渭上游的各支流等级聚落点即是西土，囊括了【史记·周本纪】等文献记载中和周族群体活动的有关区域。 泾河为西源头，马莲河为东源头，两河在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政平村西交汇，以上为上游，从政平村到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张家山村为中游，再向下到西安市高陵区马西村南为下游。 泾河上游及支流源头的范围东到子午岭西麓，南到关中北山山系的千山北麓，西到六盘山东麓余脉及丘陵沟壑，西北到六盘山丘陵沟壑区，北到黄土高原沟壑区，这一区域内诸山脉与沟壑走向影响着河流的流向。
渭河从源头渭源县鸟鼠山到陕西宝鸡峡水库为上游，从宝鸡峡水库到泾河入渭河的高陵区马西村为中游，再到渭南市潼关县的水坡西北为下游。渭河上游的范围东到陇山西麓，南到西秦岭北麓，西到陇西黄土高原的沟壑区，北到鄂尔多斯台地的沟壑区。西边的鸟鼠山系是洮、渭两河的分水岭；北边通渭境内的3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山梁，是渭河上游主要的河流的源头所在。
考古调查借鉴已发表的考古发掘简报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资料[2]，实地勘察遗址地理地貌，采集断面和地表陶器，寻找遗址对应的河流。对已发掘的出土品和本次新采集标本中的陶器断代，参照【张家坡西周墓地】的完整陶器谱系[3]，对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的断代，参照【周原出土青铜器】的青铜器谱系[4]，做出相对年代的判定。
（一）清水河上游
固原市原州孙家庄西周墓[5]，位于六盘山东麓清水河西岸，六盘山丘陵地貌是清水河与泾河的分水岭。墓葬出土铜器和陶器的时代为西周早期。
（二）泾河上游
固原彭阳姚河塬遗址[6]，马旺堡[7]，庆阳镇原常山、前山遗址[8]，为泾河支流红河上游。平凉崆峒区庙庄西周墓[9]，崆峒区清福山墓[10]，平凉泾川蒜李出土的铜鬲[11]、泾川县博物馆藏玉都下坳、泾川泾明、城关姚池、城关蒋家、窑店西门、黑河焦村、黑河党原出土的青铜器，均在泾河、黑河上游台地上。平凉崇信于家湾西周墓地[12]为泾河支流汭河上游。平凉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地[13]、姚家河西周墓地[14]、洞山西周墓地[15]、西岭墓地[16]、寺沟墓地[17]、郑家洼西周墓地[18]、中台红崖西周墓地[19]、社崖湾墓地[20]，均在黑河和汭河上游台地上。黑河干、支流有27个面积不超过10000平米的小遗址。
泾河、红河、汭河、黑河上游等地的姚河塬、庙庄、清福山等地出土的器物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偏晚均有，但不见西周晚期的器物。泾河、汭河和黑河之间台地上泾川境内蒜李、下坳等地出的器物时代大多都在商末周初，个别可到西周早期。黑河与达溪河之间灵台白草坡、洞山等地出土的器物时代大多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偏晚。
（三）马莲河上游
庆阳环县双城子西周墓[21]，环县博物馆藏木钵、合道出土陶鬲，在马莲河上游。庆阳合水九站遗址和墓地[22]，庆阳合水师家庄兔儿沟西周墓地[23]，在马莲河支流城北河上游。庆阳韩家滩西周墓[24]，庆阳西峰巴咀西周墓[25]，庆阳火巷西周墓[26]，在马莲河西岸各沟渎上游。庆阳宁县宇村西周墓地[27]，庆阳宁县杨家台西周墓地[28]，庆阳西峰博物馆收藏西峰区温家乡地庄和陇东石刻艺术博博物馆藏合水何家畔镇南岘出土的青铜器，在马莲河东岸沟渎上游。
马莲河上游双城子出土器物的年代从商末周初到西周早期。城北河上游的兔儿沟、九站出土器物的时代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偏晚。马莲河与城北河交汇的宁县宇村、杨家台出土的时代相对较晚，可到两周之际。
（四）渭河上游
定西陇西县西河滩遗址[29]，天水甘谷毛家坪遗址和墓地[30]，武山东旱坪—刘家墩，寺屲遗址等10处两周遗址[31]，天水麦积董家坪遗址[32]，天水市师赵村[33]，天水广播电视局墓地[34]，天水东泉[35]，天水北坪村[36]，天水甘泉[37]天水张家川梁山乡岳山村[38]，天水清水李崖西周墓地及牛头河流域31处两周考古遗存[39]。宝鸡陈仓境内有屈家塬、毛家庄等西周遗址9处，西周墓地1处[40]。
渭河与菜子河交汇处的西河滩遗址出土物时代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西河滩到毛家坪遗址之间没有西周遗址，但以毛家坪为中心15公里内有大量面积不超过2000平米的小遗址，时代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天水董家坪时代类似毛家坪。渭河支流藉河北岸师赵村出土的陶器时代可到西周早期，渭河支流永川河上游东泉和甘泉的青铜器可到商末周初。李家崖墓地出土物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张家川岳村出土的青铜时代可到西周早期。宝鸡陈仓通天河、赤沙河上游出土陶片破碎严重，仅能判断为两周时期。
（五）西汉水上游
礼县圆顶山墓地[41]，礼县大堡子山墓地[42]，礼县西山墓地，西汉水两岸有商周到秦汉遗址37处，其中寺洼文化遗址25处，为西汉水及其支流上游[43]。
西汉水支流红河上游，费家庄—六八图等遗址从出土物判断为战国至西汉时期。西汉水与永坪河交汇处的大堡子山出土物时代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西山遗址时代与大堡山类似。
（六）汧河上游
汧河夹在泾渭之间，两侧与泾河、渭河因山成分水岭。陇县韦家庄，纸坊沟，杨家庄，梁甫村，边家村等处均有青铜器出土，且采集两周泥质灰陶的共有遗址118处，有两周墓地21处[44]。
汧河上游韦家庄、纸坊沟出土的青铜器的时代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偏晚。汧河两岸台地采集的陶器碎片破损严重，仅能判断为两周时期。
（七）泾河中游上段
达溪河下游与泾河交汇处的长武刘主河墓地[45]，张家沟墓地[46]，达溪河流域发现有60处西周遗址[47]。泾河上游长武境内泾河南岸台地有23个两周遗址[48]，泾河中游上段彬县泾河西岸有22处，东岸17处两周遗址[49]。
达溪河下游刘主河、张家沟出土物的时代到西周早期。泾河中游上段遗址采集的泥质灰陶除个别时代清楚外，其他仅能判断为两周时期。
通过梳理，泾、渭上游西周遗物分布最西边的遗址是渭河上游的陇西西河滩，最西北的遗址是清水河上游的固原孙家庄，子午岭西麓最北的遗存是环县双城子，面积达400000平米以上的遗址有西河滩，姚河塬、白草坡—桥村、九站等。出土器物时代最早的是泾河、汭河和黑河台地的泾川地区；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的遗存分布范围最广，很多支流上游均有遗址点，西周晚期春秋早期遗址点较少，只有泾河与马莲河交汇处的宁县地区、渭河与小南河交汇处的武山和甘谷等少数地区。
二、遗址属性与人群
梳理泾、渭上游各西周墓地出土的器物以及遗址采集陶片的时代，结合该区域山形、河流自然环境，把西周遗存放到时空大背景下去分析，从而解决两周时期人群的变化规律。
西秦岭、关中北山山系近乎东西向延伸，其余脉山梁、山前丘陵之间形成的河流多南北向——或东南西北向；而六盘山、陇山、子午岭等山系近乎南北向延伸，其余脉山梁、山前丘陵之间形成的河流大致呈东西或者西北——东南向流，而泾、渭河及各支流的源头，顺流而下的河流则把该区域分成若干小区域，而大量各时期的遗存就分布在山前丘陵地带，且靠近河流两岸的黄土高原台地和两条河流的交汇处。
黑河、汭河和泾河之间的台地西周墓地出土的器物时代最早可到商末周初，有崇信于家湾、泾川下坳、泾明蒜李、庆阳韩家滩。崇信于家湾墓地、灵台姚家村墓地、灵台洞山、灵台寺沟、灵台郑家洼、灵台社崖湾均为南北向「墓口略大于墓底，头端略宽足端，墓底平直，无要坑」的周式葬俗[50]。原州孙家庄西周墓、庆阳韩家滩庙嘴西周墓、灵台白草坡西周墓群、灵台红崖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髋下有一腰坑，内葬一只小狗」的商式葬俗[51]。
灵台西岭、泾川玉都下坳、泾明蒜李、泾川泾明、城关姚池、长武刘主河、长武张家沟、合水兔儿沟、环县双城、正宁杨家台、西峰火巷、张家川岳山、天水师赵村等可确定为墓葬，出土器物西周早期到中晚期的器物，但墓葬破坏严重很难确定相应的葬俗。且在泾河两岸及其支流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较多的面积不超过10000平米的居住遗址，这些遗址多和仰韶、齐家文化的遗址重合，堆积厚度最少40厘米以上，灰坑剖面深度1米以上较多，而西周遗址的堆积厚度都很薄约20厘米以下，灰坑剖面也较浅深度1米较下，族属不确定。
黑河、汭河上游的于家湾是周人自己管理的地区，推测为文献记载的「密」[52]国，大致范围为崇信、泾川泾河和汭河流域的台地。达溪河上游灵台白草坡和红河上游彭阳姚河塬都存在腰坑，可能为商遗民管理的区域，与崇信于家湾具有同等级管理权的分封国。渭河上游目前最清楚的西周早中期的清水李崖墓地，发掘的墓葬「东西向，头向西，墓地有腰坑，坑内有殉狗」为典型的商式葬俗[53]。陇西西河滩采集的陶片从西周早期延续到西周中期偏晚，但见不到西周晚期的陶片。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分析，西周初年，有一次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到「西土」，是「以藩屏周」中的第一次分封。核心是泾河上游的泾川地区的「密」和商遗民的等级聚落点。
两周之际，镇原嗝边徐湾墓[54]、正宁西坡杨家台墓出土的青铜器多为该时期，出土铜鼎与洛阳27中东周王陵的铜鼎很接近[55]，推测为周族遗留人群所留的遗存。正宁湘乐宇村墓出土的铜器为西周晚期，墓葬葬俗不清楚，不能确定族属，而合水南岘可能为「西申」[56]。甘谷毛家坪、礼县西山、礼县大堡子山东西向，有腰坑，为秦人的墓葬，族属关系很清楚。天水麦积董家坪，没有发掘从采集的陶片可到西周晚期，沿用时间可到春秋，战国时期。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从西周穆王讨伐「犬戎」[57]开始，该地人群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变动，寺洼、秦等为代表的族群开始进入西方，西周遗存数量减少。由于没有出土文字材料，考古发现西周晚期商式葬俗的等级聚落点也较多，故无法判断早期「秦」的轨迹。文献记载了秦的分封，但考古资料中西周晚期出现的的新遗址数量众多，可证明有人群进入西方，加之秦的缘故即有第二次分封存在。
西周中期偏晚以后，孙家庄、姚河塬、双城子、于家湾、九站、西河滩和李崖等遗址的出土物见不到西周晚期的器物，推测可能是周人被灭或者迁徙，遗址废弃。徐湾、杨家台、宇村、石家等遗址的周人群体不清楚是新迁入或是原来本地区小范围迁徙而来的，但从考古资料上分析，西周中期偏晚之际国家管理策略发生过一次变化。
三、人群变化与战略
新石器时代泾、渭上游的主体文化面貌是仰韶、常山下（菜园子）、齐家文化。 到了商周时期，从以往考古发掘、调查的情况，泾渭上游可分出刘家文化、寺洼文化、西周文化、秦文化和西戎文化五种人群，五类文化的分期以西周器物为参照体系，借助同出共存关系，把该区域内的各遗址早晚关系串联起来。 泾渭上游西周时期遗址大量与仰韶，齐家文化遗址重叠，但从剖面厚度上观察西周时期的堆积比后两者薄，推测西周时期人群生活时间较短，所以堆积较薄。 这不排除是因为同一人群，短时间内在相邻遗址之间有迁徙的现象，无论是哪一种现象，都大体反映了西周族属人群总量较少的状况。
泾渭流域的地理地貌从商周时期以来变化不大，遗址和墓地均在河道的高处，可通过主、支河流和分水岭把该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管理区域。泾河上游与西周王朝关系密切，故该区域早期遗址分布密度和遗址规模较大，且遗址连续性明显高于渭河上游。西周晚期，泾河上游遗址数量减少，从出土器物时代明显的遗址看，西周势力回收到泾河中游。但与此同时，渭河上游葫芦河与渭河交汇的天水董家坪，小南河与渭河交汇的甘谷毛家坪；西汉水与燕子河交汇的西山、西汉水与永坪河交汇处的大堡子山却出现西周晚期的遗址，且数量有增大的趋势，到春秋早中期扩张到牛头河、汧河和达溪河上游。
（一）西周早期的战略布局
通过梳理泾河上游流域的遗址和出土物，大致可判断西周早期随着西周王朝分封制度的确立，大量的商代遗民被迁徙到该区域。从目前已经发掘的灵台白草坡、彭阳姚河塬、清水李崖、甘谷毛家坪、泾阳高家堡等墓地，墓葬中均带有腰坑，坑内殉葬狗，这种带有商文化特征的葬俗有多个分布的特点，可说明不止一个商遗民族群进入该区域。周王分封的周族势力虽为核心，但数量上并不占据多数，甚至可肯定商代族群是守卫泾渭上游流域的主体。
姚河塬、泾川官山林场出土的陶器有刘家文化的陶器，刘家文化的下限可到商周之际，西周的陶器从早期到中期偏晚均有。由此可知，姚河塬的西周族群是居住在原刘家文化人群居住的遗址上，刘家陶器在西周早中期被西周陶器取代，其有可能就是周王朝派来监管该地区的原住民的；而泾川地区出土的商末周初器物，周人在该区域要面对的都是刘家文化人群。九站遗址出土的陶器有寺洼文化的陶器，寺洼文化的下限可到两周之际，西周的陶器从早期到中期偏晚均有，最后铲形袋足鬲和麻点纹陶釜有出现在该地。由此可见，九站遗址的西周族群和寺洼人群同时居住，寺洼和西周陶器在西周中期偏晚同时消失，可能的解释是九站遗址中的寺洼人群与西周人群同时在西周中晚期离开或灭亡。张家川岳山出土的西周早期铜鼎，有可能是防御或对峙葫芦河流域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据点的西周族群。
崆峒庙庄、白草坡、环县双城子、合水兔儿沟等地出土的器物可证明西周早期有西周人群到达泾河上游，形成了西周族群为核心，商遗民为主体的统治格局，在周王朝管理体系的周围还分布着若干不同的刘家、寺洼文化的小族群，这就构成了西周早期泾渭流域的人群分布。
（二）西周中晚期的变迁
泾河上游流域西周遗存在中晚期突然消失，姚河塬、于家湾、九站、白草坡、甚至西河滩遗址在西周晚期都没有延续，而渭河上游西周晚期遗存突然出现且呈现增长的趋势。甘谷毛家坪、礼县西山墓地也出土了带有腰坑的商文化葬俗，且天水董家坪采集的陶器上限可到西周晚期，主体是春秋、战国时期，都说明在西周晚期有新的人群进入。以甘谷磐安和武山洛门为核心，半径15千米的范围内存在10处面积数千平米、时代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说明第二波商遗民进入渭河流域。
毛家坪遗址出土的陶器有西周的因素，上限可到西周晚期，下限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麻点纹」陶釜、陶鬲和大喇叭口罐，毛家坪B组的铲形袋足鬲时代甚至可可到战国中期。由此可知，毛家坪遗址西周族群有可能是秦人，其后续使用的陶器代表秦人从西周文化中分化出来，并和西戎陶器共同构成了秦人的主体。西山遗址的陶器风格和毛家坪遗址类似，均为有腰坑的商式葬俗的群体，其对抗的族群是进入西周的寺洼文化人群，使用的陶器以橘黄色的陶豆为代表。
渭河上游西河滩、李崖的时代上限西周早期，下限到西周中期偏晚，葬俗亦以商遗民的腰坑为代表。毛家坪、董家坪、西山等均是从西周晚期开始，其葬俗亦有腰坑，由此可知，西周王朝派遣到该地的商遗民不止一支，有商文化因素的并不一定是早期秦。
（三）文献中泾渭上游的变化
结合【史记·周本纪】和【史记·秦本纪】解读泾、渭上游考古资料的变化。西周早期，西周王朝分封在泾渭上游的封国（族属）很多，如西河滩、姚河塬、于河湾、白草坡、刘主河、双城子等地，大多为商遗民，沿用商式葬俗，成为泾渭上游防御刘家、寺洼器物群为代表的人群主体。从穆王讨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开始，客观上破坏了犬戎或者羌人与西周王朝的联姻关系；从而在考古遗存上表现出来西周文化因素收缩，且寺洼文化南下进入泾、汧河上游的现象。至共王灭密，自毁「西土」防御的体系，周族自身核心地位下降，泾渭上游商、周族群开始内收、迁徙甚至被灭。
西周中期偏晚，迫于形势西周王朝改变战略，从渭河进入陇山以西，同早期一样商遗民不是一支。西周历王时期大骆族被「犬丘」所灭，同时很多商遗民族群也被灭。孝王时非子为附庸，宣王时封秦仲为大夫，宣王时封庄公为西垂大夫，秦人开始收服其他商遗民，控制了渭河上游，同寺洼文化陶器为代表的「犬戎」或者「羌人」进行对抗。
四、小 结
通过调查泾、渭上游西周遗址的分布情况，基本可以确定西周早期，商遗民很多支进入该区域，面对的戎狄、羌人集团，或对抗或结盟，成为该区域的主体。 受制于自然环境和外界人文环境，商遗民大多选择仰韶、常山下、齐家文化人群居住过的地方，故西周时期遗址大多与早期遗址重叠，自己选择新居住地的较少，只有陇西西河滩、桥村—白草坡等。 刘家文化从西北方向从姚河塬、官山林场一线进入宝鸡麟游地区与西周王朝发生关系，而寺洼文化则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发展，进入葫芦河、清水河、牛头河进入庆阳地区，成为侵扰西周的主要力量。
西周时期的周王室对泾、渭上游有两波分封，分封对象大多为商遗民。以商遗民为主体的西周族群在一个遗址生活的时间均很短，到西周中期偏晚随着泾、渭上游犬戎族群的进攻或者自身的内迁导致犬戎族群的进入该地区的，表现是西周遗址数量大规模减少，这种变化和关中地区西周中期偏晚王畿以内遗址数量的变化一致[58]。秦族是西周王朝第二波分封到泾、渭上游的一支商遗民，其在西周王朝战略调正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分化其他族群，最先成为渭河上游的管理主体。
灵台景家庄墓[59]、灵台洞山东周墓[60]出土的青铜器和喇叭口罐为典型的秦人器物，表示秦人在春秋中期进入达溪河流域，以此为基础逐步向东、向北扩张。战国时期，彭阳小河湾、崆峒庙庄、合水九站等以铲形袋足鬲、「头蹄葬」为代表的西戎文化和「麻点纹」陶釜为代表的「秦」文化迅速发展，重新管理了泾、渭上游区域，甚至再次进入清水河，甚至是祖厉河上游。出处四川博物院【博物馆学刊】第9辑
注释
[1] 国家社科基金：【秦文化墓葬的多元文化因素与社会变迁研究】，课题号：22BKG013
[2] 陕西文物局主编：【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陕西出版集团·陕西旅游出版社，2012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
[5] 固原县博物馆：【宁夏固原县西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6] 宁夏考古研究所组织的2017年红河流域调查。
[7] 杨宁国：【宁夏彭阳发现先周陶鬲】，【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泾渭工作队：【陇东镇原常山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
[9] 魏怀珩：【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10]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1] 刘玉林：【甘肃泾川发现早周铜鬲】，【文物】1977年第9期。
[12] 甘a魏怀衍、伍德煦：【灵台白草坡西周墓】，【文物】1972年第12期。b初仕宾：【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肃省文物考古所：【崇信于家湾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13] a魏怀衍、伍德煦：【灵台白草坡西周墓】，【文物】1972年第12期。b初仕宾：【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14] 吴礽骧：【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15] 同【13】。
[16] 同【13】。
[17] 刘得祯：【甘肃灵台两座西周墓】，【考古】1981年第6期。
[18] 同【16】。
[19] 刘得祯：【甘肃灵台红崖沟出土西周铜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20] 史可晖：【甘肃灵台县又发现一座西周墓葬】，【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
[21] 许俊臣：【甘肃庆阳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22] 王占奎、水涛：【甘肃合水九站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23] 许俊臣、刘得祯：【甘肃合水、庆阳县出土早周陶器】，【考古】1987年第7期。
[24] 庆阳地区博物馆：【庆阳韩家滩庙嘴发现一座西周墓】，【考古】1985年第9期。
[25] 同【4】。
[26] 何翔：【甘肃西峰市出土的西周陶贝】，【文博】1991年第3期。
[27] 许俊臣、刘得祯：【甘肃宁县宇村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4期。
[28] 同【7】。
[29]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渭河上游渭源、陇西、武山三县考古调查】，【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30]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31] 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组织的2017年武山榜沙河、山丹河田野调查。
[32] 甘肃省考古所和天水博物馆组织的2018年早期秦文化调查。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4] 汪保全：【天水市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
[35] 裴建陇：【周秦史事与考古发现的局部整合—以西周时期渭河上游为时空框架】，【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36] 天水县文物志编些委员会：【天水县文物志】，1984年。
[37] 同【15】。
[38] 同【15】。
[39]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牛头河流域考古调查】，【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3期。
[40] 陕西文物局主编：【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陕西出版集团·陕西旅游出版社，2012年。
[41] a毛瑞林，李永宁等：【礼县圆顶山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B李永宁、王刚等：【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2000LDM4春秋墓】，【文物】2005年第2期。
[42] a游富祥、杨哲峰等：【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B韦正、王辉：【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c侯红伟:【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4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44] 陕西文物局主编：【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陕西出版集团·陕西旅游出版社，2012年。
[45] 田学祥、张振华：【陕西长武县文化大革命以来出土的几件西周铜器】，【文物】1975年第5期。
[46] 同【3】。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2013年达溪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西部考古】2017年第1期。
[48] 同【2】。
[49] 同【2】。
[50] 甘肃省考古工作队：【甘肃崇信于家湾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51] 许俊臣、刘得祯：【甘肃合水、庆阳县出土早周陶器】，【考古】1987年第7期。
[52] 在泾川藏家手里见到战国时期戳印文「密」的陶罐，据说出自黑河流域，推测泾川境内黑河、泾河之间的台地可能为西周时期的密国。
[53] 王太职：【清水李崖遗址西周遗存分析—兼论西周时期商式鬲及相关问题】，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54] 许俊臣：【甘肃庆阳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5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5期
[56] 合水何家畔南岘出的青铜器铭文有「姜申」，但破坏严重不知道是否为墓葬。
[57] 路国权：【泾、洛、渭河上游西周文化边界与相关问题初论】，【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
[58] 马赛：【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聚落分布与变迁】，【南方文物】2017年第3期。
[59] 刘得祯、朱建唐：【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4期。
[60] 吴礽骧：【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