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了，熟悉到以至于到了民国时期蒋介石政府依旧沿袭保甲制度。
在日常民国剧中，保长似乎既有权力，有生活优越，那么民国的保长到底薪资如何？
薪资来源
先说结论，保长的薪资待遇不固定。因为保长虽然算是体制内的管理人员。
但是保长们的薪资并不是由财政开支的，也不像古代的捕快一样是临时从民兵团抽调或者县长自掏腰包聘用，他们的薪资完全取决于税收程度。
保长们的收入是税收的10%。首先我们要明白，民国时期经济发展还是趋于原始。
税收主要来源还是农业税，而对于新生政权来说，农业税是天生注定不可能的高的，所以在民国初期，基本农业税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那么保长能拿到的就是百分之0.3到0.5，民国到建国有14亿亩地，农业产值在100亿大洋左右。
那么保长收入的大约值是一个月0.3块到半块大洋，如果再算上民国为数不多的民族工业税收，粗放估计半块到一块大洋之间。
这就是为什么说保长薪资不固定，因为大洋的购买力不固定。民国初期的时候一块大洋约等于今天的1800元，但是到了后期民国通货膨胀后，大洋的购买力也下降了，最低的时候大概等于700块。
但是无论是初期还是末期，无论是540到900元的月收入还是210元到350元，这个工资水平明显是不够的，但是很奇怪的是，从来没有饿死的保障。
我们看到影视剧里的保长都是作威作福，穿绸裹缎。这就要追溯一下民国税收形式。
民国时期，税收形式不是实物税，而是货币税。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把承担市场的风险下放给那些百姓了。
比如这家是种棉花的，纳税纳棉花可不成，得拿棉花上市场去卖，换了钱来交税。
这中间的差异在哪呢，第一，保长不用承担货币制度导致的贬值问题，他拿的永远是当前兑换比例下与以往购买力相同的百分之0.3到0.5。
通俗点说，原本，保长的工资是半块大洋，够买20个包子。
现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一块大洋购买力下降300%,20个包子要两块大洋，于是卖包子的人收入数额就随之增加了三倍。
那么保长再向这些人收税也是现在额度的百分之三到五，对于保长而言，只是同比增长，并不会出现购买力波动。
第二，保长也是人，保长也会参与到市场活动中去。比如说现在有一个种棉花的，今天下午要交税，早上去市场卖棉花。
保长老婆来了把他的棉花买走了，给了一个大洋，卖棉花的当天下午就要把这一块大洋的百分之0.3到0.5再还给保长。
等于说保长只要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天然自带的减少0.5%，积少成多，再加上和邻近的几个保长搞搞串联，大家到对方的领地买东西都优惠。
再在购买活动中吃拿卡要，这收入不就来了？
上文所述是保长钻权力的空子，但是保长甚至能明码标价收黑钱，这就要追溯到保长的实际执法权力。
权力结构
宋代设置「保甲制度」，十户人为「保」，五个保为大保，十个大保为都保，因此保甲制度得以长期发展。
一保内选举一人成为保长，负责管理一保内的各种事务，例如约束保内成员，维护保内社会的安宁。
注意定义中负责管理各种事务这句话。这个话的力量可远远超乎想象，可以理解为保长实现的是基层自治但绝不民主。按照当今社会权力划分来看，保长一个人在他这十户范围内司法、执法、监督一体化集中。
可以大胆地下一个定义，一保之内的十户人只认保长不认大总统。那么保长的灰色收入就来了。
今天所说的四项陋习「吃拿卡要」必定少不了，甚至在执法公正问题上，自然也可以花钱消灾，可以说只要罪名不大，给保长花钱就绝对不吃官司。
同时还要看到时代背景，民国年代动荡不安，兵役和徭役重得让老百姓苦不堪言，基本上百分之七十的适龄男性都要参与兵役或者徭役。
家里的地还没种，男丁都被抓去服役了，想改变这个局面也不难，关键人物就在保长。
蒋介石、宋子文可不知道全国有多少男丁，一保之内有多少可以服役的只有保长说了算，今天法律定义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14岁以下的儿童，如果保长想害你，不好意思，说你20就20，样子不像纯属发育不良。该去还得去。
那么相应的，你要是给保长花点钱，小伙也给你说成老头，这么一来灰色收入不就有了。
于是，家里三代单传不舍得儿子的多要点封口费，儿子多不太心疼的少要点。有钱在家里，没钱投军去，这样的阶梯价格制度，保长能不富裕吗？
保长来源
上文所述，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税收的能拿到多少取决于农业收成，农业收成完全掌握在气候手里，万一有洪涝灾害，专职保长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贪污名额取决于老百姓的反抗意识和检查制度，加入辖区内有个刚正不阿的，或者儿子多不在乎的，再或者这个季度正好有纪律检查，保长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为解决这个问题，民国政府直接从根源上考虑，解决保长们的构成问题，不要全职保长。
而是保长与家风建设相结合的政策，保长们通常不是地主就是家族族长，甚至可以是退休干部。
这些人首先群众基础好，要么是一族之长要么是权贵，经济基础不得不好，能够承担特殊情况带来的收入波动。
第二，把高度的自治权交给这些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比如地主，地主担任保长对于佃户们而言是对同一个人交两份钱，这个时候地主保长自然可以把给自己交的租金多算点，给国家的少算点。
或者跟手下佃户商议商议，直接签个长期劳务合同，收割廉价劳动力。
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百姓对政府的不支持，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保甲制度，使保长更加剥削百姓，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甚至民不聊生。
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保甲制度本身就是民国所犯的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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