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4年10月16日的下午3点，中国的大西北响起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缓缓升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终于成功爆炸。
这声巨响代表着中国将打破世界上有核国家的核垄断，同时也预示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国际话语权将得到显著提升。
1966年10月，我国决定公开展示核试验的照片，这使得记者孟昭瑞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这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报道出来，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使然。
孟昭瑞立即把几张原子弹爆炸时的照片交给周总理亲自审核。周总理看着这些照片，眉头紧锁，若有所思。不久后，他下达了一道密令：这些照片不能随意发布。
孟昭瑞疑惑总理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原子爆炸图片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利剑已经铸成，任何国家都不可对中国进行核威胁。
但总理却选择了被裁剪的不完整照片，让人难以理解。然而，当总理解释了他的意图后，众人都被他的高瞻远瞩和精明细心所折服。
那么，总理为什么要裁剪蘑菇云图下方的地面部分呢？这其中有什么深意？
事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开始研究原子弹的时期。1945年，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原子弹打击的国家。
这震惊了世界其他国家，他们意识到美国的原子弹已经成为悬在世界各国头上的利剑，没有任何盾牌可以防御。只有拥有同样的武器才能抵御这种威胁。
因此，世界各国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研究原子弹，中国也不例外。如果这件事让中国认识到拥有核武器的重要性，那么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更让中国认识到拥有核武器的紧迫性。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麦克阿瑟曾建议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使用核武器，虽然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拒绝了这个建议，但他却将核武器拆卸后放置在距离朝鲜战场最近的航空母舰上。
在冷战时期，中国时刻面临着美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头顶上悬着的利剑不知道何时会掉下来，这种感觉无奈又耻辱。
当时的世界格局已经演变成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敌对。
身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已经拥有核武器，美国的首要核打击目标可能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屈居第二的中国。
因此，我国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拥有核武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尽管原子弹这种大杀伤性武器不会轻易使用，但是没有和有而不用完全是两码事，别人有与自己有更是两码事。
伟大领袖毛主席始终坚信，原子弹是纸老虎，也是铁老虎。在战略上要藐视它，但是在战术上要重视它。
面对核威胁，中国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然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获取原材料——铀矿。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使得铀矿成为一种战略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曾指示地质部加快铀矿的勘探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虽然只是次生矿，但证明了中国确实存在铀矿。
刘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激动地说：「这是我们实现原子能事业的重要一步！」这个发现鼓舞了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信心，他们开始了艰苦的原子弹研究之路。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与李四光、刘杰和钱三强等科学家会面。
在会上，李四光阐述了铀矿资源与原子能事业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我国铀矿资源的分布情况。之后，钱三强简述了原子能科学的历史，并详细介绍了我国近年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在会议进行中，钱三强拿出一块铀矿石，走进探测器。当探测器感应到铀矿并发出滴滴的警报声时，现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这标志着我们成功解决了制造原子弹的第一道难题。毛泽东接过铀矿石，说道：「正是在这个会议上，中央作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以及研制原子弹的重大战略决策。」
"有国才有家，无国等于无家"，中国拥有丰富的铀矿资源，原子弹制造的原材料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原子弹制造需要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缺乏科技领军人才，导致人才紧缺，尤其是高尖端科技人才。
党中央意识到人才在新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周恩来总理通过各种渠道安排海外留学的精英返回中国，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据统计，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共1536人回国，其中从美国返回的有1041人。这些人后来在原子能事业上成为领军人物，并获得了"两弹元勋"的殊荣，如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程开甲、彭桓武等。
彭桓武，一位曾在英国获得10个博士学位的科学精英，他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工业体系薄弱，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选择了回到中国。
他说：「尽管中国当时的工业体系薄弱，但我坚信我可以为祖国做出贡献。」他的选择，体现了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
他们的回答如山一样坚定。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这些深爱祖国的科学家们为了建设中国，毅然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历经艰辛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正是这些爱国科学家们的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稳稳立足。他们回到了还是一穷二白的祖国，没有完善的实验设备，他们就自己想办法制造；没有原子能的教材，他们就自己编写来培养人才；没有关于原子能的资料，他们就将唯一的一本资料翻译并手抄；没有计算机，他们就用算盘进行复杂的数据计算。
这些科学家们从事着世界上科技含量最高、最伟大的事业，却忍受着最艰苦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他们隐姓埋名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忍饥挨饿在广阔无垠的大西北。
然而，正是他们的坚持和默默无闻的奉献，完成了被众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伟大事业。他们的确应了毛主席的话，创造了奇迹。
在1958年6月3日，商丘步校的20多名党员接到一项神秘的任务：在乔广林的带领下，他们跨越河南、陕西和甘肃，最终抵达了酒泉，并在敦煌安营扎寨。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项任务的目的。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就是中央选派到敦煌勘测原子弹试验基地的先遣队。
当时留在学校的教官和学员都猜测可能要打仗了。在大家还处于迷惑的时候，军令再次传到了商丘步校。副校长张志善随后带领学校100多名教官和学员踏上了闷罐车。
在经历了五天五夜的闷罐车轰隆声后，商丘步校的教官和学员们终于抵达了敦煌，他们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什么。
然而，作为军人，他们深知服从命令的重要性。当他们了解到自己的任务是为原子弹勘测试验场地时，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振奋的神情，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一件足以载入史册，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
如果他们能参与到这样的事情中来，他们将充满荣誉感和自豪感。虽然戈壁滩强烈的阳光让他们身上留下了灼伤，手和脚上磨出了水泡和血泡，但他们从不感到疲惫。
为了保密，他们在敦煌不能与家人联系，直到1960年才被允许给家人写信。但信的内容必须是出差执行军事任务，并且每封信都要经过监察人员的审核才能寄出。
那时，所有基地工作者和家属都没有想到，这次出差竟然持续了四十年。
他们是戈壁滩上的耕耘者，虽然没有专业的理论知识，却在四十年的艰辛岁月里，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原子弹的成功。
他们和那些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一样，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苏联专家援助中国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向访华的赫鲁晓夫提出，希望苏联能够在中国的核武器制造上提供帮助。
然而，赫鲁晓夫并没有立即答应，直到波兰和匈牙利两国倒戈，他才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同意提供援助。在经过反复谈判后，中苏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
在我们急需苏联的数据和资料时，我们等来的却是令人失望的消息。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宣布：「在未来的两年内，我们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仅仅过了几个月，1960年7月16日，苏联方面撕毁协议，决定撤走所有的专家，带走重要图纸，并停止供应设备材料。
这无疑给我国的原子弹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基地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叫苦。
他们都在艰苦奋斗，希望早日制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再也不用仰人鼻息。 尽管面临困难，但无数工作人员和国家的大力支持，最终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实验成功。
这一刻，中国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真正站起来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欺压我们，威胁我们，轻视我们在国家上的地位。
1966年10月，中国政府决定向外公布原子弹爆炸的真实照片。这一决定不仅对外起到了威慑的作用，尤其是对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也让我们自己感到自豪。
记者孟昭瑞在发表这些照片之前，将图片交给了周总理审核。
周总理仔细审视着照片，过了许久才提出将蘑菇云图的地面部分去除。那么，周总理为何会有这样的要求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爆炸当量的考虑，二是对位置暴露的担忧。
因此，周总理坚持要求裁掉地面部分。
周总理的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真非一般人所能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