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一天，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到了北京，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杨拯民热情的接待了他。
而杨拯民是杨虎城的儿子。
两人之间的见面，也可以称得上是另外一场世纪大会面。
图|张学良晚年
也就是在几十年前，即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此一举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剧烈的震动，后来更是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下的行程，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到了深远的变化。
做完这件事以后，张学良与杨虎城也基本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张学良本人搭上了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结果被扣押，一直到1990年才被释放，而杨虎城命运更加悲惨，他被蒋介石安排出国考察，回国后遭到关押，就在重庆解放前夕，杨虎城一家以及其秘书宋绮云一家惨遭敌特杀害。
时间一晃而过，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几个旧人均已作古，张学良本人也已经是垂垂老矣。
张学良托侄女来北京，主要是想见一见当年的两个老部下，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万毅，张闾蘅到北京以后，也是通过杨拯民的关系联系到两人，后来吕正操还赴美探望过张学良。
1990年，张学良恢复自由之身，并于1991年赴美定居，杨拯民听说消息后，也曾想要赴美探望，张学良也想邀请杨拯民来美国，不过很不凑巧，杨拯民当时因查出患有腹膜癌，急需动手术，无奈只能作罢。
图|杨拯民
1998年，杨拯民计划再次赴美，可因为身体情况，最终未能前往，同年10月23日凌晨，杨拯民逝世于北京，享年76岁。
临终之前，杨拯民嘱托儿子杨瀚，一定要替他去看望张学良。
带着探索历史真相之谜的心绪，杨瀚踏上了赴美的道路。
一
「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 」
时隔多年后，杨瀚回忆起赴美探望张学良时的经历，说了这样一句话。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5年之前交情并不深。
1935年10月，张学良兼任 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率领东北军开赴陕西，当时杨虎城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北绥靖公署主任，作为一个妥妥的地方实力派，自然不愿意让东北军进入他的地盘。
也因为彼此之间有龃龉，双方关系并不融洽，加上蒋匪特务暗中散布流言，十七路军与东北军之间也摩擦不断，因为东北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十七路军担心东北军会突然发难。
有意思的是，当时张、杨两人都各自与中共秘密联系，签署停战抗日协议，但双方都不与彼此沟通。
不过，两军和好的契机也由此到来，作为爱国军人，张学良、杨虎城都有抗日的意愿，且都同中共之间建立了联系，长此以往，张学良、杨虎城都有了两军和好的意愿。
1936年2月，杨虎城在西安绥靖公署设立了交际处，专门从事与东北军上层的联络，而张学良也派人联系杨虎城，并明确告知他：
「东北军是奉蒋委员长之命开赴陕西，专司剿共之职，绝没有任何争权夺利之心。」
有两件事情，对张、杨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活路】事件
从1936年6月开始，东北军中开始印刷联共、抗日、批评蒋介石的小册子【活路】，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特务们四处活动，开始查禁这本小册子，杨虎城听说此事后，下令给十七路军开始反侦察，并和张学良共同制定对抗蒋介石的策略。
同时，两广事件爆发后，杨虎城与一些地方实力派共同拟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政治主张，当时杨虎城找张学良商量，双方还约定共同出兵掩护，但因为蒋介石很快镇压了两广事变，这件事情最终没能成。
二、「艳晚」事件
1936年8月下旬，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宋黎被蒋介石特务抓捕，关键时刻，是十七路军的巡逻队出面，将宋黎扣押下来，并强行送到了张学良处，而张学良对此事采取强硬姿态，命人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准备同蒋介石决裂。
尽管张学良与杨虎城当时交流并不深，但至少从这两件事上看，双方达成了政治上的合作关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的张、杨二人还没到完全信任的程度。
张学良与杨虎城虽然有共同抗日的愿望，但在对蒋介石的态度上有分歧，张学良主张劝说蒋介石，杨虎城则认为劝说的效果不大，对劝说一事并不热心。
张学良努力劝说了几次后，发现效果并不大，心里越来越急躁，从内心的想法上，他也越来越偏向于杨虎城，只是内心始终有所犹豫。需要指出的是，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还曾多次劝说蒋介石，从10月22日到12月12日，特别是从12月开始一直到西安事变爆发那天，张学良数次谒见蒋介石，但每次都被骂。
12月9日，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引起了全国的响应，然而学生的爱国行为，遭到了反动军警的镇压，死伤数人，就在当天晚上，张学良再次劝说蒋介石，又被责骂了一顿。
在内心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张学良终于下定决心拘押蒋介石。
不过遗憾的是，西安事变后，因张学良坚持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遭到了扣押。
尽管张学良本人坚持称：
「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可实际上，张学良的离开造成了东北军的分裂，致使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苦心撑持的「三位一体」的局面告破，事后中央军开进陕西，杨虎城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放弃了十七路军的指挥权，奉命出洋考察。
杨虎城那时已经意识到蒋介石绝不可靠，因此叮嘱部下：
「被蒋压迫太甚，就断然倒向共产党。」
东北军、十七路军除了部分部队起义，参加解放军外，多数都被蒋介石分化瓦解。
二
从历史上来看，张、杨两人的交情其实只有一年，自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杨虎城出洋考察，两人基本上没再见过面。
一直到1982年，两家的后人才见面。
时隔多年，杨家的后人也一直想听一听，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看法。
1999年6月，杨瀚带着女儿杨好好飞赴夏威夷，在教堂门口见到了已经99岁的张学良。
本来按照杨瀚的想法，张学良见到他的面以后，心情一定会很激动，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张学良的反应很平淡，只是握了握手，说了一句：
「你好，你好。」
双方就此打住。
杨瀚很是诧异，时隔多年后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我有点始料不及，为何这个与祖父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见到我时，如此平静？」
2000年，杨瀚再度飞赴夏威夷与张学良见面，然而让杨瀚吃惊的是，张学良自始至终没有谈话的意思，杨瀚也没有主动问。
两次见面，张学良的反应始终很冷淡，这让杨瀚始料未及，他开始分析其中的缘故。
在过去很长时间中，人们一提到西安事变，首先想到的是张学良，毕竟他的实力最强，地位也最高，其次才是杨虎城。
杨瀚经过十年研究，写了【杨虎城大传】一书，在研究杨虎城将军一生以及西安事变一事上，他毫无疑问是个专家，综合了各方面记载后，杨瀚发现了一个事实，即西安事变本质上是由祖父主张发动的。
1956年12月，张学良奉蒋介石命令，撰写了【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曾说过一句话：
「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
张学良一开始认为，西安事变是由自己主导的，杨虎城是受他牵连，不过在这份记录中，张学良也坦言，发动西安事变，受杨虎城的影响比较大。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90年代初，张学良恢复自由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张学良晚年时，曾接受过张丙之姐妹的采访，谈到了西安事变以及杨虎城，张学良坦言：
「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可以说他才是主角，不过名义上是我。」
明明从地位以及实力上来看，张学良无疑更高一些，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后来也做了解释：
「东北军虽然人多一些，但没有地盘，（地盘）都在杨虎城那。杨虎城比我叫得动，他是本地人呐，中国人地域情节很重。」
尽管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杨虎城都没有同中共方面进行联系，但在事情发生后，举国汹汹的前提下，张学良与杨虎城都不约而同的寻求中共方面的帮助，更为关键的是，张学良认为，在同中共的关系上，杨虎城要比他亲密的多。
「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实实在在，他的太太是共产党，我判断他的太太是带着任务来的……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他名义上是杨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话。」
「周恩来这人好厉害，他们都被控制住了，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人都听他的……」
从史料记载来看，杨虎城与中共之间的联系，确实要比张学良更早。
1925年5月，驻扎陕北的杨虎城就同榆林中学的中共党员杜斌丞结识，并通过杜斌丞认识了中共党员魏野畴，杨虎城聘任魏野畴到他举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和所属部队任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部队中大肆清党，但杨虎城拒绝在所部中实行清党，当时他对南京派来的反共大同盟的系统的韩镇声说：
「你我都是南汉宸的朋友，而你和他的关系比我还早，尽管政治道义不同，但首先要照顾朋友间的道义。」
应该说，杨虎城从内心思想上来说，是同情中共，赞同中共主张的。
可对蒋介石，杨虎城一开始就是不信任。
杨虎城是陕军出身，同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关系都很淡漠，到1927年初，才受冯玉祥之邀，就任国民军联军第10路军司令，不久后又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10军军长。
在民国年间各路军阀大战，杨虎城始终是独树一帜。
1929年，担任蒋介石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的唐生智通电讨蒋，在讨蒋的名单上擅自加上了杨虎城的名义，但杨虎城既没有表示确认，也没有表示否认，只是派人去和蒋介石解释，但对唐生智擅自将自己名字加在名单上一事，杨虎城却非常不满：
「唐孟潇太看不起人了！我革命的时候，你还是北洋军阀的小喽啰。对蒋介石造反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至少你应当事前和我商量商量，你这样搞太看不起人了！我跟蒋是杂牌，跟你唐孟潇也是杂牌，你们双方都是军阀，没有什么优劣之分。」
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击败了冯玉祥、阎锡山联军，特意拉拢了杨虎城，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应该说，蒋介石与杨虎城之间并无很深厚的交情，双方之间的合作也都是出于政治目的考虑，杨虎城对形势认识也很清楚，只要不是在危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以服从合作为主。
不过，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因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引起了杨虎城不满，他曾数次请缨抗日，皆不被允准，相比于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认识更加透彻。
杨虎城在陕西期间，积极推动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还与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在杨虎城看来：
「和蒋斗争，首先必须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做法。蒋在政治上弱点很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点，方可站住脚。如果需要取得外力的合作，只有中国共产党。对其他的地方军事反蒋力量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这一思想一直维持到张学良到了陕西以后。
从张学良角度来看，他同蒋介石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在扣押蒋介石一事上，始终难以下定决心，而杨虎城在这件事上，无疑起到推动作用。
三
从西安事变本质上来讲，张学良并没有后悔做过这件事，他晚年对自己的评价是：
「我们张家父子，若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
无论是后来接受采访，或者是口述历史，张学良始终对发动西安事变一事引以为荣。
1991年，张学良在美国接受采访，曾被记者问：
「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做这件事吗？」
张学良毫不犹豫的回答：
「我还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 需要负责任, 我做的事, 我负责, 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 我还是那么做, 别说软禁50年, 枪毙了, 我都不在乎。」
只不过，张学良对杨虎城被害，一直有着愧疚的情绪。
杨虎城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可以说是做出了巨大牺牲，被迫放弃了十七路军指挥权，后来回国后又被蒋介石关押，相比于张学良受到优待，杨虎城的境况就要糟糕很多，以至于最终遇害身亡。
显然，蒋介石之所以下定决心杀杨虎城，多少也有些报当年在西安被扣押那件事的意思，毛人凤后来同沈醉谈到这件事时，也坦言称：
「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图|杨瀚
不过，考虑到这件事影响颇大，蒋介石也不敢担这个罪名，最初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对外宣称是杨虎城在路上被土匪害了，后来大陆方面找到了杨虎城一家与秘书一家人的遗骸后，又改了对外的说法，称是手下人瞒着下手的。
可杨瀚对这种说法是嗤之以鼻，杨虎城在被蒋介石关押以后，对他的生活情况是格外关注，甚至是感冒发烧了，发烧到了几度，都会有详细的汇报，很难想象，一个受蒋介石如此关注的人，他的手下会瞒着他本人擅自下这个手。
更为关键的是，杨瀚考证祖父被害的那天，即1949年9月6日，重庆的局势还很稳定，解放军也尚未进入四川，而蒋介石宣称的混乱情况以及大撤退根本就不存在。
2005年5月，杨瀚给时任台湾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写信，要求为祖父平反：
「一个忠党爱国的老党员，国家的二级上将，没有罪名，没有审判，就这样被秘密处决，殃及子女部属，岂有天理？岂能为党纪国法所容？……您应为杨虎城同志平反昭雪。」
可信函发出去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应。
马英九当选为台湾国民党主席后，得知了杨瀚写信一事，并予以回应称：
「 一、杨虎城到欧洲访问，为什么突然回国？馆藏档案中有没有明确记载？二、1949年，蒋介石是否曾下令杀害杨虎城？ 」
马英九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依据台湾方面历史档案馆中收藏的档案发出的疑问。
尽管杨瀚又一次写信希望能为祖父平反，但在后来漫长岁月中，并未再得到回应。
至于张学良晚年见到他以后不愿意提杨虎城以及西安事变一事，杨瀚也有自己的认识：
「当时，我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我感觉他觉得祖父的事情有点不堪回首，所以不愿意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