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词人史达祖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千百年来历代词论家对史达祖其人其词的评价很不一致，毁誉参半，意见纷繁，有些观点还是根本对立的。请看：毛晋【梅溪词跋】：「余幼读【双双燕】词，便心醉梅溪，今读其全集，如‘醉玉生香‘柳发梳月等语，则‘柳昏花暝之句，又不足多矣。」【白雨斋词话】又卷五：「独怪史梅溪之沉郁顿挫，温厚缠绵，似其人气节文章，可以并传不朽。」【莲子居词话】卷一：「史邦卿奇秀清逸，为词中俊品，张功甫序其集而行之，乃甘作权相堂吏 ，身败名裂。」【介存斋论词杂著】：「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所谓一勾勒即薄者。」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矣。清冯煦【蒿庵论词】：「词为文章末技，固不以人品分升降，然如毛滂之附蔡京，史达祖之依韩侂胄，所造虽深，识者薄之。」看到前代人的这些议论，我们深感有责任在钻研有关史料和史达祖词的基础上，本着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史达祖其人其词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以便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史达祖，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他的词。
嘉泰二年（1202）至开禧三年（1207），这段时间史达祖投身韩侂胄幕下，作了他的堂吏，并且倍受韩器重，后人鄙薄史达祖皆因此事。有人说他委身权奸之门，下心降志；有人说他甘做权相堂吏 ，身败名裂。总之他们认为史达祖在人格上不值一提，为他们所不齿。史达祖做了韩的堂吏而遭后人唾弃，因此笔者认为客观评价史达祖应首先了解韩侂冑。
【宋史纪事本末】是这样记载韩侂冑的：「以传达诏旨，浸见亲幸，时时乘间窃弄威福」，「侍权诂宠，摇撼外庭」，「凡所荐进者皆其所私，凡所倾陷皆其所恶。」照此看来韩侂冑理应算是奸臣。宁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韩侂冑发动北伐战争。有人因否定韩而把北伐战争也一起否定了，说他是为了「立功以自固，急功近利」，完全是为了个人目的。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看出，对韩及北伐战争的这种看法有失公允。自从徽、钦二帝被掳，历史便进入了一个悲剧时代，沦陷区人民在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下，在金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下，日夜盼望南宋军队北伐，使他们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然而腐朽的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偏安的局面，向金称臣道藩，献地纳银。南宋最高统治者居然还恬不知耻地说这种屈膝投降是「志在好生，宁甘屈己，书币土地，一一曲从。」他们把杭州当作乐园，沉醉在湖山之间，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根本不想恢复中原。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宋「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外有强暴之夷，内有愁怨之军民，其他难言之患，隐于耳目之所不加，思虑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间，而远在数千里之外，何可胜数。」（【宋史纪事本末】）到韩侂冑执政的时代，蒙古势力已经笼罩了东亚大陆，南宋人久处积威之下，已失却了民族的反抗性。「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兴」，试想一个倍受压迫的民族连反抗性都没有了，这是多么可悲、多么可怕的事。此时韩侂冑自请北伐，且在「国用浸亏」的情况下，「侂冑上表，自请以家藏先朝赐予金器六千两上之。」前后执政13年，追封爱国将领岳飞为鄂王，削去卖国贼秦桧的王爵。他的这番举动鼓舞了南宋人的士气，使他们不再沉迷不醒。北伐战争捍卫了南宋人的尊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打击金人的作用。笔者认为与那些在国家危亡之时尚沉迷于歌舞淫乐、苟且偷安的人相比，韩侂冑是值得肯定、值得赞扬的。韩代表了南宋统治阶级抗战派以及南宋人民和沦陷区人民抗金的要求，他发动的北伐战争得到了包括统治阶级内部以及当时的爱国将领刘过、辛弃疾、陆游的坚决支持。虽然北伐战争最后失败了，但胜败乃兵家常事，且古语说的好「不以成败论英雄」，不能因为它的结局是失败就否定它。韩侂冑于歌舞萦怀、壮心日损之时仍不忘恢复失地，况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这是值得肯定的。南宋政权和汉民族长期被金侵略和压迫，韩的北伐是为了收复失地，反对民族侵略和压迫，因此是进步的、正义的。虽然北伐战争没有取得胜利，但北伐战争灭金雪耻的出发点是不容贬低的。至于宋史对韩侂冑的评价不高，我们要正确对待。「侂冑乃宁后韩氏之季父，排赵汝愚得政，因此遂极为当时士大夫清议所鄙厌，从而失去‘拥戴与信任」。故别人对他的评价不排除带有主观偏见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他和赵汝愚的争权，这种相党之争是政界的必然现象，我们不好评价谁是谁非，由此认定他是奸臣更是有失公允。另外，韩侂冑是反道学的，他曾发动了「庆元党禁」，排斥包括朱熹在内的很多道学人士。最初把理学派定为伪党，后又升级为逆党，道学派对其是痛恨至极的。以至于开禧三年（1207）九月，金人与宋的和议要求中「欲太师首级」，这绝非仅仅是韩个人的人头问题，是事关国体，有关国家尊严的问题。而浙东学派林大中、朱熹私淑楼钥、横浦再传内倪思等著名道学家，以及其他朝士在「与其亡国，宁若辱国」的信条下，不顾国体，以一国之首相的首级作为和议的信物，可以看出道学人士对韩的深恶痛绝。鉴于此，修史诸儒对其记载难免会有个人情绪在里面，更何况韩侂冑的事迹也未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韩侂冑没有那么不堪，尤其是他发动的北伐战争，是进步的，值得褒扬的。
了解了韩侂冑，我们再来看史达祖。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汴（今河南开封）人，是南宋中叶著名词人。然而其生平事迹不仅正史无传，就是宋人的笔记野史也很少谈及，故事迹沉晦不彰，只在一些著作中略有提及。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十三楼敬思云：「史达祖，南渡名士，不得进士出身。」清末词坛巨匠王鹏运作【梅溪词跋】：「右史邦卿【梅溪词】一卷，陈氏【书录解题】云：汴人史达祖邦卿撰，张约斋为作序，不详何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云：「韩侂冑为平章，专倚省吏史达祖，韩败黥焉。」从这些零散的资料里面我们只能了解到史达祖己身无科名（未登进士），曾做韩侂冑的堂吏。鉴于此，史达祖在当时很受士林唾弃。后人对其人品和词品亦有微辞。王士祯【史邦卿跋】：「史达祖邦卿，南渡后词家冠冕。然考其人乃韩侂冑堂吏耳。（略）有李姓者，尝与史游，于史几上大书曰：危哉邦卿，侍从申呈。未几黥云，其人品流又远在康与之下，今人但知其词之工尔。」王国维对史达祖的人品评价也不高，其【人间词话】称史达祖为「乡愿」、为「偷」、为「贪」、「肤浅」，鄙薄其人品和词品。胡适对史达祖亦无好感。但史达祖真的如后人评价的这样一钱不值吗？据【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七记载：「李壁于开禧元年八月以礼部侍郎使金，其目的是察看金国之虚实。史达祖作为韩侂冑的心腹‘陪节使金。」我们来看他在北行途中写下的这些词：【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云：「双阙远腾龙风影，九门空锁鸳鸯翼，更无人，恹笛傍宫墙，苔花碧。」表现出悲怆的「黍离」之感。「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词人的光复之志和爱国之情昭然可见。【龙吟曲·陪节欲行，留别社友】云：「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復，阑杆静，慵等眺。」表现词人的忧国之心。「今征夫在道，敢辞劳，风沙短帽。休吟稷穗，休吟乔木，独怜遗老。」这是词人为完成出使使命而不辞劳苦的决心。南宋的积贫积弱、祖国山河的残缺不全在词人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使他感到悲伤不已。他北行之时看到金国的国境，心里更是倍感凄凉。【齐天乐·中秋宿真定驿】云：「殊方路永，更分破秋光，尽成悲境。有客踌躇，古庭空自吊孤影。江南朋旧在许，也能怜天际，诗思谁领。梦断刀头书开蟄尾，别有相思随定。忧心耿耿，对风鹊残枝，露恐荒井。斟酌桓娥，九秋宫殿冷。」由此可见史达祖也会为祖国的山河破碎心痛心伤，也愿意为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尽心尽力。他的词品并没有前人说的那么糟糕。他虽为权相堂吏,亦有一颗忧国爱国的心。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值得赞许的。史达祖的命运与韩侂冑联系在一起,后人每每因其「甘作权相堂吏」而鄙夷之，这是不公正的。像这样忧国忧民、感慨国事的词，史达祖还有很多。【绮罗香】：「沉沉江上望极……难寻官渡。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万年欢】：「燕子春愁未醒,误几处,芳音辽绝……非干厚情易歇。奈燕台句老,难道离别,小径吹衣,曾记故园风物。」【眼儿媚】：「近时无觅湘云处,不记是行人。」【忆瑶姬】：「空馀双泪眼,到旧家时节,漫染愁巾。」【三姝媚】：「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寿楼春】：「最恨湘云人散,楚兰魂伤。身是客,愁为乡。」【杏花天】：「长安共,日边近远,况老去,芳情渐减。屏山几夜春寒浅，却将因而梦见。」这些词表面上看都是表现作者的思乡，史达祖是汴(今河南开封)人,汴京作为先朝北宋的首都,此时已经被金人的铁蹄践踏,词人有家不得回。究其深层，这分明就是对祖国山河不全的痛心和对金人肆意践踏南宋领土的愤懑。史达祖还有一些词作直接抨击「直把杭州作汴州」而不思复的俞宝国之流无耻文人，如「奈芳草，正锁江南梦」，「燕子春愁未醒,误几处,芳音辽绝」,「归来立马斜阳岸,隔岸歌声一片」,「算盈盈,一水何曾远,宁不会,暗相见」,「喜鹊沉沉音尘绝,烟锁蓬莱宫殿……不怕天孙间阻,怕人间,薄倖心肠变,又学得,易分散」。
读了史达祖的这些词,我们还能鄙薄他的词品,完全否定他的词吗?对于他依托韩侂冑做权炙一时的权相堂吏,后人多充满鄙夷和不屑,然而他是自甘堕落的吗? （如果说这是一种堕落的话）我们看他的词【满江红·书怀】：「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思往事,磋几剧。怜牛后,怀鸡肋,奈棱棱虎豹,九重九隔,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这是何等的失落,何等的无奈和痛苦？史达祖是一个富有才情却终身未第的士子，由于科场的连连失意和年龄的不断增长，他在词中明显地流露出怀才不遇的牢骚。【阮郎归·月下感事】：「旧时明月旧时身，旧时梅萼新，旧时月底似梅人，梅春人不春」、「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可见词人也并非没有用世之心，他也曾经心高志大，在国家衰败危难之际，也很想有一番大的作为，试想自古以来有谁不想博取功名，不想建功立业呢？然而史达祖是不幸的，不仅没有科名（未登进士），又穷困潦倒，那么史达祖受到韩侂冑的赏识而投身他的幕下也就情有可原了。韩败，达祖亦遭贬，受黥刑，自此史达祖像一条落水狗倍受后世人的鄙视和白眼。【湘江静】云：「屐齿厌登临，移灯后，几番凉雨，潘郎渐老，风流顿减，闲居未赋。」又有谁能理解词人孤独落寞的内心世界和孤苦枯竭的心灵呢？
史达祖深切怀念逝去的妻子，他曾陆陆续续写下十一首悼亡词。如【忆瑶姬·骑省之悼也】、【寿楼春·寻春服感念】、【三姝媚】（烟光遥飘瓦）、【花心动】（风雨帘波）、【一剪梅·追感】等，这些词抒发了他对妻子的深厚感情，缠绵悱恻、感情真挚，读来凄恻动人，催人泪下。由此也可看出史达祖的人品并没有所说的那么不堪。
「忠于其国，缪于其身」， 史达祖的一生是不幸的，而他的不幸又很少博得后人的同情。科举不第，由于多年追随韩侂冑，特别是力辅韩侂冑北伐而遭人贬斥。文学史家每因其依附权贵而薄其人品，兼之轻其词品。但是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史达祖不论人品还是词品都没有前人说的那么低劣。其实，若全面论人，从大节论人，史达祖不论是布衣寒士时，抑或依附韩得意时，都是力主抗金的。史达祖不过是个可怜的落魄文人，在科举不第，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依托韩侂冑，在他的幕下做堂吏是情有可原的，况且他并没有背叛国家、有辱人格的不可饶恕的罪过，我们不应该对其要求那么苛刻，仅仅因为他与韩的关系便把他打入死牢，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完全贬低他的词品和人品是不公正的。可喜的是现在有些人已经摆脱了前人的观点，认识到了史达祖的价值，但为其翻案又似乎过火，他们大力鼓吹史达祖是典型的爱国词人，把他划为爱国派。我认为这大可不必，没有必要非得把他划为哪一派。完全贬低他，把他说的一无是处、体无完肤或是热情褒扬，极力称赞他爱国，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史达祖是个历史人物，是个感性的人，我们应该尊重历史，结合他的人生遭遇、心境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对其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还他一个本来面目。(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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