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府的失败不只是军事的失败，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和世界观整个体制的失败；战场上的失败只是体制失败的结果。
蒋国府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崩溃并不始于1949，也并非始于抗战胜利后，而是从战前就已开始。
1949只是大崩溃的末日。
抗日战争中，美国驻华大使馆有一位年轻的外交官约翰‧S‧谢思伟，会说一口流利汉语，是地道的中国通，曾深入中国乡村做广泛的社会考察。
他曾于1944年6月20日，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报告──〈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简洁描述了蒋国府的败象。
他这样写道：
「中国面临经济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心涣散，士气民心低沉......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网纪废弛。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薪水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农民对滥肆征兵，征税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摊派不满......。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满正在增长。国共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表明有所缩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已经普遍同意，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党内的不满和宗派活动......知识分子抨击委员长的独裁统治，越来越公言不讳。」
抗战胜利后，中国曾有短暂的和平。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日，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盟、青年党等﹚三方共同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谈」；于1月31日结束，通过了五项政治协议﹙政府改组、军队国家化、施政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以「民主、和平、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主富强新中国的强烈愿望。
不料，这个代表中国人民民主愿望的「政治协商决议」，竟被国民党的顽固派撕毁。
依持军事绝对的优势和美援的支持，1946年6月26日蒋下令国府军向中共的中原，「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在各地发动总剿匪。
自此，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在这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不断强力镇压「反内战、要和平」的学生运动，且暗杀、逮捕民主人士，取缔民主刊物、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自绝于中间派的民主运动，连温和的民主潮流也成了敌人。
当国民党政府得益于「剿匪」胜利之时，社会经济却急速濒临崩溃。
入不敷出的军事财政，只有靠大量发行纸币和大抽税来应应；这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粮价飞涨，造成人民生活困顿社会动荡不安。
因此，从1946年底开始便不断爆发了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甚至抢米风潮。
国民党统治区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
在危机的压迫下，唤醒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和民众，奋起投入反蒋爱国民主运动。
相对于内战战场上的第一战线，国民党统治区却形成了社会经济的反蒋第二条战线。
当时有名的民主人士施复亮，于19473年3月6日﹙也正是台湾发生228事件时﹚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文，其中指阵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特点，他指出：
「国民党统治集团因目前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显然是坚持一党独裁的反政协的反民主的政治路线。
这一政治路线至少有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在阶级关系上说，只代表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特别是大官僚资本家大地主﹚的利益。
第二，越顽固越反动的集团和份子，在党内越占有势力，越能控制党政军大权。
第三，以武力维持政权，并企图以武力消灭「异己」﹙主要是中共﹚。
第四，在国际和国内的民主高潮下，企图拉拢既无群众基础又无政治操守的小党派和「社会达贤」，伪装民主......。
第五，坚持一党（国民党）法统及其所制定的「宪法」......依旧保持一党专政的实质。
第六，在对外关系上，完全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一切「唯美是从」、「唯美是赖」，甚至不惜把中国逐渐变成美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
这样的政治路线，无疑地是违反整个国家利益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线，也是违反虚假的三民主义和举着革命大旗传统的反动的政治路线。」
施复亮在国民党政权最强大最骄横的时刻，准确地指陈了其反动的特质。
这种反动特质注定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快速崩溃。
这就是为什么不到二年之内，号称500万拥有美式精良装备的「国军」，被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摧枯拉朽地歼灭，只剩下几十万嫡系部队狼狈逃台。
其实，逃台后的蒋政权，虽然失去了它在大陆的真实阶级基础﹙在大陆实际统治的土地、人民、财富的社会阶级关系﹚，但仍残留其统治阶级意识，和残存的党政军特。
施复亮指陈的五点反动特质，也原封不动地搬到台湾，君临台湾社会之上，继续用军事戒严和白色恐怖维持在台湾的统治，长达37年。
施复亮在战后初期对国民党政权批判的话语，与台湾70年代的民主运动反国民党语言是多么地相似！
只可惜，80年代中末期，台湾的民主运动被「本土运动」﹙台独运动﹚所取代后，逐渐失去了这样的批判视野。
同时，也使这种反动特质失去了被彻底批评和自我反省的机会，反而披着美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和「台湾意识」的外衣，继续反现代中国，继续筑高两岸的壁垒。龙书就是其中的最好实例。
国民党的「战争和失败」
就让我们看看蒋政权背后老板──美国，如何看当时的蒋政权吧！
当时，从骨子里反赤，对「民主同盟」也不表同情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向美国务院的报告中，对国府败相的描写充满了如「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败主义」等字眼；认为国府「随着军事和财政的急速恶化......政府人员更加灰心丧志、毫无斗志，并最后变得一蹶不振、或无所顾忌地营私自肥。」
报告指出：
国府高官对政、经、军形势日趋恶化的悲观与绝望的情绪，与日俱增，甚至：「政府不久便会失去维持其统治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民众......」。
相反， 反赤的司徒雷登对中国共产党的描述中则充满了了正面形象。
「他们正稳步地改良组织和训练，官兵同甘共苦，为理想而献身战斗，抛弃一切自私的野心和个人享受，很少或没有迹象表明莫斯科供给他们物资援助。」
1947年7月22日，被美国总统任命来华调查的魏德迈来到了中国。
一个月间遍访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各地，进行视察并接触各阶层人士。
他于离华前二天，在国府的「国务会议上」进行了演讲，演讲中重重痛斥了国府：贪污腐化无能、充满失败主义、失去信心、精神资源破产；且秘密警察横行，滥捕滥杀，失去了人心而助长了共产党的势力。他还强调：必须承认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必须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
龙应台笔下出场的一个个战火中的受害和冤屈的幽魂，应该可以从这报告中看到，真正肇造个人悲剧的力量，不是别的，而是在战火背后的、自己追随不渝的国府政权。
这个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败主义、已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权，注定最后被战争摧毁。在兵败如山倒的政权崩溃剧中，作为政权一部分的个人不管以怎样的方式都难逃悲剧的命运。
把个人的悲剧只归咎于战争的残暴，而不追究背后造成残暴战争的政治、社会经济原因以及因腐败带来战争的政权，那么，也只能永远活在战争的敌我仇恨的幻想中。
已无须别人来击败他们
龙应台书里也提到了济南战役。就像书中描写的任何战场一样，把无法求证永无对证的个人回忆，截取有利的一段，再用文艺手法加工，编织成一幅解放军惨无人道的画面。至于战役的真相如何，则不是它所关心的。
济南战役中最关键的部分，应该是守军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两万人「起义」，但是龙书一字不提。
后来吴化文部队加入了解放军，而在解放军渡江﹙长江﹚作战时，是吴化文部队第一个开进了南京城，和平接收南京。
当时美国驻青岛领事，曾对于解放军一星期就把济南拿下甚为震惊，事后评论道：
「该城迅速失陷之主要原因，乃为心理的非军事的......国军及大部分山东人民对于政府之继续内战，使生灵涂炭，经济枯竭，均大不以为然。于是叛变降敌者有之，不战而退者有之。」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在向国会的报告中，提及：
「国府在军事上真正垮台，是从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开始，第一批大规模的叛变和崩溃发生在九月济南失陷之时，当时政府军队不做任何努力，带着一切物资装备投降。」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形容济南战役后蒋国府的一切变化，就如一幕「希腊悲剧」：
「一九四八年最后三个月的经历，有如一幕希腊悲剧。在军事失败、货币贬值、民情激愤的悲惨情况下，蒋总统独能屹立不移。」
1949年的悲剧剧本早在1948年以前就写好了，只是因为「蒋总统独能屹立不移」，才使得崩溃剧上演得更快，也使剧中人落入更彻底的悲惨命运，结果使悲剧更为悲剧。
1949年7月31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道：
「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察出的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它的部队已经丧失了斗志，它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产党则通过一种严酷的纪律和疯狂的热忱，企图使人民相信他们实为人民的保护者和解放者。国民党部队已无须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没有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