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召开前，教条主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遵义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再次进入核心领导层。当时，作为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的王稼祥在这一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多年后，毛主席曾多次感叹：
「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此后，王稼祥彻底脱离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并开始坚定追随并支持毛泽东同志。
初到中央苏区，虚心学习军事
1930年3月，在苏联留学的王稼祥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 这时，他是王明路线的积极支持者。
1930年12月28日至次年1月3日，蒋介石集结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接连打下胜仗，歼敌1.3万多人，缴获大批物资。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令人振奋，战士们信心满满。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占了领导地位。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主动要求赴中央苏区工作。
就这样，王稼祥踏上了刚刚打通的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辗转多日后，王稼祥一行人于4月抵达中央苏区。
这时，由于第一次「围剿」的失败，让蒋介石十分愤怒。为了将共产党的革命火种彻底消灭，蒋介石又下令调集了18个师另3个旅共约2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二次「围剿」。蒋介石集团在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不止在兵力上增加了一倍，在作战方式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兵分四路，稳扎稳打，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
王稼祥一行人便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抵达中央苏区的。
为了打破蒋介石集团的「围剿」，苏区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然而，这次会议上意见分歧较大，对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未能达成一致。
4月17日，会议继续进行。王稼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不过，由于他刚刚抵达苏区，对当地形势一知半解，加之他本人也并没有作战经验。因此， 王稼祥将这次会议当做了自己学习的机会。
会上， 关于「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和「分兵退敌」的主张，毛泽东坚决反对。 他指出： 依靠根据地有利地形，诱敌深入，可以击破敌军的「围剿」。 起初， 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由于这是个关乎生存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提议扩大会议范围。于是，在各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出席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许多高级干部的支持。毛泽东在会上指出：
「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的嫡系，且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打仗；红军刚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因此，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时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
会议作出了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围剿」的决定后，毛泽东紧接着又提出了具体作战方针，经过进一步讨论，会议采纳了他的建议。
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上受益匪浅， 这些高级干部们长期坚持斗争，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尤其是毛泽东，不仅能够作出是否应战的决定，就连具体作战方针，战后发展等有相当透彻的见解，而且他在叙述过程中很有说服力。
几天后，王稼祥专门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讨教军事问题。 两人简单寒暄过后，便开始了交流，从他们各自的经历到马列主义、从反「围剿」作战到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在跟毛泽东的交流中，王稼祥越发佩服这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红军领袖。他又问了毛泽东一个十分好奇的问题： 「这次会议制定作战方针，讨论先打强敌还是先打弱敌的时候，有人提出要先打强敌，而你主张打弱敌。从战略上讲，不是应该先打强敌吗？一旦打败了强敌，弱敌不就望风披靡了吗？」
毛泽东笑着解释道：
「战略上也有先打弱敌的道理，这也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有这样的话：‘故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不过，我在讨论时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说服大家。」
此后，王稼祥多次向毛泽东讨教军事问题，并对他的决定给予支持。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方针在第二次反「围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反「围剿」刚刚结束不久，国民党军队便发起了第三次反「围剿」。为积极备战，王稼祥发表了【努力准备第三次革命战争】的文章。可以看出， 短短三个月，王稼祥已经从对军事一知半解到开始懂得军事，甚至能够参与作出战略决策了。
第三次反「围剿」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指挥和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努力作战下，取得了胜利。
王稼祥在反「围剿」战争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曾说：
「王稼祥参加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当时，我们感觉到若是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当时，不少人对王稼祥的初印象便是一个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知识分子干部，虽然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后来， 在相处中，大家发现王稼祥有远见卓识，他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跟当时的革命条件是相符合的，也跟毛泽东的主张相符合。
遵义会议，王稼祥一语惊四座
在跟毛主席相处的日子里，王稼祥渐渐认识到了真正的毛泽东，他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革命家，而且已经开创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此后，他的军事和政治观点也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
1932年10月初，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举行， 会上，毛主席被调离前线，同时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会上，王稼祥发表了一番震惊四座的讲话，他说：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和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话令与会者十分震惊，就连毛泽东听后也有些反应不过来。会前，毛泽东虽然已经感受到了王稼祥思想的变化，但他能够坚决反对「左」倾错误路线，帮自己说话，还是令毛泽东感到震惊。 从这一点上看，也说明王稼祥已经放弃了「左」倾错误路线。
为了向与会人员证明自己的观点，王稼祥再次说道：
「大家也都知道，我跟毛泽东同志并不是故交，认识的时间也不长。不过，我跟王明、博古等同志倒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还是同乡。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在搞什么‘小团体’或是‘宗派主义’了吧。」
然而， 王稼祥的支持并没有改变「左」倾路线领导人在党内掌握中央大权，毛泽东还是离开了领导岗位。 此后，红军在作战和建设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王稼祥公开对「左」的教条主义表达了不满， 甚至气愤地指责李德： 「像他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经过毛泽东的努力，他跟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得以结伴而行。一路上，三人最终在军事、政治思想上达成一致。 毛泽东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曾说： 「王稼祥同志从长征一开始，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同年12月，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公开批评中央军事路线，博古等人跟大多数同志之间的分歧越发突出。12月18日，黎平会议上，三人的军事主张占据上风，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得到采纳。
不过，黎平会议后，王稼祥深刻意识到： 「如果继续让李德和博古掌握军事大权，错误的指挥就不可避免，必须更换军事领导。」
于是，他主动对毛泽东提到： 「到了遵义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毛泽东说： 「好，我赞成。」
1935年1月7日，红军在突破乌江天险后，占领了贵州北部重镇遵义。红军在这次行动中突然改变行军方向，成功甩掉了前后夹击的敌军，在遵义获得了十多天的休整时间。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党攸关生死的一次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事先准备好了发言提纲。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召开，会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并承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错误，坚持认为失败跟错误的军事领导没有关系。 博古作报告时，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本折叠起来的毛边纸，一边听着博古的报告，一边在纸上写着什么，不一会儿功夫，已经写了好几页。
博古做完报告后，会场一片安静，没有什么掌声，或许是大家对他的报告不感兴趣，也或许是开会时没有鼓掌的习惯。博古有些尴尬地说道： 「下面请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军事报告。」
坐在座位上的博古，默默收拾了桌子上的报告提纲，十分留神地注意着大家的面部表情，想要借此看出他们的态度。 越想看清大家的态度，他就越紧张，一双眼睛透露着焦虑的情绪，有些诚惶诚恐的样子。
周恩来发言结束后，会场沉默了许久。博古说道： 「大家对这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请大家讲一讲。」
在座的同志们互相抬头看了看，似乎在思考些什么。这时，毛泽东第一个表态，他直言不讳地说道： 「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 紧随着又响起了许多不同意的声音 。洛甫、在躺椅里的王稼祥……
毛泽东、王稼祥、洛甫、朱德、聂荣臻等人先后发言，大家对错误的军事领导进行了批评，并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
尽管众人都已经表态，但谁都没有提到最高权力和未来由谁担任党和红军最高领导人的问题。 虽然大家已经在心里一致默认毛泽东是最合适的人选。最终，王稼祥提出了这一敏感的问题。
王稼祥说： 「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紧接着， 王稼祥提出应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并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指挥红军。 王稼祥在这一紧要关头坚定选择投毛泽东一票，这一票的分量十分重要。因为 他是从王明、博古的「左」倾阵营中走出来的第一人，而且还如此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这实际上是宣告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破产和失败。
遵义会议成立了 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也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王稼祥主动请求分配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因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毛病，王稼祥的身体一直不好，1969年，他跟妻子朱仲丽又到了河南信阳。1970年，王稼祥因高烧不退被送回北京治疗。
1972年，在医生的照料下，王稼祥的身体渐渐恢复，他迫切想要继续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贡献。
思考再三，王稼祥决定给周总理写一封信。信中，王稼祥写道： 「我想做一点点工作。虽然我长期有病，听力又不好，但我的脑力每天还能劳动几个小时，阅读能力也有一些。我特函请总理在万忙之中，考虑我的情况，能否分配我一点外事调查研究的工作。」
周总理仔细看后，在信上批示道： 「我同意王稼祥同志进行外事调研工作的请求。如果主席同意，请批示，以便能向中央报告。」
很快，这封信又送到了毛主席的桌上。毛主席看后，想起了跟王稼祥同志曾经相处的点点滴滴。 1973年，王稼祥再次当选为中共委员。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因病逝世，他还没有到自己想要去的外事调研岗位上工作便倒了下来。 1月30日，王稼祥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王稼祥同志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