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乡小里遗址发掘随笔
【内容摘要】: 邢台地区新石器考古多年来一直空缺，尤其后冈一期的面貌特征、文化内涵、类型区分、地方特点和遗迹构成均存在认知盲区，柏乡小里遗址的考古发掘填补了这一空白。资料以出土遗迹、遗物为依据，就当地气候生态、农业生产、居住环境及意识形态领域所涉及到的物质文化遗存，尝试性勾勒出太行山东麓地区这一时期人们的基本生活情景和文化雏形。
小里遗址发掘现场
2010年春，邢台市文物管理处与柏乡县文保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柏乡小里村古文化遗址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由于工作原因我也滥竽其中。小里遗址的文化性质在我国考古学领域称为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阶段后冈一期文化系统，历史纪年在公元前4720—前4540年（树轮校正后）之间，属原始社会中期阶段。遗址中出土了两座房址(F1、F2），为我们认识当时人们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提供了真实而直观的实物材料。两座房址均不完整存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可能与当地沙质土壤和泜河水患有关。根据遗迹残留可知，房屋形制为圆形半地穴式，地穴深度在40—105厘米之间，室内可使用面积一般不过10平方米。在室内地面中部和坑穴周围的环壁上，发现数量不等的柱洞。柱洞为圆形或椭圆不规则形，部分柱洞底部留有石块、陶片或硬土块，这种硬物垫底的做法可能起到柱础的作用。室内地面柱洞均为直立竖穴，壁上的柱洞方向以室内空间中心向上斜直与地面形成约45度夹角。经在柱洞遗迹插杆模拟实验，室内中间用若干圆形木柱直立支撑，周边坑壁穿插檩木与之搭建，这样形成一座圆形攒尖顶半地穴式建筑居室。
F1发掘现场
F1三维模拟图
F2的门道位于东南侧呈不规则斜坡形，室内地面有踏踩结痂硬面，并在室内西北一侧发现灶迹。室内居住面遗留大量灰烬、鱼骨和经焚烧过的动物骨骼以及骨、石器生活用具，这些遗物应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废弃物。从发现的房址来看，F1与F2作相邻或相依搭建，其建设理念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依赖性。
窖穴（JX）共发掘8座。深度2.5——3.5米之间，直径3米左右。这种坑穴均体积较大，坑壁修整规矩，坑底平整，有的在坑壁上部和底部留有柱洞，有的设有多层台阶，有的在坑壁上建有1—3步数量不等供人们上下使用的脚窝，这种遗迹应是房屋的附属建筑。
JX7发掘现场
窖穴壁上留有的柱洞方向多是横向的，底部柱洞均为竖向直立。可以看出这种窖穴中间用若干木桩直立支撑，上面再用木棍横向搭建并掩以植物茎叶，以达到隐蔽坑穴之目的。其用途可能是用于储存食物的窖穴，或许是防止大型动物袭扰的陷阱，因当地有水牛、麋鹿、熊和野猪等大型动物出没。从建筑遗迹平面分布难以看出其营建规律，但总体布局体现出群落、集中、紧凑和关联性，细节上更多反映出的是随意性、实用性和一些不经意的变化。灰坑、窖穴这些与生活有着密切关联的遗迹，多分布在房址周围不远的地方。F1与F2作东西横向连接，这种连体式房屋，或许是为了某种需要而设计的一个功能性组合。在F1和F2 的北侧，横向分布有窖穴、窑址和灰坑，东侧纵向分布有窑址和窖穴。这种生产与生活遗迹相互依邻的安排，应是这个聚落形态构成的另一个特点。纵观遗址总体构成，早期的聚落中心坐落在河道东岸南端，这种定局应与地理位置和居住环境有关。以房子为中心的居住位置的选择要格外用心，即要避免因洪水频繁袭扰带来的自然灾害，又要依赖便捷的水源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同时又要兼顾对遗址东侧平坦土地的耕作和灌溉，这样一个居住环境的选点对当时人们的生存能力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以距河道最近的房址（F2）来说，它与现行河岸直线距离为80米左右，除去后时代河滩堤岸的自然漫漶与人为破坏的因素，原始距离应在百米之外。实现上述的居住理念，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最佳选择。小里遗址早、晚两个文化期的产生时间，是沿河道由南向北依此顺应延续的。发掘资料显示，早期遗存面积约在1万平方米，集中坐落在东南端（即重点发掘地段），这是小里先民来到这里最早营建的居住生活点。晚期遗存由此沿河道东岸向北渐移，遗址面积亦逐步扩大，至遗址北端遍及河道的两岸。根据这种延续态势，推测晚期文化遗存的中心位置，应在与早期遗存南北纵向轴线之上的北部，这里应是小里先民直系后裔的居所。
人们日常生活使用最多的是陶器器皿，这也是出土遗物中占比最大的一类。器型有钵、碗、盆、釜、小口壶、小口瓶、灶、支脚、器盖等。其中，以釜（锅）、灶、支脚为炊器；以钵、碗、盆为盛储器；以壶、瓶为汲水器。陶釜在早期炊器类中数量最多，内里表面普遍光滑，似用米汤汁浆制，这与炊煮的食物可能存在一定关联。这时的人们已经走出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陶炊器组合
陶盆
陶钵
石器的用途是生产工具，器型有铲、磨棒、磨盘、刀、斧、凿、锛、耜、匕、钻、饼、砾石等。其中铲的数量约占出土石器总数的47%，刀约占出土总数的14.5%，磨盘和磨棒这种组合器约占出土总数的13%。这组数据是出土石器前三位的排位情况，这种数量上的差异不仅是生产方式的体现，同时也是生产结构的直接反应。这种薄而宽的双刃双面磨制石铲，用于土地的耕作。当地是沙质土壤，很适用这种铲做效能的发挥。所见石铲大多为残断品，这种遗存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石铲工具日常使用率较高，农耕比重的突出，另一方面反映出石铲工具在使用功能上的多面性和广谱性。这里的石铲无论体积大小，均有扁、平、薄之特点，无论直刃还是弧刃，其物理特性均作用利索、功效迅速。也正是由于形体薄弱、抗击打能力差，才是造成损坏率高、遗留残品多的重要原因。
石铲
石铲数量的庞大和石斧数量的贫寡，说明这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萌发阶段，已进入耜耕时期。磨盘、磨棒这种组合式粮食加工工具全部为红砂岩质，质地粗糙，很适宜对带壳谷物的加工研磨。由于这种石质的强度较差和器型较大，才使遗存磨盘无一完整的重要原因，当然不排除农业生产的进步而带来对后加工工具需求量的增加和使用率提高的缘故。
骨器，可分两大类，即工具类和装饰类。针、锥在工具类别中数量最多，尤其针的遗存在整个器物群中显得格外引人关注。这种大到十几厘米，小至寸余，针鼻孔径不足1毫米的缝纫工具，只有作用于细薄面料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存在。这种细小的缝纫工具对人们以兽皮、粗麻为衣的认识观点提出了挑战，它将开阔我们对其应用对象的认知视野。
骨笄
骨笄的功能主要是人们用来对头发的束缚与扎固，使劳作起来更加舒适与便捷。它的制作多是利用小动物或鸟类的整体腿骨略加修整而成，没有装饰性的美学倾向，表现出原始的自然与本能。灰坑（编号67）中出土的骨环通体磨制光滑；房址（F2)出土的绿松石坠是利用天然松石粒精磨而成，中间钻一穿孔，颜色青翠欲滴；灰坑（编号p）中出土的骨质圆形片饰，通体磨制光洁，外环半周施以切割锯齿纹，中间有一对向钻孔用以悬挂。这些装饰性用品在整个器物群中数量虽少，但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思想理念，可以看出人们对它赋予了太多的用心和投入。这种饰件根据器型学原理，应该是用于颈项的佩戴，它与发笄的应用对象和人们赋予的精神理念是截然不同的，显现出另类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对生活的装点和对唯美的倾向，表达了人们最初的精神欲望和对自身价值的关注，人们的唯美思想启蒙应该是从胸前佩戴开始的，它要早于头饰对人们行为的支配和影响。
饰品
这种自我唯美意识的产生，开始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先河。
小里遗址出土野生动物遗存有30余种，其中有水牛、麋鹿、白河丽蚌和失衡丽蚌。这些南方热带亚热带物种主要分布在淮河和华南低纬度地区，它们能在这里出现是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关。华北地区在柏乡小里遗址的生成时段，是「全新世大暖期」的后期自然阶段，属亚热带气候环境，动植物遗存与南方地区差别不大。随着商、周之际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温暖湿润多雨的环境向南推移，才使华北地区的动植物遗存与华南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差别。在遗迹单位浮选结果中出现了三种农作物种子，即粟、黍和稻谷。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完成了对粟、黍、稻农作物的野生驯化，并进入了人工栽培阶段，人们由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发生转变，原始农业已经进入发展初期。其中粟粒的出土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农作物，人们的食物以粟、黍、稻为主，再辅以渔猎与采集野生坚果，三元架构共同建立并承担起太行山东麓小里先民的饮食体系。通过上述分析，可基本勾勒出小里先民一个概念性的生存模式：这族人群最初以20——30人的规模来到了这里，在亚热带气候环境下以部族家庭式社会单元为基础定居在泜河岸边，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屋内，使用石铲生产工具耕作田地，石刀工具收割农作物，用石磨棒与石磨盘加工粮食，使用陶器炊煮食物，从而维持生存与发展。
小里遗址文化遗存，代表了当地人类早期物质文化发展成就，闪耀出太行山东麓地区人类文明的曙光。它的文化成就对后期社会发展产生过那些影响？这族人群最早是从哪里迁徙过来的？他们的延续发展去向又是哪里？是在本土繁衍至今还是另有他途？众多问题需要今后考古实践来完成其文化链的科学闭环。可以肯定的是，六千多年的文明史绝不是单向的文化生成，如何将它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抽丝剥茧，把古人类基因测序和文化生成的脉络相吻合，应是当地新石器考古工作继续关注的重点。柏乡小里遗址揭露出的大量信息，将对以下课题研究直接产生影响：1、自然环境与人文关系的构成。2、人类迁徙与文化的传播。3、原始宗法文明与古代音乐之关系。4、北方原始农业发展历程。5、亚热带物种遗存与北方气候的变迁。它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将在后期研究中逐步体现出来。
亚热带动物遗存
农作物种子遗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