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外来往甚为有限。但就像任何默认印象一样，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想象的更加复杂微妙。事实上，在这看似封闭的时代，仍有一批中国商人逆风而行，驶往遥远的日本海域进行贸易。当年清朝官员对他们的行踪紧盯不放，甚至将证明发放权力上移至中央。而在日本一侧，当地幕府虽口称拒绝与中国官方来往，却对这些＂私人＂商旅网开一面。两国当局对中国商人的态度如此矛盾，反映出当时的纷扰复杂局面。那么，在这番重重阻挠下，这批＂唐船商人＂最终能否抵达梦寐以求的日本？又将面临怎样的贸易囧途呢？
一. 海疆钥匙:清朝官员的＂临行踌躇＂
1716年的一个深秋，国子监的钟声敲响，宣告着一年一度的贡生科考的开始。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主考官倌来了个＂大个头＂--著名理学家顾名垂从北京亲自前来主理这场考试的评点工作。
顾名垂一身汗青教子之风范，让在场的生员无不心生敬重。他一向对学生严格要求，恪守师长教诲的经师旨意，明明是为人师者，却偏偏把自己比作一介＂书童＂。这一切的行止举止，皆为当年启蒙恩师郑板桥先生＂正心笃行＂的教诲而应和。
今天的考题自是顾先生斟酌已久，终于提笔落墨而成。生员们苦思冥想之时，纸面上渐渐浮现了最高深的理学之道、圣贤经术。殊不知这时的顾先生却正干着一桩与儒衫大相径庭的勾当--他正在与地方衙门的人商量着出海贸易的事情。
任何一个当过大学士、曾执掌权柄的人，都不会轻易走上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但身为户部侍郎，分管全国海防的顾名垂不得不在出海贸易一事上千思万虑、斟酌再三。
在顾先生眼里，那些日日晚间游走于东亚海疆、穷奇偷奇的商人，其所作所为简直就如同舞文弄墨的瞎子摸象一般，难辨真伪。他们有的贩卖紫砂壶、有的贩卖瓷器，甚至有人谎称自己是驻外商馆馆员。这些都让顾先生忧心忡忡--倘若其中夹杂了狐假虎威的奸细捷径，让他们趁虚而入，那可就危及国家的海疆大计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近些年来广州口岸开启之后，到海外做贸易生意的商人越来越多。海关将军纷纷透露，情况已经禁不住商旅竞相趋之的盛况，不得不一一发放出海凭证以作管控。原本这等证明都只是地方政府拥有签发的权力，但此事关乎国计民生，难免要上报于中央阁阃。于是，从顾先生那一次开始，一张出海贸易的凭证竟走上了一条由中央审核最终签发的周折之路。
以前的时候，只要是本籍人家，找了当地衙门递上一份乞文，官员就能批准其出海贸易。如今却不行了，先要填具出海船只的规格尺寸、船员数目清单，再要说清楚自己的人际关系，要带什么货物前往何处，以及出海和归来的时日期限，生怕出了什么岔子中央和地方都要为此负责。
就连从前官府睁只眼闭只眼的做法，如今也不再存在。过去中央倡导的只是＂严禁海外贸易＂，但只要是通过合法渠道，踩了点边儿线的小生意也就被容了下来。但现如今，只要是出现半点蹊跷，大帽子就会罩下来，一律归为＂走私＂。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严厉态度，让那些原本想着躲过一劫完成半生买卖的商家们人心惶惶，生怕一着不慎就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二. ＂红顶私商＂:官府的＂开明与保守＂
在这片东亚的海疆之上，一股奇特的风潮正在兴起。与传统等级森严的等级制度格格不入的是，一批平民百姓竟然凭借着＂海外贸易＂的门路赚得盆满钵满，甚至还因此获得了可与官员同列的地位荣耀。他们就是那些身披＂红顶＂的中国商人。
这帮原本出身贫贱的＂私商＂如何能获此殊荣？一切还要从清朝初年的一纸＂特许状＂说起。当年康熙帝赏识商人的实干本领，准予他们进行海外贸易，获得的利润则可以向官府缴纳以换取官衔。于是，一批批聪明能干的商人慢慢在民间崭露头角，他们在东亚各地遨游经商，赚取了可观的财富，用以向官府购买官职。
就这样，一个个光华灿烂的＂红顶商人＂诞生了。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允许他们组建自己的行会，对内进行自治管理，对外则充当官方与民间的沟通渠道。凭借着与生俱来的世故睿智，他们在中国的海疆地带进出如常，在日本的港口也是熟门熟路，同时还要在家乡娴熟处理行会内部的纠纷。无疑，他们是中日两国间重要的贸易纽带。
然而，要想获得这等身份地位绝非易事。即便是在康熙年间，官民之间的门第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当权者对这批平民百姓能凭＂买办＂的方式获取官职深感不齿，认为这是＂因袭＂之实，殊为不合礼制。更有甚者，视之犹如异端邪说，认为纵容了＂红顶＂的存在就是在渎职亵渎君威。于是，无数满洲旗人和汉人官员对此大加阻挠，极尽诋毁之能事，将这批＂商人＂抹黑为＂草根＂、＂骗子＂等恶毒之语。
即便如此，这批＂红顶商人＂依旧屹立不倒。相比起内陆，沿海一带的官府显得更加睿智开明，他们认识到这批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在沿海地区的广东、浙江等地，不仅有官员公开表态支持＂红顶＂，更有地方政府为此人出具各种证明文书，以便他们畅通无阻的去赴日本从商。
就这样，一场官民之争在沿海地带持续了百余年。最终，到了嘉庆年间，这批＂红顶商人＂的地位终于获得彻底的承认和肯定。那时的朝廷也终于意识到，倘若孤芳自赏的闭锁国门，终将无法在大潮新邻中生存下去。而这批商人所创造的财富和他们在海外的人脉关系，都是帝国蓬勃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从此，＂红顶商人＂这个群体正式被纳入朝野的视野，他们的贡献终于获得应有的认可。
三. 东瀛渔获:日本人的＂精打细算＂
在遥远的东瀛岛国，清朝的＂红顶商人＂们可谓是赫赫有名。他们驾驶着那些张帆满仓的＂唐船＂，自中国沿海一路航行而来，最终停泊在日本的长崎港口。然而，这里可不是什么欢迎外商的自由港湾，相反，当地幕府对于外来的商旅们可谓是防范有加。
起初，日本人对于这些远渡重洋的外国客人还是持以怀疑与戒备的态度。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外商们全数安置在长崎的出岛上，限制其活动范围只在出岛一地。即便是在狭小的出岛之上，日方也悉心布置了层层把防，生怕这些不速之客暗地里搞什么鬼祟勾当。
这一切的戒备皆源于日本当年＂锁国＂政策的产生。长年的战乱让这个岛国人心惶惶，生怕再被外族扰乱了根基。于是，德川幕府做出了断然的决定，除了中国和荷兰，其余西洋国家一概谢绝贸易往来。即便对于中国商船，幕府也是先抵制再放行，生怕这等异邦客人暗中搞破坏。
虽说如此，日本人却也非盲目狭隘之辈。相反，他们相当精于算计，心思缜密。待到中国＂唐船＂上运来的货物一件件呈现在眼前，大大小小的商品应有尽有，无不令人大开眼界。从瓷器到丝绸，从药材到紫砂，再到当年最新奇的怀表火柴，五花八门的商品一应俱全，让东瀛人大为赞叹。
难怪，一些商业头脑极为精明的日本人当即就垂涎欲滴，主动向当局求情，希望能欢迎这些＂唐船商人＂前来做贸易生意。就这样，当局虽犹疑万分，仍不得不发放了一批批出入港证，将这些中国商人纳入了贸易往来的大门。
为了能够将贸易掌控在自己手中，日本人可谓是费尽了心机。他们首先将贸易船只和规模加以严格限制，规定唐船不能超过5艘，船体不得超过300吨。除此之外，日本人还为每一艘贸易船配备了当地的＂检查役＂和＂居留守＂，负责监督贸易活动，防止发生任何违规行为。
与中国官方的态度截然不同，日本当局对于中国商人的态度着实宽松得多。无论是对于货物的品种，还是对于贸易往来的频率，日方均采取了＂无条件通行＂的开明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亦是出于他们对自身文化产品的自卑——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受中国文化影响之下，所以难免对来自中原的货品趋之若鹜。
日本官方的立场无疑是＂小心翼翼＂。一方面警惕外族入侵，一方面又对中原遗风余韵充满向往。于是，既戒备又欢迎的矛盾心态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直到19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日本才最终完全放开了贸易大门，结束了长期以来实行的＂锁国＂政策。
四. 天风海啸:商路上的＂九死一生＂
在东亚这片汹涌澎湃的大海之上，每一次商船的航行都是一次勇敢的冒险。对于那些驾驭＂唐船＂前往日本经商的中国商人而言，他们所面临的更是重重艰难险阻，充满了生与死的较量。
最先遭遇的便是复杂多变的海上天气。这片辽阔无垠的太平洋上，经常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台风和海啸，迫使商船不得不紧急备航，寻找就近的海岸线借助庇护。如此一来，原定十几天的行程就可能被无限期延后。
但是，躲避风浪并非那么容易。1701年6月，浙江温州一处海港，一支远渡而来的商船队正准备重新起锚启航。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正是日本长崎，想必在那里必定有着丰厚的贸易回报。
谁知，就在这时一阵强疾风忽然刮起，大浪如狂野的猛兽一般向港口扑来。顷刻间，狂风巨浪便将码头边的几艘商船生生掀翻，船上的货物纷纷落入大海，而船员们也被卷入滔天的海啸之中。
这还只是开始。就在人们惊魂未定之时，紧接着便是一连串的灾难。先是强降雨肆虐，继而狂风骤起，夹杂着闪电和巨雷，宛如天灾人祸一般。被困在港口的商船们无处可躲，只能任凭大浪横扫而过，许多船只瞬间就摔成了稀烂的碎片。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天公突然开恩，阴云散去，狂风雨戛然而止。但这才刚刚开始——经过这番大雨的冲刷，大海变得异常平静，但也带来了更可怕的灾祸。
当年的中国商人素有通晓天文地理之学问，哪怕是难逃一时，他们也都知道这般海上宁静必将导致巨浪袭来。果然不出所料，从远方渐渐卷起了一道惊涛骇浪。待到贸易船队反应过来时，已为时已晚。汹涌的大浪如同无数条巨龙般疯狂扑来，船只节节败退，丝毫无法阻挡这狂暴的气息。
眼见着团团巨浪朝这边汹涌而来，船上的商人们顾不得那些成箱的货物，纷纷弃船逃生。然而，无论如何也难逃这番浪潮的追袭，不少逃生的商人和船员都被席卷入海中，有的在浪尖上翻滚，有的被卷入海底深渊。最后，只剩下两三艘艘幸存的商船孤零零地浮在水面，而其余船只连同巨额货物则全数沉没于斐济海峡之中，罹难船员多不胜数。那一年，唐船商人的损失惨重无比。
但命运之神对他们似乎并未彻底撒手。最后那几艘幸存的商船，历经艰难曲折，终于在几个月后平安抵达了日本。他们在出岛上全身狼狈地卸下余剩的货物，顿时引来了日方官员的大为震惊。这才知道，原来暗潮之下，还有更大的灾厄在上演。
五. 生死仇狙:民间的＂势不两立＂
贸易固然是和平共赢的大好事，但在中日两国的历史长河中，也曾上演过一些激烈的生死较量。在那些年代里，双方虽都是东亚传统社会的一员，却也难免会因利益的冲突而产生矛盾纠葛。
一处名为＂生米之乱＂的事件，正是这种民间矛盾激化的一个缩影。事情发生在1639年，发生地点正是长崎的出岛。那一年，一批满载着大米的中国商船驶进了长崎港。然而，当地人看着船上的那些满仓的大米，却生出了一股强烈的不安和猜忌之心。
究其原因，当年日本正值灾年，加之长期的战乱和藩阀混战导致粮食储备匮乏。眼见着外来的中国商团竟有大量余粮，本地人自然而然就多疑了起来，生怕中国商人暗中哄抬物价，从而谋取暴利。
于是，不少地头蛇开始在民间蛊惑人心，挑起了一阵排外的恐慌。他们央求当地的长崎奉行，认真审视中国商人携带货物的实际数量，对其严加查访。面对如此申诉，长崎官员自然不好拒绝。
于是，长崎的官员们展开了严格的检查。他们仔细查阅商船的每一份往来文书，审核里面所记载的货物的内容数量，并将其对照实际上船上携带的货物，一项项逐一检查盘点。双方官员查访核查，暗地里却有更多的矛盾正在滋生。
长崎人生怕中国商人暗中作祟，而中国商人也深恐日方人拖延不决，迟迟不让其交易卸货。互相的猜忌在双方之间蔓延开来，就像燎原野火般一发不可收拾。几番交涉无果，双方终因生米贸易问题爆发了剧烈的冲突。
当时，长崎奉行官员前往码头准备检查中国商船的货物，但被船上的商人拦阻在外，场面一度相当剑拔弩张。气氛越来越紧张，官员的威信也遭到了严重挑衅。中国商人绝不让长崎人擅自查看他们的船舱。奉行官们自然也不愿就范，甚至还请来了荷兰商人充当中间人，希望能说服中国商人听从指示。
但中国商人们对此也是一律不予理睬。毕竟，荷兰与西方列强一样，也是他们极力防范的对象。双方唇枪舌剑，争执不休，战火终于燃放了起来。几名中国商人大打出手，长崎的官员们也在混战中受了伤。
形势陷入了胶着，双方军民全部列阵待战，就像蓄势待发的两股浪潮一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方当局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三个月内不再检查中国商船，但要求中国商人三个月内必须全部离开长崎。
这一消息传回中国之后，引起了朝野一片哗然。康熙皇帝闻讯之后亲自批示，命令浙江、福建等沿海地方，三年之内严禁所有商船前往日本长崎贸易。这一极端措施显然是出于对日方的强烈不满和报复。
终于在双方努力下，矛盾得到了缓解。一年后，中国商船重新获准进出长崎，中日贸易也恢复了常态。这一场激烈的生米之乱，虽然只是两股民间力量的碰撞，却也折射出双方在贸易往来上的矛盾与隔阂，体现出中日之间那种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剑拔弩张的关系。
